许宏 | 二里头的龙形象为何“最中国”？

“许老师，出铜器了”

田野考古的日常工作其实是单调和枯燥的，因为它必须按照规范去做。但不经意间，也会有始料不及的意外收获，给我们的工作增添点色彩。正因为这种难以预测，所以考古总给人以神秘而惊喜的感觉。2002年春天，像往常一样，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发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没想到的是，一件小铜器的出土会使我们“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发现。

那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轻的队友走过来，压低声音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赶快来到他负责的探方。我们仔细剥去表面的覆土，一件饰有凸弦纹的铜铃露出一角，阳光下青铜所特有的绿锈惹人心动，近旁还有人骨露头。

宫殿建筑院内的贵族墓中，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位置示意

这应该是一座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墓，我马上让他盖好，随后对墓葬进行了“一级守护”。后来的发掘结果证明，这座墓葬在二里头时代，属于迄今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葬。墓内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铜器之外，还有玉器、漆器、海贝项链等 100 多件器物，我们将之编为 3 号墓。

最惊喜的发现还在后面。当时我手下有3 名队友、4 名技师，还有 9 位来考古队实习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可谓兵强马壮。同学们听说要为了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非常兴奋，主动请战，连女生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拔，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还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然后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上半夜还好，下半夜则比较遭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戏称是在为二里头贵族“守夜”。

3号墓的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上层的器物开始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绿松石片的出土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奇，根据之前的经验，它应该是以往发现过的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才意识到这将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断续分布，总长超过 70 厘 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以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铜牌饰仅 10 余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 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长度也只有 20 多厘米，而且它们一般都有铜质背托。

而 3 号墓发现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比较高，较为零散，我们推测应该是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所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位于墓主人腰部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相对保存较好，有一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

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曾经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该是粘嵌在木头、皮革或是织物等有机物上的，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被墓葬填土压塌以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概念，导致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片片分别取出以致完全无法复原。

因此，3 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那么，这长达70 厘米的绿松石片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

重见天日的绿松石龙

因为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有1 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就不可能实现对原器的复原。在这种情况下，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

于是我紧急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援，负责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技师建议，先整体起取，运回北京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了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

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是依照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它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偌大体积的土方重量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好在墓以下就是生土（没有经过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这样就可以将它的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上木板，周围再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往木框与土之间填上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最后用钢丝捆好木箱，送回到位于二里头村内的考古队住地。

到了住地，放在哪里又成了问题。害怕会有窃贼，于是想抬到二楼， 但这太困难了，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还有值班室外都无人居住，于是有技师建议先放到我的屋里，就这样，这个二里头贵族和他的绿松石器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至被运到北京。

大木箱被运到了北京，然而考古所科技中心的工作千头万绪，虽然文保技师答应尽快处理我们的宝贝，但随后的“非典”，导致盛装绿松石器的大木箱一直静静躺在那里等待着。

大型绿松石器揭箱清理

2004年的夏天，大型绿松石器终于开始揭箱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都颇为不易。但看到我们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是那么的黯然失色。

这件绿松石龙形体又长又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 厘米，中部最宽处有4 厘米。龙头放在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 案，还有多条从龙头伸出的弧线，似乎是在表现什么，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部到尾部至少有 12 个单元。

距离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处，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两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我们推测这件东西应该与龙身上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为一体。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到条形饰总长 70.2 厘米。

绿松石龙

龙形器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上，由肩部至胯部，与骨架相比略为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它由 2000 多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 0.2~0.9 厘米，厚度仅 0.1 厘米左右。

绿松石原来应该是粘嵌在木头、皮革之类的有机物上，它所依托的有机物已经腐朽，所以完整清理出来相当不易。所幸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只是局部的绿松石片有所松动散乱。

设想一下，如果没受过考古训练，到考古工地去发掘，没有老师在身边，一看到绿松石片，兴奋得见一片抠一片，等老师回来后你只能给他看装满一塑料袋的绿松石片，虽然一片不少，可是龙呢？这就是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单件文物收藏鉴赏最本质的区别。考古学是研究“物”的，但与其说它研究的是“物”，不如说它更关注“物”背后的背景关系。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 ；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也在瞪着你，仿佛在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浮出水面”，学者们将其誉为“超级国宝”。

二里头龙形象的源流

那么这件“超级国宝”是做什么用的，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使用它呢？

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件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 “龙牌”，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视觉冲击效果。龙牌上的图案， 表现的是龙的俯视图。而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高级贵族，应该是宗庙管理人员，“龙牌”应该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日本学者则直接把它称为“龙杖”“龙 形杖”，一种特殊的权杖。的确，在此后的殷墟和西周时期，用绿松石镶嵌龙图案的器具都是罕见的珍品，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普通器物。

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上面装饰的是升龙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该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

《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阳阳，和铃央央”的描写，其中“龙 ”（即“龙旗”）与“铃”并列对举，与3 号墓里这件“龙 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该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他所佩的龙旌或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但实际上，这条绿松石龙是有祖型的，而且还让我们找到了。绿松石龙头部清理出来后，我们就对龙头部为何有一个略呈矩形的托座百思不得其解。2004 年秋，二里头遗址持续发掘，在工余时间，我又开始端详绿松石龙的照片。正如之前说的那样，绿松石龙形器在出土前就有多处石片松动或散乱，龙头处因有些石片错位而导致图案不清，所以托座上的图案究竟表现了什么含义，这一问题一直萦绕于我的脑际。

我翻检相关的材料，试图能够找到某些启示。有一天，我凭印象查找曾看过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这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当我再一次看到这兽面纹，不禁连连感叹它与绿松石龙头的相似！

那面部的轮廓线、梭形眼、蒜头鼻子，甚至连鼻梁都是相同的三节，简直如出一辙！最具启发性的是从新砦兽面伸出的卷曲的须鬓，让我茅塞顿开。托座上那一条条由龙头伸出的下凹弧线，展现的不正是用绿松石难以表现的龙须或龙鬓吗？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是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该是龙形象，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因此，绿松石龙又成为解读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国之瑰宝的一把钥匙。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兽面纹

除了绿松石龙，龙形象的文物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比如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陶塑的龙或蛇的形象、刻划在陶器上的龙图像，以及陶器上图案化的龙纹装饰等。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比此前的龙山时代各考古文化发现的同类器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虚拟部分，呈现出多个系统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可能暗示了那些与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了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显然，二里头处在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期。二里头龙形象的诸多要素，比如龙的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目、额上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和菱形纹，乃至一首双身的形体特征等，都为二里岗直到殷墟时期的商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以青铜器为主的商朝贵族用器纹样，有许多可以在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中找到祖型。

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我们所熟知的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一定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试图用比较平实的“兽面纹”来替代“饕餮纹”的说法。更有不少学者指出，大部分此类主题的纹样应该就是龙纹。

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头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由龙形象也可以略见一斑。随着早期王朝的整合，社会文化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