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设置的“走马承受”，和马其实没啥关系，那他们是干啥的？
你听说过“走马承受”吗？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都难免懵然，甚至有人会望文生义，认为“走马”和马有关。其实，它是北宋太宗时始设的“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职官名的简称。他们最初负责边境军情的侦获，监督戍军，并将有关军情闻奏朝廷和皇帝。说简单一点，他们就是朝廷和皇帝安插在边境的耳目。后来，其官名、隶属、职权发生多次变化，尤以宋徽宗时变革为甚，至南宋高宗初罢废。
一、北宋走马承受的变迁
北宋初、中期，边患严重，与契丹、西夏争战此起彼伏。为有效抵御契丹、西夏侵扰，及时向皇帝禀报边情，同时更好地向边军将帅传达皇帝诏命，监督边军将吏，宋太宗在河北、河东、陕西、川峡等沿边诸路设“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充当皇帝的耳目。
宋太宗剧照
北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诸朝，走马承受的职责与太宗时大体一致，但职名、隶属、员数等都有所变化。到了宋徽宗时，对走马承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
一是扩大权限。宋徽宗在继续强化走马承受侦获、奏闻沿边军情权限的同时，逐步使其向人事、宗教、财政、司法、民政、外交等领域扩张。比如人事方面，诸路走马承受有时需要回答宋徽宗的询问，陈述官吏优劣，向皇帝举荐。宗教事务方面，崇宁元年（1102年），太原府路多地地震，宋徽宗派走马承受前往台骀庙设醮致祭，祈求神灵福佑。地方财政方面，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下诏，授予走马承受每季索取、核查本路“封桩见在钱物数”的权力。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再次下诏确认走马承受享有这一权力。司法诉讼方面，尽管宋徽宗在大观三年（1109年）下诏严禁走马承受参预军民诉讼。宣和元年（1119年）虽再次重申此禁，但若诉讼涉及要务或诸司高官，走马承受虽无审判权，但有监察并向朝廷检劾之权。外交领域，走马承受有时可充任外交使节。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差许亢宗为“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以广南西路廉访使者童绪为副使。
宋徽宗
二是设置区域扩大。大观年间，宋徽宗下诏在东南诸路“置走马承受公事”。这表明，走马承受公事不再仅限于边境地区，而且在财赋丰饶的东南地区也开始设置。
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下诏改诸路“走马承受公事”为“廉访使者”。职名的变化，恰如其分地表明“承受公事”职权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宋徽宗朝走马承受变革的原因
自宋太宗创设走马承受后，北宋前、中期，走马承受的官名、隶属、权责虽时有变化，但都变化不大，为何宋徽宗时，走马承受各方面，尤其是权限却极大地扩充了呢？
一方面，这是强化中央和皇帝集权的需要。走马承受的设置与权限，本来就是出于强化中央和皇帝集权的需要。北宋后期，承平日久，朝廷和皇帝对各地的控制日渐衰弛。宋徽宗改走马承受为廉访使者，新授或扩大其管涉各路民政、财政、司法等权限，就是要重新强化朝廷和皇帝对地方的控制，政归于一。
另一方面，这也是整顿基层吏治败坏的需要。北宋后期，各地吏治腐败透顶。宋微宗虽重用奸佞，极尽奢侈，经常御笔乱法乱政，但他对吏治败坏的严重后果，还算有较清醒的认知。他希望通过扩大自己的耳目走马承受的权限，达到整顿吏治，权力相制的目的。
再者，这也是搜刮财富的需要。宋徽宗即位初，还比较勤俭自持、励精图治。不久就开始奢靡腐化，大兴土木，国家财政经常入不敷出。搜刮、聚敛财富，成为宋徽宗维持自己奢靡生活的必需手段。为此，他不仅在财物丰饶的东南地区广设走马承受，还新授诸路走马承受检核本路财政收支的权力。这既可收防止地方官员隐瞒、低报本地财政收支，还可以动态掌握各路财富。
最后，这也是宋徽宗朝热衷扩边的需要。宋徽宗文韬武略虽然不太突出，但他却热衷于开疆拓土。他即位后，一改北宋以往与辽、西夏等“和平共处”的传统国策，一再挑起与诸国的战争。辽亡后，金国崛起，对北宋虎视眈眈。走马承受侦获、驰传军情重要职能和功效，再次得以彰显。
三、走马承受制度的利弊
从理论上说，宋太宗始设走马承受，意在强化朝廷和皇帝对地方，尤其是对沿边地区的控制，及时获知边境动态。宋徽宗对走马承受权限、名称的变革，本意也在于规范社会秩序，摒除官场弊病，巩固朝廷和皇帝集权。例如，走马承受对沿边军情的及时监控、侦获，有利于朝廷和皇帝迅速制定、变改国防政策；监督地方官员，干预司法、财政事务，可有效地防止或减少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弊端。
边军
但是，由于国家统治者奢靡风气的恶性引导和监管制度的阙失，致使很多走马承受也不可避免地与贪官脏官同流合污，甚至变本加厉。有的走马承受“皆贪贿，交通郡邑，商较馈送、置土物以事权要”，他们玩忽职守，公然或悄然收受贿赂，甚至怂恿、暗示官员行賄，对不肯顺从者，肆意污蔑中伤。他们屡屡奏报虚假信息，致使朝廷和皇帝决策失误。他们无视法令、任意侵权、干预军政。其种种违法乱纪之事，不仅没有推动北宋末年政清吏明，反而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恶化，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官员
文史君说
北宋初在沿边地区设置走马承受，主要是着眼于朝廷和皇帝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边情的考虑，顺应了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宋徽宗对走马承受“大刀阔斧”的变革，并非毫无章法，而是基于诸多考虑而采取的举措。不过，其强化朝廷和皇帝集权、监劾吏治败坏、规范社会秩序等理想设计，还是因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整体性腐败、走马承受们私欲膨胀、监管机制的阙失失效等因素影响，彻底走向了理论设计的反面，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衰亡。或正因其弊大于利，南宋高宗时将其裁撤。
参考文献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魏之江：《宋代走马承受设置时间考》，《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申忠玲：《宋代的走马承受公事探究》，《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秦克宏：《走马承受公事与宋代信息通进研究》，《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