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问题】过渡期: 葛兰西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 国政学人 第433期

作品简介

【作者】Milan Babic，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科学研究所(AISSR)政治经济与跨国治理项目组成员。

【编译】王泽尘（国政学人编译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

【校对】李玉婷

【审核】赵雷

【排版】贺奕

【来源】Milan Babic, Let's talk about the interregnum: Gramsci and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96, Issue 3, May 2020, Pages 767–786, https://doi.org/10.1093/ia/iiz254

期刊简介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是世界领先的国际关系期刊之一，也是少数几本涵盖整个学科的期刊之一。成立时间已超过90年，以学术严谨、注重实践而闻名。近五年影响因子为3.176, 2020年为4.010。

过渡期: 葛兰西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Let's talk about the interregnum: Gramsci and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Milan Babic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如何将葛兰西关于危机的三大概念应用到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反自由主义因素出现，本文探讨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出现的原因。利用葛兰西关于危机的三个概念，文章将这一复杂的过程性问题，通过实证主义方法呈现给读者。

文章导读

01

介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LIO) 正处于危机之中，其明显迹象包括：2008年几近崩溃的全球金融体系; 作为相反模式的“中央集权”经济体 (特别是金砖四国) 的出现; 欧洲和美国右翼运动的兴起;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2016年的大选。所有这些事件都挑战了LIO的各种支柱，从全球治理机构到经济开放，或者是多边贸易和安全合作。随着危机加深，两个核心问题也随之而来:“更新和重组”是否能够拯救LIO的未来? 以及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国际秩序）?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着眼于LIO的过去与历史，以确定其是否能够应对目前的挑战。第二个问题则面向未来，大部分讨论集中在中国的崛起以及中美霸权之争。但是这两个问题存在一个盲点：缺乏对危机本身的分析。作者企图将其分析为一场危机，而不仅仅是一段介于正在被侵蚀时期(LIO)和即将出现时期(未来世界秩序)之间的过渡期。本文基于葛兰西关于危机的三个概念——过程性、机动性和不健全性 （processuality, organicity, morbidity），从至关重要的三个维度:——全球政治经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来全面理解LIO危机。

为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作出有根据的猜测，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目前的危机。危机通常可以从“原有的”和“垂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或者通过从旧危机产生的新视角来解释。这两种视角不可避免的具有异步性（asynchronous）。葛兰西的框架提供了克服这个问题的分析工具。通过将危机分析为一个明显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阶段，而非两个稳定阶段的过渡期，学者能够“放大”LIO危机中的特性和特质。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将不同的葛兰西危机特征应用到LIO不同的层次中，并描绘出分析这些特点的实证切入点。最后，作者总结并呼吁开展关于LIO危机更深入的分析性研究项目。

02

多层次LIO的物质和概念来源

由于大多主流观点都同意某种自由的、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存在。作者结合物质及概念来给LIO下一个更广泛的定义：LIO由一种通过概念基础支持和合法化的制度结构组成。

LIO的物质结构源自或根植于“自由制度主义”。物质的、制度化的现实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基础共同构成了LIO，二战后它在北大西洋地区发展起来，并在冷战后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原则。LIO的因素存在于多个分析层面：美国霸权所领导的宏观层面；拥抱市场经济或自由民主的国家层面；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层面。作者通过葛兰西框架所包含的三个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和长期发展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霸权; 国家层面则侧重于国家发展与国际层面之间的动态; 社会层面的分析着眼于暗中破坏对于LIO概念支持的社会变化。

03

过程性、内生性和不健全性

葛兰西并没有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危机理论，但这种以危机为导向的思考方式，可以为分析当前LIO的多维危机提供理论工具。作者通过不同的分析层面来定位这些特征: 全球政治经济层面的过程性，国家层面的机动性，社会层面的不健全性。

葛兰西认为危机不是静态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首先，危机来源于原有社会秩序中的紧张和矛盾，而不是打破社会秩序的外部冲击或外生事件。其次，危机不是分开新旧秩序的某个时刻，而是经济和政治不安全的长期、多维和变革性过程。这两点都突显了历史记录在研究危机时的重要性。在本文中，过程性被认为是危机在全球政治经济宏观层面上的特征: 强调对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和危机发展的分析。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是第一个强调这种葛兰西式危机理解的人。本文对过程性理解建立在霍尔的基础之上并有所延伸，他的解释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危机总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各种长期矛盾 (经济、政治、社会) 在一个独特的危机阶段达到顶峰。其次，危机的过程具有创造性，它突破现有秩序的界限。

第二点涉及葛兰西所说的“并发（conjunctural）危机”和“内生(organic)”危机之间的区别。并发危机通常不是最基本的性质，而且自身不会改变系统。只有内生危机才会挑战社会秩序的基础。它们产生了“病症”，扰乱了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从长远来看，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葛兰西认为，内生危机的根源在于群众对政治代表的疏离，从而导致“被代表”与“代表”之间的不匹配。在LIO的案例中，这种不匹配涉及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他们应该代表的那些人，即支持这一秩序的国家。当各国撤回对LIO核心要素的支持，就会出现这种错配。各国退出LIO而留下的真空导致了权威危机的出现，而且原有秩序的行为体无法在原框架下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国家与国际的分歧构成了LIO的内生危机: 原有秩序(在国际层面上)失去了合法性，其支持国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以至于偏离了其核心要素。

第三点与葛兰西所说的“病症”有关。这一术语源于他对权威危机的著名定义的一部分: “权威危机恰恰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构成: 旧的正在消亡，而新的无法诞生; 在这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现有秩序受到现存问题的困扰，并且不太可能在原有框架的内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新的稳定霸权秩序并没有崛起以准备取代旧秩序。因此，这个危机时期是由不可控的“疾病”造成的，同时也不是未来可行的选择。在LIO中，政治领袖的崛起破坏现有的制度和规则、对多边合作等原则的公开敌视以及诸如民主团结等核心价值观的空虚，都是LIO本身的逻辑无法捕捉到的病症。这些问题侵蚀了原有的秩序，却没有提供一种可替代的，新的稳定平衡秩序。本文试图追寻这些病症的来源，由于这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的工作，分析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话语、政治和经济因素。

04

LIO危机：实证主义切入点

作者根据葛兰西描述的危机特征对危机每个维度—全球政治经济层面(危机的过程性) 、国家层面(内生性)和社会层面(不健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研究每个维度的重要实证切入点。

4.1 全球政治经济学: 研究“过程”

人们倾向于把某一事件理解为危机的关键时刻，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然而，正如我们从葛兰西身上学到的那样，社会形态的危机通常起源于运转良好的“旧”秩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在特定事件中达到高潮。将危机简化为事件，无法帮助人们察觉在持续世界秩序变化中产生的增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LIO的危机根源于战后美国霸权主义的运作原则。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叠加，最终形成了影响LIO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挑战。因此，“过程”视角的首要任务是将危机事件和阶段中的各个点“连接”成一致的叙述。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将不同的空间、时间和政治动态整合到更广泛的分析框架中的分析方法。

研究危机过程的第一个好的实证切入点是金融和金融化的作用，特别考虑到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金融的崛起是上世纪70年代最近一次世界大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不稳定的趋势，再加上管制不力和宽松的信贷政策，导致了一系列大小不一的危机，使得金融化造成了比布雷顿森林时代更加不平衡和经济不稳定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霸权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承诺全面释放金融市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盛时期，到2008年的全面崩溃。美国霸权的空洞化就是这个长期危机过程的结果。同时，这又造成了目前政治经济上明显的不稳定、政治混乱和群众对政治问题的新的疏远。

提出的第二个实证切入点是对美国作为LIO关键角色的长期挑战。两个因素至关重要：首先，随着现任政府逐渐“放弃”全球领导的角色，美国越来越无力维持一个以自己主导的LIO。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中心地位没有消失，但受到了威胁。其次，中国的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秩序提出了直接挑战。中国提供了一种管制或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与美国长期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与现任美国政府相比，中国领导人对于全球领导力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第二个实证切入点可以更好地说明长期过程在理解LIO危机中的作用。全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可管理性以及美国领导地位都被LIO危机所威胁, 因此需要从“过程”导向和长期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4.2 国家层级：区分organic和conjunctural

根据第二个危机维度即内生性，可以定位于日益增长的国家与国际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从内部腐蚀了LIO。内生危机不同于不会危及世界秩序运作原则的“日常”政治危机。如上所述，在LIO中，内生危机与外部危机的区别在于（内生危机）同时在国际(或跨国)和国家层面发生危机。而外部危机往往只会影响有限的层次。

因此作者认为应当把当前的LIO危机理解为内生危机。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一种外部调整。这场危机的内生性在于，它对LIO的原则、制度、实践和合法性的破坏性力量超越了普通的政治争端。可以通过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多维发展之间建立可靠的实证联系来评估其内生性。作者提出三个要素作为全面分析这一联系的中心。

第一个要素可以被称为全球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国家政治经济安排的特征作为一个独立变量会影响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的“类型”。因此，各国家所经历的(民粹主义)反弹类型存在显著差异。政治和经济模式、民粹主义反弹的类型以及LIO面临的挑战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国家和国际发展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要素。

第二个核心要素是全球化时代新民族主义政治的概念因素。话语权和叙述范式不只局限于“美国第一”，还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观察到。如普京使用沙皇式的修辞，或埃尔多安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这些论述不仅加强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安排，也挑战了根植于美国霸权的LIO。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质使民族复兴和国际秩序的重塑合法化。因此，民族主义话语是将这场危机的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联系起来的粘合剂。

第三要素与第二要素密切相关，关注国家-国际关系的物质方面。话语方面涉及到关于LIO解构的叙述的构建和影响，物质方面则与行动者的行为有关。人们担心这种行为一方面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现任美国政府等LIO机构的良好运转，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构建国际决策替代路径，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简称BRI)。这些战略对国家与国际之间的联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种联系对于分析危机的内生性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和美国对世贸组织的削弱都体现了国内因素渗透到国际领域: 在“一带一路”中，正是国内的过剩产能增加了政府压力，迫使其为国有企业创造国际机会; 就WTO而言，正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承诺，推动了对任何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的反对。

综上所述，三个可能的实证研究领域——全球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侵蚀LIO的话语和物质基础——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作为危机内生性基础的国家-国际关系。它们表明，当前的LIO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多维度的现象，不太可能像并发危机那样得到解决。

4.3 社会层面：研究“病症”的来源

如上所述，这一层次的危机分析任务是确定观察到的病症的驱动因素和根源。这种病态产生于学者们所称的LIO的“共同公民身份”，它围绕着共享的“规范和原则”而发展。这些原则与资本主义所提倡的紧密相连：资本主义是社会交换的核心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渗透到生活中的市场理性文化，这是LIO共同公民身份的核心。但是，这种独特的“市场文明”也导致了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矛盾的产生，破坏了对共同公民身份的肯定。

在这种环境中，大量表现为“反自由主义”的病症出现。它们表达了在自由世界秩序下演变而来的一些潜在的文化和与身份相关的矛盾，但并不符合共同公民身份的概念。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益处的日益怀疑、对移民的反对以及有时的民主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对LIO的理念支持。

有两种实证切入点可以评估公共公民身份中的这些裂痕以及由此产生的病症。第一种侧重于支持或反对世界政治中现有秩序的“日常叙事”; 另一种是观察到的潜在的阶级分裂。

第一种作为日常叙述，这种定性的、论述为主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秩序的危机，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它可以作为一种检测态度、经历和对与共同公民文化直接相关的主题论述的变化的工具，如紧缩、移民、全球企业权力，这些正在侵蚀LIO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日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切入口在评估这些影响时卓有成效，因为它连接了LIO危机的抽象和具体层面。

第二个实证切入点与LIO下的主要工业国家内阶级和次等群体关系的变化有关。软弱的阶级妥协形式让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精英们承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和困难将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来补偿，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使得主要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支持LIO下开放自由市场的精英阶层。LIO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不公正和被漠视的经历”，这反过来在次等阶级中“产生了愤怒情绪”。结果是大量蓝领工人选民 (以及其他边缘群体) 越来越拒绝共同公民身份的核心原则。

因此，有必要对西方共同公民身份的腐蚀及其潜在的变革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社会变革正在推动我们可以在国际政治层面上观察到(“病态”的)转变的出现。日常叙事和底层政治（subaltern politics）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实证的切入点。

05

结论

过渡期意味着LIO的缓慢结束，也助长了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混乱的分析热情和担忧。本文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框架，并寻求用于解决LIO危机的、具有实证意义的分析工具。本文的立场意味着用更严格方法分析，而不是仅仅是简单地预测未来世界秩序。

译者评述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不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际关系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这一情况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政治学中，霸权和秩序向来都是热门话题，当前的国际环境让这个领域继续升温。不同于传统的关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着眼于两种秩序间的过渡期，将其视为一个阶段，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源于旧秩序的危机的实证性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目前的政治秩序，也有利于对未来秩序的预测性分析。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除了中国崛起和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问题，也包含着全球发展对当前秩序的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并非形成于短期或几个独立事件，作为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的“内生”“病态”结果。特别是随着近几年，一些曾经的、作为自由主义最忠实拥护者的国家或政府都在寻求变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但是就像学者们无法简单的证明目前的秩序已不适用，或者明确勾勒出下一阶段的国际秩序，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如何利用现有的经验和框架去理解这一阶段就显得格外重要。过分关注霸权的争夺，会产生更多的对立。而吸取之前的教训，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对过渡阶段研究，将会更有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

本文由国政学人独家编译推荐，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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