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联合国维和与防止性暴力

简介

【作者】Karin Johansson，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博士生，研究兴趣包括性暴力与各种冲突动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平民受害情况。

Lisa Hultman，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副教授，高级讲师，研究重点是了解内战动态，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如何影响这些进程。研究专长领域为：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保护平民；应对暴行。

【编译】冯毓婧

【校对】柯孜凝

【审核】王国欣

【来源】Karin Johansson, and Lisa Hultman. "UN peacekeeping and protection from sexu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63.7 (2019): 1656-1681.

【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是美国和平科学学会（国际）出版的一部关于人类冲突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跨学科期刊。该期刊主要关注国际冲突，但也探讨了各种国家，群体间和人际冲突。根据期刊引用报告，该期刊的2018年影响因子为2.471，在“国际关系”类别的91种期刊中排名第14位。

联合国维和与防止性暴力

UN Peacekeeping and Protection from Sexual Violence

Karin Johansson

Lisa Hultman

内容提要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保护平民和性暴力问题。本文探讨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平民免遭交战方的性暴力的条件。作者提出维和人员成功减少性暴力的两个条件：一是维和特派团负有保护任务，二是冲突行为体对其部队内实行高度控制。维和人员减少一般性暴力的能力很弱，只有维和特派团内的警察才能减少反政府分子实施性暴力的风险。当冲突行为体内部控制较强时，维和人数的增加可以降低政府或反政府分子实施性暴力的风险。而处理内部控制较弱的冲突行为体发生的性暴力对维和人员仍是一项挑战，这超出了联合国目前的维和能力。

文章导读

研究背景及假设

人们日益认识到，防止性暴力是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维和人员的部署中，就是特派团的任务越来越多地涉及防止性暴力。然而，更多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有效的保护。联合国承认，打击性暴力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关于维和人员性虐待的报道频繁出现，而联合国不愿对此类指控进行初步调查。

为了进一步探究维和行动如何能减少性暴力，本文首先回顾了当代冲突中的性暴力研究。各研究领域对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认知不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其描述为推进军事战略目标和惩罚平民的战争武器。同时越来越多的关于性暴力原因的文献表明，性暴力不仅可用于纯粹的战略目的，还可达到若干其他目的。也有学者认为，性暴力的普及率与武装行为体的领导层让团体内成员实施性暴力的能力和意愿有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各研究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对政治或军事领导人进行了明确的问责。

尽管如此，文章认为，打击性暴力的责任并不仅限于交战各方。随着战时性暴力问题日益引起国际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已致力于防止和保护平民免遭性暴力和(或)基于性别的暴力。

文章接着阐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解决性暴力方面的现状。当代维和行动不能有效解决性暴力，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性暴力多为非致命，难以被维和人员发现；另一方面，受害者由于害怕被污名化或者担心交战各方会惩罚自己，从而不愿意及时向维和人员报告性虐待行为并请求他们加以制止。

因此，研究将从确定在何种情况下维和行动实际上可以减少性暴力的发生入手。通过案例收集，作者发现，尽管性暴力产生的原因存在多种，但无论针对何种原因，维和人员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保护平民免遭性暴力：(1)增加个人施暴者的预期风险；(2)增加有组织团体/政府施暴的预期成本。要增加个人施暴的风险，维和特派团规模就必须是庞大的，并有优先保护平民的任务。大规模特派团表明联合国及其部队派遣国对这项任务作出保证，所以会迫使特派团尽快且成功地结束这些暴行，同时也缓解了交战各方的安全困境，从而更能使维和人员进入通常不属于其工作范围的一些私人空间，向各领土上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而优先保护平民的要求则是因为这样更能注重交战各方与平民之间的互动，并能强行使用武力，以增加维和人员对性暴力的威慑作用。

鉴于以上原因，作者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1：负有保护平民任务的维和人员越多，交战各方实施性暴力的可能性就越低。但这受到武装团体内部控制程度的限制。

而若要使团体施暴的预期成本增加，维和特派团就要将施暴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入手。然而，交战各方有不同层次的组织和控制程度，这影响了它们对维和行动的态度。中央高度控制的行为体在面对维和人员时，能够在武装部队内及时限制这种行为。相比之下，中央控制不足的行为体难以受到维和人员影响，因为部队内个体的行为不受限制，需要更多资源来管控。作者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假设2：若冲突行为体对其武装部队拥有较高控制权，那么部署到维和特派团的维和人员越多，发生性暴力的可能性就越低。

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了从1989到2009年，72个政府和274个反政府团体的120次冲突和性暴力的数据，其中对政府的观测有1429个，对反政府团体的观测有2303个，统计方法上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变量性暴力是一个定序变量，研究使用来自SVAC数据集（Cohen和Norda，2014年）性暴力普及率的数据。折叠其中来自美国国务院报告、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三个源数据，并使用每个源的最大值。将因变量范围根据源的值划分为数值0到3四种层次，数值2和3代表大规模性暴力，0~1的数值代表规模较小的性暴力形成虚拟变量。

自变量是联合国部队数量和联合国警察数量，这两个变量使用Kathman（2013）的维和数据，其原始数据集分别包含部队和警察两个特派团每月部署人员的计数。理论上说，部队和警察都属于维和人员，但他们不同的任务可能会影响他们处理性暴力的能力，因此分别设置为自变量来观察。两个自变量都取一年内各自特派团部署人员数量的最大值。

控制变量包括：政府与反政府团体的冲突程度、维和任务期限、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后这一时期的维和情况、行为体的民主水平、国家性别平等的程度、媒体自由程度等。

为了评估假设1，研究涉及特派团是否有保护平民不受联合国安理会侵害的明确授权作为一个虚拟变量与维和人员(部队或警察)的人数形成交互项。

为了评估假设2，研究设计了国家和叛军内部控制的程度（控制的编码为0，不控制的编码为1）这两个虚拟变量与维和人员(部队或警察)的人数形成交互项。

实证过程

对第一个假设分别研究了政府（表3）和反政府团体（表4）这两种行为体的性暴力情况，并根据维和人员是属于部队还是属于警察来划分，如此梳理出它们各自的数量对不同的行为体的影响。研究还分别报告了三种模型：(1)保护平民任务（PoC）的单独作用；(2)部队与PoC任务交互项作用；(3)警察与PoC任务交互项作用。评估结果对第一个假设提供的支持不多，即使存在PoC，维和人员的数量增加也无法减少政府和反政府团体发生性暴力的风险。此外，研究的一个特殊发现是联合国警察在安理会的适当授权下，能够有效解决反政府分子的性暴力问题。

对第二个假设的评估侧重对控制程度的分析，表5和表6分别代表政府和反政府团体的性暴力情况，且分别报告了三个模型：(1)内部控制的单独作用；(2)部队与内部控制程度交互项作用；(3)警察与内部控制程度交互项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控制程度较高的政府而言，维和人员的人数增加确实减少了发生性暴力的可能性。同时，就反政府团体的控制程度分析而言，由表6模型1显示，与政府一样，控制薄弱的反政府团体实施性暴力的可能性较小。在维和人员与控制程度形成交互项时，当反政府团体内部控制程度高，部队更能减少反政府团体发生性暴力的风险。相反，警察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对反政府团体可能需要通过军事手段加强执法机制，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尤其更要提防这些控制程度较高的反政府团体从一开始就更有实施性暴力的可能。

因此，研究证明，维和行动可能在以上两种假设情况下成功减少性暴力。首先，虽然维和人员不能减少政府的性暴力行为，但维和人员中负有保护任务的联合国警察降低了反政府分子实施性暴力的风险。第二，维和人员在面对内部控制程度高的行为体时，能有效地减少性暴力的风险；其中联合国警察更能防止政府行为体的性暴力行为，而部队更能防止反政府行为体的性暴力行为。随后作者进行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验证了两个假设。稳健性检验可以参考原文及附录。

结论

本文针对当前维和的困境从新的视角提出了维和行动减少性暴力的两个条件：第一，当特派团有保护平民的任务时，维和人员的人数增加能相应减少性暴力。第二，应对内部控制程度高的武装行为体的性暴力行为时，维和人员应当根据部队和警察的不同特点中对不同冲突行为体进行分别打击，如利用联合国维和警察打击政府行为体的性暴力，利用联合国维和部队打击反政府行为体的性暴力。

当前维和确实有效地保护平民免遭致命暴力，其对打击性暴力发挥的作用更是有激励意义。然而，我们还应当承认武装行为体的内部控制力量会随时间变化，这可能会刺激更多的暴力，引发维和人员更难以管理的局势，而这些更为复杂的动态问题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有趣方向。

本文由国政学人平台编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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