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出钱

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时l7年，先后共发动十次武装起义，所耗资金62万余港元，多由华侨资助。据辛亥革命后的统计，海外华侨共为革命捐款394.281万元。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各地华侨节衣缩食，捐款达600万元。

开始时，革命经费主要来自檀香山。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即捐助部分家产、贱卖耕牛充为军饷，共筹得13000元港币作为广州起义军费。之后，随着革命影响的扩大，南洋地区成为款项的主要来源地。这些捐款者中有富商，但多为中下层人士。捐款并未因起义的屡战屡败而稍有心灰意冷，而是款项一次比一次多，数额一次比一次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孙先生个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于华侨自身的觉悟。他们身居海外，接受了民主思想，见识了祖国的落后，适得孙先生这样的坚定革命家，于是纷纷慷慨解囊，不吝相助。华侨捐款义举，实为革命后盾。

商人捐款，不乏记载，迥异的捐款用途，折射出捐款人的处境与位置。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底，山西商人共向朝廷捐献的剿灭太平军军饷，逾270万两白银，占到全国商民捐款的近一半。自同治五年（1866）到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从赴任陕甘总督准备平定新疆到新疆正式建省期间，其共向民间票号借款1165万两白银，其中晋商就占到863万两白银。后来晋商热衷于捐官，虽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实职的候补，却也光宗耀祖，心满意足。此亦商人境界也。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前往欧洲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其每每以起义经费困扰，“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此次恰与同乘一船的商人张静江巧遇。张静江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救国的行动很崇拜，见面后更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的动因后，便慷慨道：“久闻先生大名，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抵达法国港口城市马赛后，张静江与孙中山惜别，并告之自己在法国的地址，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今后活动经费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给我，并在电报中确定ABCDE英文字母为数码：A为1万法郎，B为2万法郎，C为3万法郎，D为4万法郎，E为5万法郎。我接到你的电报后，就会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同时，张静江还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让孙中山凭信和取款单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找经理姚叔兰，领取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最初心中将信将疑，到美国后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一黄兴，让其取钱，以探真假。姚叔兰见信和取款单后，便将3万元钱分文不少地付给了黄兴。辛亥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反清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拍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接电报后每次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筹措致使反清起义无法进行时，张静江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资助孙中山反清起义。1908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张静江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日常开支难以维持，张静江则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后来他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多少有些吕不韦投资政治的意味，对此，孙中山曾解释道：“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爱国非教育而来，乃朴实而出，捐款非强压所迫，亦自愿而为。其间，孙先生的宣传鼓吹如点燃导索、播亮明灯之举，所到之处，金石为开，此即领袖魅力所在。此等魅力，不在城府，亦在朴实，不在多虑，却在真挚。1916年5月，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起义。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报告孙中山：“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千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民二，“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袁世凯通缉，上海租界也驱逐之，无奈，亡命日本。此行从人有胡汉民、李朗如、梅光培诸君。孙请李、梅赴港，自己与胡汉民渡台。临行给梅光培六百元钱，以为赠别。梅摇头不允，先生的钱全给了我，自己怎么办？这钱万万不敢要。孙安慰之，“革命数十年，并未曾为金钱所绝”。

不光是有钱的出钱，有钱的也出力。1895年，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檀香山一些华侨随孙中山回国参加战斗，郑松盛、邓荫南等将自己的商店农场全部变卖，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有人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生命。1907年3月，孙中山前往新加坡，领导兴中会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随后，委派新加坡华侨许雪秋、邓子瑜分别指挥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5月，余既成率700多名三合会员参与。1911年，黄花岗战斗中牺牲的86名先烈就有31位是华侨。

古来商人重利轻义，但这要看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之时，不乏毁家纾难、义功缨冠之人。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分段运输，昼夜抢运，上有日机狂轰烂炸，下有三峡急流险滩，经过四十天的抢运，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完成了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百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员工百余人。民生义举，对抗战初期物资极端匮乏的大后方，解民倒悬，缓急燃眉，有弦高退师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