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真实与深刻,是作文进阶的关键一步

龙应台说,抒情的文章人们有个误解,以为把感觉抒发出来就是了,而忽视了对深刻的要求。深刻,可以是思想,可以是感情。

情感的深刻与否,是学生作文能否进阶的一个关键。 能否写出一篇情感深刻的文章,一方面与学生的情感阅历和认知有关,一方面与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有关。

龙应台的《目送》、《散步》大家非常熟悉,今天我们用《关山难越》做个例子来进行简单分析。

  • 1、关 山 难 越     龙应台

    喂——今天好吗?   ……  
        今天好吗?你听见吗?  

      他念诗,用湘楚的古音悠扬吟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为什么要强调“湘楚的古音”?)

    他考你背诵: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为什么引用这几句?)
      他要你写毛笔字,“肘子提起来,坐端正,腰挺直”(为什么强调“坐端正,腰挺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坐卧行走的姿态仪表,“心正则笔正” 书法规范有何联系?):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你问:“野马”是什么?“尘埃”是什么?是“野马”奔腾所以引起“尘埃”,还是“野马”就是“尘埃”?他说,那指的是生命,生命不论如何辉煌跃动,都只是大地之气而已,如野马,如尘埃。但是没有关系,你长大了就自然会懂。

    写一段又是为了什么?

      他要你朗诵《陈情表》,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没多问,也没反叛,因为,十二岁的你,多么喜欢字: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又为什么引用这一段?为什么截止在“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他坐在一张破藤椅中,穿着一件白色汗衫,汗衫洗得稀薄了,你想“褴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天热,陈旧的电风扇在墙角吹,嘎拉嘎拉好像随时会解体散落。他用浓重的衡山乡音吟一句,你用标准国语跟一句(为什么要强调两种不同的口音?)。念到“茕茕独立,形影相吊”,他长叹一声,说:“可怜可悯啊,真是可怜可悯啊。”

      然后,他突然要你把那只鞋从抽屉里取出来给他。

    为什么一直用第三人称:他?

      其实不是鞋,是布。布,剪成脚的形状,一层一层叠起来,一针一针缝进去,缝成一片厚厚的布鞋底。原来或许有什么花色已不可知,你看它只是一片褪色的洗白。太多次,他告诉你这“一只鞋底”的来历,你早已没兴趣。反正就是炮火已经打到什么江什么城了,火车已经不通了,他最后一次到衡山脚下去看他的母亲,他说“爱己”——湖南话称奶奶“爱己”,你“爱己”正在茶林里捡柴火。临别时,在泥泞的黄土路上,“爱己”塞了这只鞋底进他怀里,眼泪涟涟地说,买不起布,攒下来的碎布只够缝一只鞋底,“儿啊,你要穿着它回来。”

    传统农业中国里,衣物身上蕴含的特殊情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千里送寒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他掏出手帕,那种方格子的棉布手帕,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注意手帕。)坐在那藤椅里,开始擦眼睛,眼泪还是滴在那只灰白的布鞋底上。

  你推算一下,自己十二岁,那年他才四十六岁,比现在的你还年轻。离那战争的恐慌、国家的分裂、生离和死别之大恸,才十四年。穿着布鞋回家看娘的念头,恐怕还很逼真强烈。你记得,报纸上每天都有“寻人启事”,妻子找丈夫,父亲寻子女;三天两头有人卧轨自杀,报道一概称为“无名尸体一具”。

那时候的两岸关系,那时候的台湾。战争带给百姓的永远是。。。

  他是不是很想跟你说话呢,在他命你取鞋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你幼稚兼不耐的眼神,就静默了呢?

  白天的他,穿着深黑的呢料警官制服,英气勃勃地巡街。熟人聚集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母亲当年是否因为他如此英俊而嫁给他,母亲就斜眼睨着他,带几分得意,“不错啊,他是穿着长统靴,骑着马来到杭州的。到了我家的绸布庄,假装买东西,跟我说话……”他在一旁笑,“那个时候,想嫁给我的杭州小姐很多呢……”

  乡下的街道充满了生活。商店里琳琳琅琅的东西满到街上来,小贩当街烧烤的鱿鱼串、老婆婆晒太阳的长条板凳、大婶婆编了一半的渔网渔具、卖冬瓜茶和青草茶的大桶,挤挤挨挨占据着村里唯一的马路。有时候,几头黑毛猪摇摇摆摆过来,当街就软软趴下来晒太阳。客运巴士进村时,就被堵在路中。你看见他率领着几个警员,吆喝着人们将东西靠边。时不时有人请他进去喝杯凉茶。你不知道他怎么和乡民沟通,他的闽南语不可能有人听懂,他的国语也常让人笑话。他的湖南音,你听着,却不屑学。你学的是一口标准国语,那种参加演讲比赛的国语。  (再次强调语音的不同。)

  晚上,他独自坐在日式宿舍的榻榻米上,一边读报,一边听《四郎探母》,总是在那几句跟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为什么引用这几句?)弦乐过门的时候,他就“得得了啷哨”跟着哼伴奏,交叠的腿,晃一晃打着节拍。《四郎探母》简直就是你整个成长的背景音乐,熟习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但是你要等侯四十年,才明白它的意思。

  或者,当“爱己”将鞋塞在他怀里的时候,他也是极其不耐的?要过数千年,白山黑水涉尽,无路可回头时,他也才明白过来?

  你要两个在异国生长的孩子去亲近他,去讨他欢心。两兄弟说:“但是,我们跟他没有话说啊。而且,他不太说话了。”是啊,确实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走路的步子慢了,一向挺得直直的背脊有点儿弯了,话,越来越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多。奇怪,何时开始的?显然有一段时候了,你竟然没发现。

  这样,你说,你们两个去比赛,谁的话题能让“也爷”把话盒子打开,谁就赢。一百块。老大懂得多,一连抛出几个题目想引他说话,他都以单音节回答,“嗯”,“好”,“不错”。你提示老大,“问他的家乡有什么。”老大问了,他说:   “有……油茶,开白色的花,茶花。”  
  “还有呢?”      “还有……蜥蜴。”  
  “什么?蜥蜴?”两个孩子都竖起了耳朵,“什么样的蜥蜴?变色龙吗?”  
  “灰色的,”他说,“可是背上有一条蓝色,很鲜的蓝色条纹。”  
  他又不说话了,不管孩子怎么问。

  你对老二使一个眼色,附在他耳边悄声说:“问他,问他小时候跟他妈怎么样——”老二就用脆脆的童音说:“也爷,你小时候跟你妈怎样啊?”  
  “我妈妈?”本来低着头吃菜的他,突然抬起头来,很精神,“我告诉你们听响——”他放下了筷子。  
  孩子们瞅着你偷笑,脚在桌子底下踹来踹去。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下很大的雪——从学校回家要走两个小时山路。雪很白,把我眼睛刺花了,看不见。到家是又冷又饿,我的妈妈端给我一碗白米饭——”他站了起来,用身体及动作示意他和妈妈的位置。孩子们笑翻了,老大压低声音抗议,“不行,一百块要跟我分,妈妈帮你作弊的——”  
  “我接过妈妈手里的饭碗,想要把碗放在桌上,可是眼睛花了,没有想到,没放到桌上,‘空’的一声碗打到地上破掉了,饭也洒在地上了。”  
  老二正要回踢哥哥,被他哥哥严厉地“嘘”了一声要他安静;“也爷”正流着眼泪,哽咽地说:“我妈妈好伤心喔。她不知道我眼花,她以为我嫌没有莱,只有饭,生气把碗打了。她自己一整天冻得手都是紫青色的,只能吃稀饭,干饭留给我吃,结果呢,我把唯一的一碗饭打在地上。她是抱头痛哭啊……”  
  他泣不成声,说:“我对不起我妈……”  
  孩子们瞅着你,小声说:“你好坏。都是你。”

以上这几段把老大老二的“打闹”和“他”全身心沉浸在自己过去岁月里穿插起来写的目的是什么?

  你起身给他倒了一杯热开水,说:“爸爸,你教孩子们念诗好不好?”  
  他擦着眼角,又高兴起来,“好啊,就教他们‘白日依山尽’吧?”

  • “关山难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关山难越?“难越”的是什么?不“难越”,可以跨过,可以沟通的又是什么?

深刻的情感表达离不开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认知,也离不开精妙动人的细节安排。

  • 2、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龙应台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龙应台曾说,文学的一种“功能”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通过本文我们看到了以下这些感动: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父辈们被四郎自责而痛苦的孝心所感动,生活在他乡已是故乡的中年儿女被父辈们发自心底的思乡之情所感动,作者和读者一起被文化的内涵与力量所感动。

本文借一次看戏,杨四郎的一个举动,一句深情的话语,老父亲及其泪水代表的对故园以及亲人的思念,阐明了‘文化为什么重要’即‘文化的力量’∶文化艺术既能使人找到理解自己处境、发泄痛苦、表达情感的方式,抚慰受伤的心灵。又能使孤独的个人找到所属的社会群体,产生归属感。文化能将孤立的个体凝成精神想通的群体社会,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情感的深刻性与思想的深刻性都交融在这里。

3、蒋勋《不可言说的心事——谈<四郎探母>》(有删节)

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的花开,儿的心不开——其实真正教会我看懂《四郎探母》这出戏的,不只是母亲,还有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们。在凤山服兵役的时候,我担任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从小在台北长大,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接触到和我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群人。我住在陆军官校里,帮忙整理校史,在残破不全的资料里看到一个军事学校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历史悲剧。二十几岁,甚至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与家人告别,在战争中死去,各式各样的战争,和军阀的战争,和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或者,搞不清楚和谁作战的战争。他们死去了,我要在校史上为他们立传。我在撰写他们的故事时,觉得历史的荒谬,觉得撰写历史的虚伪。感觉到疲倦而沮丧的时候,走到校园里,碰到一些老士官,他们站起来,“少尉好!”他们毕恭毕敬向我敬礼,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脸上苍老黧黑、我觉得有些不安,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唱着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心中一惊,面前这些面目苍老黧黑,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士官,他们的故事,仿佛就是杨四郎的故事,是战争中千千万万人与亲人隔离的悲哀与伤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化在一出“探母”的戏剧中。

我开始注意凤山黄埔军校的校园中,或者整个黄埔新村的眷村中,总是听到《四郎探母》,总是听到一个孤独苍老的声音,在某个角落里沙哑地哼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我在整理黄埔军校的校史的同时,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四郎探母》的老兵们做朋友,听他们的故事。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山东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在山东乡下,连年兵灾人祸,家里已经没饭吃了,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那一年他十六岁。扛着柴走了几天,走到青岛,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他说:“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我算了一下,他跟我说故事的那一年是1969年,距离他被抓兵离开家乡,已经整整二十年。他说:“杨四郎十五年没有见到母亲,我娘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是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四川人,第一次认识他,我问他的名字,他笑着说:“少尉,名字不重要。”我不懂他的意思,他也说:“不重要,不重要。”后来熟了,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说:“打仗啊,到处抓兵,军队都有一本兵籍簿,按着兵籍簿的名字发饷发粮发衣服弹药,要是有一个兵逃跑了,就抓另外一个人来顶替。”这个姓张的四川人,逃了很多次兵,又被抓去做另一个逃兵的顶替者,他于是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调皮态度,总是说:“名字啊,不重要,不重要,杨四郎,杨延辉,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吗?”

是的,许多有关《四郎探母》的细节,我是通过这些在战乱中活下来的老兵读懂了的,知道了为什么这出戏可以历经百年不衰,在人们口中一再流传。以后因了历史的癖好,去《宋史》中找杨业的传,又找到郑骞先生有关《杨家将演义》一厚本详尽的考证,甚至,自己也做了不少卡片,准备写有关杨家将历史与通俗演义的对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那些老兵的脸,就忽然觉得一切历史的荒谬,历史上不会有一个叫作“杨天玉”的名字,整部黄埔军校校史中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他却是使我对战争的悲惨、历史的虚假认识最深的人,就像在整部宋代历史中,在宋辽交战的历史中,杨延辉是一个难以查证的人,但是,杨四郎却为空泛与满是漏洞的历史做了最真实的补充。

铁镜公主是非常健康的角色,杨四郎的深情有极大部分来自这名健康女子的支持与鼓励。在《坐宫》一段,杨四郎的自哀自叹被公主发现了,是公主鼓励他,也用机智引带出杨四郎的压抑;在杨四郎透露真正的身份之后,铁镜公主的反应极复杂,这是自己深爱十五年的男子,这又是杀死父亲的杨家的子嗣,在政治对立、族群对立中,挑战了铁镜公主的选择,她也曾经愤怒地说:“报知母后,要你的脑袋。”在政治分离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多少亲人家族反目成仇,用残酷的政治手段对付亲人,但是,《四郎探母》委婉地使胡汉对立缓和,聪敏的公主,体谅四郎思念母亲之情,也信任四郎一夜之间即刻回来的信诺,一切的行为只在一种对“人性”的信任,对人与人深情相待的信诺,所以铁镜公主偷盗了令箭,帮助四郎出边境,回家探母。

在台湾与内陆政治分隔四十年后,探亲令下,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一消息,忽然忆起那些军中的老友,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在家乡的老家中长跪地上,或叩首于母亲的灵前,心中仍是那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是谁扮演现代的铁镜公主,成全了这些现代杨四郎的回家探母,这将是下一出《四郎探母》的戏中故事罢。

在政治的粗暴过后,我们看到分隔四十年、五十年的亲人,在战乱之后,有一种人对待人的真情在慢慢恢复。在电视上,看到一名老兵跟着台湾娶的妻子,回到乡下老家,到了门口,泪流满面,无论如何也不肯进门,结果是台湾老婆大大方方进去,向一位苍老颤抖头发花白的妇人一鞠躬,说:“大姐,你不要怪他,他也是离开你二十年以后才跟我结的婚!”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场面总使我想起杨四郎,想起那些在战争中被迫害的人,不像西方那样懂得反抗迫害,不像西方那样用激烈的方式控诉战争,却用最委婉悲凉的方法诉说着人在战争中的苦难。

4、 台湾小说家黄春明有一篇小说叫《儿子的大玩偶》,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坤树为了养家无奈之下扮起了“三明治”小丑。这在当时是一份不体面甚至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坤树以玩偶造型在炎炎夏日中漫无目的地前进是片中频频出现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小丑脸上的粉墨已经被汗水冲得斑驳脱落,一个鲜红突兀的向上夸张得咧着笑的嘴巴滑稽地霸占在他隐藏的表情。然而,笑脸之下真实的表情与心灵则让人感到刺痛。他把羞耻愤懑的乃至无力的目光一次次投向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眼神或者表情的回应。所有人都无视他的存在,即使仅仅作为一个商品存在。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他内心的嘶吼乃至绝望。这绝望甚至超越了岳父在街头的破口大骂。即使这样,第二天他还是虔诚而又无奈的穿上小丑服继续一天的工作。对妻儿的爱与责任内化为他对生活的坚持。

这种来自乡土的草根一般的韧性与坚忍,在稚仆中孕育的强大的生命力,常常让人感动。也许他们卑微与渺小,他们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与微末,但是他们也有尊严,他们不容人随便怜悯与嘲笑。

影片结束,坤树一路狂奔回家,大声呼喊妻儿。他找到了一份光彩与体面的工作,踩三轮车为剧院做广告。从此不必每天化妆、不必为上厕所脱去服装、不必受顽皮的孩子的捉弄、不必听岳父的辱骂、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他不再是愁苦的小丑。 然而故事又并不只是那么简单,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却不认得父亲坤树的面容,一见到坤树就嚎啕大哭。原来,坤树每天一起来,就在脸上涂上浓浓的粉,打扮成小丑的模样,晚上回家的时候,小孩也早就入睡了,所以他从来没有看过坤树原来的模样。坤树于是再度拿起昔日化妆的粉末在脸上涂抹了起来,因为,他就是儿子的大玩偶!

作者以一种温和的平视姿态,真实的再现着底层小人物的欢乐与哀愁。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起起伏伏,有无奈的挣扎,有微末的快乐,轮流着轧碾过生命的道路。在这微茫之中有种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张扬。

黄春明说过,他的小说“不是替大人先生们的文治武功立传”,而是“描写一些在正史里永远找不到位置,在幸福数据背后喘息的斗升小民的悲欢离合。”

5、马家辉在《圆桌派》中说,他曾在台湾看过一篇散文,作者一家几口都是职业哭丧人,几个孩子从小就被父亲训练该怎么样去哭,练就了一身“想哭就哭”的本事,并且靠这个本事混饭吃。

后来他们的父亲去世,他们反而哭不出来。他们站在灵堂里,感情复杂。因为多年以来,他们都是收钱来哭,已经习惯了卖“假悲痛”,所以作者说,我不能哭,一定要忍住。“我觉得我们这样一哭,就羞辱了我们的父亲。”

6、很多学生写老师的文章都无法深刻,为什么?

初三中考成绩揭晓,李老师班里成绩特别好,有23位同学考上了一中。第二天,学生纷纷回校,老师学生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到处是欢声笑语!傍晚学生退去,教室里李老师的孩子在默默地整理桌椅,她一直成绩不错,这一次,差了2分,没能进一中。李老师,也就是她妈妈,送走最后一批学生,走进教室,看着教室里孤零零的孩子,走过去,轻轻从后面抱住她,“熹,我们回家。”

以上是我的备课记录。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现实,永远比瞎编乱造来得真实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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