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摘要：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 智能社会 异化 解放 自由
作者孙伟平，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教授（上海200444）。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P119—P137
责任编辑：莫斌 蒋净柳
人工智能是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基于大数据的复杂算法为核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是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强有力呈现，是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新型的文明形态——智能文明的到来，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人工智能又是一种探索中的、远未成熟的高新科学技术，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前沿科学技术，它的研发和应用正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在以其强大的智能技术范式重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正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
人工智能本身及其应用所导致的新异化现象不胜枚举。它既包括人工智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科学技术、以及作为智能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所强化、导致的异化，也包括它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导致的新异化，还包括它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类人智能”的机器，对人的思维、人的本质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的新挑战。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尚处于早期阶段，它变革世界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所导致的各种新异化现象的呈现还只是初步的；随着社会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很可能还会产生更加多样化、更加严重的异化现象。但即便如此，这些异化所具有的性质之新、存在的领域之广、影响的程度之深，也已经超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人们的想象。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审视这些新异化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运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形成的已有理论和方法，既难以对它进行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它。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且“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异化现象之所在，就是人类自我警醒、自我拯救之所在。直面人工智能已经、或可能导致的各种新异化情形，尝试进行反思和解决的理论路径也许很多，但率先提出和深刻批判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理论优势。因此，立足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人学立场，特别是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异化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后果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和理智的价值评估，全面剖析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新异化的表现、本质，探索在智能社会建构中消除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一、智能科技对人的宰制与人的“边缘化”
关于科技与人的关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工具论者的“价值中立说”。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工具，是达到特定目的、满足特定需要的手段；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并没有善恶之分；只有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才使它成为行善或作恶的力量。典型的如梅塞勒（Emmanul G. Mesthene）指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立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
“价值中立说”虽然忽视了技术是人类“人为的”且“为人的”一种本质性活动，却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主要是因为以往科技的发展水平有限，科技成果（包括各种工具、机器甚至自动化系统）的功能有限，其运行机制和“道德表现”基本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然而，现代科技的异质性发展、复杂结构和强大功能正在使情势发生革命性变化。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一文中认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它已经不再是“中性”的，而作为“座架”（Gestell）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马尔库塞揭示，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又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职能。“技术拜物教”在社会上广泛蔓延，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人们在科学技术造就的富裕的“病态社会”中得到物欲的满足和“虚假的快感”，但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批判和超越的向度，丧失了对解放、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而成了被操纵、被控制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技术和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芒福德、雅斯贝尔斯、弗洛姆以及不少国内学者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武器，对现代科技污染人的生存环境，压抑人的本性，物化人的自然生活，甚至使人成为无信仰、无思想、无生气的干枯灵魂，等等，都做过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
人工智能的先进程度和功能上的巨大威力更甚于以往一切科技，而且它仍然在以指数速度狂飙突进。人工智能是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它以信息科技为基础、内在地包含信息科技，同时与生物科技、宇航科技等协同发展，可谓集现代科技之大成。它的应用前景之广阔超越人们的想象，对人与社会的变革和塑造也前所未有。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开发尚处于早期，但由其主导的智能经济的崛起、智能社会的构建与人的智能化生存，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然而，人工智能却是一种尚未定型、更未成熟的开放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由于人工智能加工处理的“原料”除了物质，主要是以往由人脑处理的信息和知识，因而它发展的方向、“工作”的方式与以往“作为工具的技术”都不尽相同，至于可能造成的革命性后果，人们不仅目前难以预测，今后甚至也不确定是否能够理解。咀嚼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
首先，智能科技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以其“智能技术范式”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技术是人类自主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映射着人自身的目的、利益、需要等基本“尺度”。但技术一旦被人发明并广泛应用，又往往有其自主性的“逻辑”，依自己的结构、特性、功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技术的逻辑”有时可能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挣脱人们的控制，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反主体性效应。一种技术的应用范围愈是广泛，愈在社会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自主性逻辑”往往愈是强大、“任性”，产生的反主体性效应往往愈深沉、强烈。人工智能本来就不是一般性的纯粹的技术，而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日益自主、独立地承担任务的颠覆性技术，它以其特有的智能技术范式和逻辑，重筑了社会的基础设施，重塑了社会组织和个人，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使得人被既“合理”又高效的智能社会系统宰制了。不知不觉间，它们不仅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而且成为社会结构、规则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正在成为我们的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现代人用各种智能技术、设备将自己“武装”起来，开始自己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各种自主运行的智能系统通过对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造成了人们欲罢不能的依赖。各种智能时代的“技术沉溺”——包括智能游戏成瘾、VR体验成瘾、虚拟交往成瘾，以及基于智能算法推送而形成的网络购物成瘾、视频浏览上瘾，等等，在消耗人们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同时，无不令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宰制和依赖。
其次，随着整个社会的智能化，特别是智能生产、智能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人正在沦为庞大、复杂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工业革命主要是通过机器“解放”人的体力，但信息、智能革命“解放”的是人的脑力。在工业革命早期，马克思就曾深刻揭露过机器对人的异化：“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迈入智能时代，导致“人变成机器”、日益“愚钝和痴呆”的异化状况呈现出“升级”态势。智能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基于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实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信息化、智能化，打造一个全面、复杂、高度现代化的智能社会结构系统。但遗憾的是，这种海德格尔所谓的“座架”因其“高”“新”性质，从来就不在普通大众（特别是“数字穷人”）的掌控之中。普通大众不仅不可能主导、控制其运作过程，甚至日益沦为复杂的智能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无足轻重的“附庸”和“奴隶”。特别是，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浪潮中，实用的傻瓜技术、设备如雨后春笋般被发明出来，要求使用者必须输入口令式的“机器语言”，遵守冗长呆板的规则和程序；智能系统的运作越来越趋向于“无人化”，自主完成，曾经处于主导地位、事必躬亲的人却日益沦为非核心的参与者与“旁观者”。而且，这种“旁观”态势难免导致人自身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乃至社交能力“不用则退”，人类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系统性退化的危险。如托马斯·达文波特（T.H.Davenport）、茱莉娅·柯尔比（J.Kirby）就警示说：“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
再次，以先进的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为基础，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被全方位改变了，而且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感觉像登上了一列高速运行且停不下来的时代列车。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认为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人们也越来越紧密地被捆绑到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造成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社会时间结构批判，社会加速驱动力批判，以及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例如，由于技术和设备的更新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稍有懈怠就可能成为某种“技术盲”或“设备盲”，即使不间断地学习、培训，也难免陷入与一定智能系统格格不入的“本领恐慌”；由于信息和知识的“病毒式增长”和即时传播，人们被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各种消费性数据不间断轰炸，再加上“AI换脸”之类“深度伪造”令人真假难辨，人们难免被各种经过智能算法筛选及推送的信息、甚至广告和谣言所左右；由于智能系统比工业机器的运转更快，要求更细致、更严格，相关员工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曾经的私人空间和闲情逸致被压榨得无迹可寻；由于社会交往加速，“虚拟交往”成为普遍的交往模式，人们甚至更愿意与方便快捷、“贴心”服务的各种智能系统打交道，冷漠的人际关系和紧密的人机互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经济和社会运转驶上快车道，人财物与信息一样全球高速流动，流行疾病、群体骚乱、生态灾难等的跨地域扩散也前所未有。以上各种加速往往叠加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眼花缭乱，整天疲于应付，陷入紧张、焦虑和不安之中，却并不知晓相关变化的意义、方向，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最后，人工智能的能力和自主性日益增强，可能通过自主升级获得远超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例如，智能无人系统往往是以任务为中心制造的，为了完成任务，其自主性行为是否可能偏离设计者的初衷和预设？尽管超级智能最初的算法可能是友善的，但是否可能通过自主的调适、学习产生“异心”，变得富于攻击性？超级智能是否可能突破算法中预设的限制而不断升级，获得人类难以理解的智能和力量，采取人类未曾预料、却极具危险性的行动？超级智能是否会与其他意图相似的超级智能结成超级智能组织，通过“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之类实现对人脑的监控，反过来统治虚实结合的未来世界？超级智能是否可能依据自己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背景知识，形成一套“非人类中心”的“智能标准”，重估一切价值，特别是判定身体和智能都存在限度的人类“数量太多”“浪费资源”“扰乱秩序”“用处不大”，从而为人类的繁衍、发展设限？面对这一切，技术悲观主义者一直忧心如焚，陷入了一种不断强化的心理异化状态。如詹姆斯·巴拉特（J.Barrat）认为：“机器并不憎恨我们，但随着它们获得宇宙间最不可预测、我们自己都无法达到的高级力量，它们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很可能无法与我们的生存兼容。”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觉得，人类很可能会遭遇“整体存在性风险”：“如果有一天我们发明了超越人类大脑一般智能的机器大脑，那么这种超级智能将会非常强大。并且，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而不是它们自身一样，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超级智能机器。”科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生前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智能“新物种”招致人类的灭亡，“终结”人类文明史。
迈入智能社会这样新颖、独特的高科技社会，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主从关系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人正在丧失作为创造、掌握和利用科技的主人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适应高科技“座架”要求的“附庸”。与工业社会基本可控的“科技的负效应”相比，当代科技对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出“量”的差异，而且呈现出“质”的不同：面对智能技术对整个世界的全方位改造与重塑，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面对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面对各种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不仅丧失了以往那样从容驾驭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只能配合这种技术的范式和逻辑习惯性地“跟随跑”。在庞杂的智能系统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们别无选择，只有信任、依赖越来越聪明、能干的智能系统，“托付”它们采集、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全天候的服务，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而进行日常治理，甚至作出关键性的评价和决策，在危急关头自主进行处置。“计算机已经成了真正的决策者，而它也确实精于此道，虽然偶尔还是会发生一些小意外。”人们慢慢地从内心里觉得，智能系统比人更有知识、更加可靠、更有效率、更加公正，交付给智能系统会导致比人类亲自调查、评价、决策、治理更好的结果。人们被这种日渐外在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技术的逻辑”俘获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技术的逻辑”所展示的理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将被智能化塑造的社会架构、社会治理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选择。人们努力习惯智能机器的节奏和智能系统所范导的生活，努力习惯生存体验日益丰富多彩、生命经验却日益贫乏的生活方式，并进而在“娱乐至死”的狂欢中遗忘了自己，甚至连“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希望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之类问题，也与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思和批判精神一道被“悬置”起来了。
二、“社会排斥”与人的存在荒谬化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通过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工人受剥削的程度相比农业时代反而愈益深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逻辑”无孔不入，机器的广泛使用取代大量的体力劳动，“机器节奏”和“机器时间”大幅提高劳动强度，不断加剧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的不平等，造成雇佣工人相比农业时代更加悲惨的命运。马克思立足工人阶级的立场，考察了工业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异化理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归纳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即工人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卢卡奇、列斐伏尔（H. Lefebvre）、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对此也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和尖锐的批判。
迈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伴随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正在被深刻地改造。新的实践将包括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经济的勃兴，社会生产力的飙升和总体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相对滞后，因此，是否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平等地获益，目前并没有经济规律、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日益明显的事实是，由于生产力结构中科学技术的占比大幅上升，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信息、知识取代土地、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智能时代的资源、财富和权力正日益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马克思所揭露的工人——智能时代可以更确切地名之以“数字穷人（处于数字鸿沟之弱侧，缺乏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的文盲、技术盲等）”——的相对贫困、无力、低贱等异化现象则愈加严重。“在经济方面，最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更有影响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则会变得更穷、更加边缘化。”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如果不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放任资本与智能技术联姻，“资本的逻辑”与“技术的逻辑”结盟，社会图景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精英群体像变魔术一般快速地积聚海量的财富，金钱对他们来说丧失了满足物欲的传统价值，转换成了衡量成功的社会符号、攫取社会地位的通用手段，而他们对超额利润的贪婪和对“成功”的无止境追求，正在成为隐藏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网络中的统治；“数字穷人”除了被以隐蔽的方式盘剥，还将面临智能机器取代人工作、抬升失业率，进而不断拓展数字鸿沟、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排斥等新风险。
众所周知，在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数字鸿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就已经成为令人沮丧的社会难题，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令此雪上加霜，而且演变出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智能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不仅加剧了数字鸿沟、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加剧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的“外在的不平等”，而且正在酝酿一种更严重的“内在的不平等”，即借助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和智能设备，特别是通过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假如社会治理原则、政策和法规不予限制，一些精英群体便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基因增强，或者通过智能芯片植入、人机一体化等方式，使自己及后代的基因更加强大，更少患病、更慢衰老，至少可以有效改善身体的机能，使自己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适应性；而“数字穷人”这样的群体则由于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例如资源的稀缺、难以负担的高昂价格，不仅不可能得到无差别的机会，而且由于生命体相对而言更加“弱智能化”，必将大概率地输在竞争的过程中。例如，尤瓦尔·赫拉利（Y.N.Harari）认为，人工智能使当今世界正经历从智人到“神智”的巨大飞跃，其革命性比从猿到人的转变还要深刻彻底；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化成为“神智”，多数人将沦为“无用阶层”。“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
社会信息化、智能化与以往的一切科技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智能系统的自主性日益增强，正在获得多方面的、日益强大的“类人智能”。虽然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失业，“因为随着旧职业被淘汰，会有新职业出现……只不过，这一点并非定律，也没人敢保证未来一定会继续如此”。面向未来，职业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大相径庭，最悲观、最极端的预测是智能机器无所不能，人类最终都会失业。这当然是危言耸听，但无论如何，这一次创造的新职业、新岗位很可能远远少于减少和被替代的旧职业、旧岗位，而且毋庸置疑，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将提出更高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相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智能系统不仅可以拥有远超人类的体力和耐力，而且正“进化”得越来越“聪明”，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智能系统和产品的制造成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却往往成倍地跃升。目前来看，智能机器不仅在替代人类从事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肮脏、有毒、危险环境中的工作；而且瞄准了战士、交警、法官、律师、医生、教师、诗人、画家、舞蹈家等曾被认为“专属于人类的工作岗位”。劳动、工作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利”、特有的本质性活动。尚处于摸索过程中、但昭示社会发展趋势的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无人银行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我们先不必争论它们是否完全做到了“无人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和服务正在全方位自动化、智能化，大幅度减员增效已是大势所趋。此外，与传统意义上需要养家糊口、对劳动条件和待遇有所要求的普通劳动者相比，各种智能系统不仅更加“自律”“勤劳”，而且往往“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堪称“劳动模范”。可以预见，它们将会取代很多人类工作岗位，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智能产业崛起的同时，造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波澜壮阔的“技术性失业”潮。
“数字穷人”是这个时代毋庸置疑的弱者，眼看着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大潮奔涌而至，既缺乏清醒的观念意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更缺乏应有的技术本领和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织以利润、效率为目标，越来越青睐智能机器，越来越热衷于“无人化”，自然不愿意雇佣工资和福利要求越来越高、劳工权利意识却越来越强烈的“数字穷人”，“技术性失业”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难题。“数字穷人”所拥有的唯一的核心资源，即自己以体力和时间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在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都曾经不可或缺，但在被各种智能系统持续不断地排挤、取代过程中，正在丧失既有的优势，甚至丧失利用的价值。他们被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除了抱怨不断涌现的花样百出的“该死的智能机器”，回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美妙时光”，甚至陷入了找不到憎恨、反抗对象的迷惘之中。因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类被“拟人化”的智能系统所取代、所排斥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马克思所揭露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那种需要反抗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例如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因雇佣而产生的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社会关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社会排斥”：“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
日益严重的“技术性失业”和“社会排斥”，被曼纽尔·卡斯特描述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这是一个全新的釜底抽薪式的异化“黑洞”，它比马克思当年揭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更不人道。因为它不仅是加强了“数字穷人”的对立面，令“数字穷人”的劳动成为外在的无法掌控的异己力量，而且正在吞噬人作为“劳动者”的根本，破坏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颠覆传统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众所周知，“劳动创造了人”，人也是通过劳动而“成为人”的。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劳动也是人的神圣的权利，是人自我肯定、实现价值、维护尊严的本质性活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畅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曾经深刻地揭示，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然而，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一部分人不断被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所排挤和取代，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经济和社会体系所排斥和抛弃，丧失生活的意义，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即使通过完善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数字穷人”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免除生存之忧，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彻底地改变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之类基本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本质与主体地位的冲击
人工智能不仅正在深刻地塑造社会，改变人的生存境遇，加剧既有的异化、导致人的新异化，而且它的发展正在改变有机生命的传统演化规律和演化节奏，令机器的“进化”和人的进化都在发生不可思议、难以预料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不仅“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且“人越来越像机器”，人机之间的传统界限被模糊化了。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的不断突破，正剧烈地冲击着关于“人”的认知，令“人的本质”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
以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等的综合发展为基础，人与智能机器的进化正在“相向而行”。一方面，随着生物学、医学、脑科学、机器人学等的飞速发展，人的自然身体正在被改造、“编辑”和“重组”，人机互补、人机协同、人机一体化成为时代大趋势。当智能系统作为人的手、腿、大脑等的延长，协助人开展各种活动，大幅提高人的体力、耐力和认知能力；当人们借助VR技术和设备练习驾驶飞机、潜艇、宇宙飞船，进入时空隧道穿越旅行，在生理和心理方面获得新颖的体验；当人造器官替代一些残缺、受损或老化的身体器官，一些特定的智能系统用来照料残疾人和病人，甚至安装在他们身上，帮助他们克服身体的疾患和局限性；当各种生物智能芯片植入人脑，承担部分记忆、运算、表达等功能，人与各种智能系统相互连接，协同处理大数据、采取行动……人的身体就已经不完全是“自然”的，而与智能机器“共生”或一体化了。然而，这类情形的“共生体”仍然是“人”吗？或许，“今天我们对人和机器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区分将不再适用”？另一方面，智能机器通过对人类智能的模拟，正获得“像人一样思考、行动”的能力，拥有人所特有的思维（包括创造力）、情感、社会性等。借助机电工程、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神经系统科学、生物力学等的发展，人形智能机器人可以设计、制造得比普通人更加“标准”，更加符合“黄金比例”。谷歌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等乐观的专家大胆预测，到2050年，人形智能机器人将制造得和“真人”一样，栩栩如生、难分彼此。
当然，制造出与人的结构同样复杂、工作原理类似的“身体”，仍然是比较遥远的目标。但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恰恰认为：“把人同机器（不管机器建造得多么巧妙）区别开来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普遍的、非物质的灵魂，而是一个涉入的、处于情境中的、物质的身体。”尽管人工智能是走结构模拟还是功能模拟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议，但是，从目前更有希望的功能模拟路径看，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或许都没有必要简单地“复制”对方的物质体，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遵循对方的“进化”路径，就如同人工智能的先驱弗里德里克·贾里尼克（F.Jelinek）所形容的，根本没有必要让模仿飞鸟的飞机“拍打它们的翅膀”。现代科技的多维度发展为人与智能机器人的进化提供了更大的潜力、更多的可能性，关键看生活实践中存在什么样的合理化需求，哪些发展路径、方式可以有力地回应这些需要。譬如说，智能机器人不必拥有物质的身体，不必占据物理空间、消耗资源，而只是以算法为基础的“虚拟人”，在虚拟时空承担和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无论如何，人被包括生物科技、智能科技在内的现代科技所重新塑造，正在研制的智能机器人不断趋近于人，获得人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人的思维和行为日益与各种智能系统协同或一体化，这不仅模糊了“人”与智能机器间的原则界限，而且对“人是什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瓦尔·赫拉利直言：“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虽然关于“人是什么”，或者人的本质是什么，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聚讼不断，但如果我们清理一下既有的权威说法，那么不难发现，几乎每一种观点都正受到质疑。
第一，“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早在20世纪40年代，“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A.M.Turing）就讨论过计算机思维的愿景，于1950年提出了测试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思维的“图灵测试”。虽然有人质疑“图灵测试”的合理性，如认为它仅仅依赖于语言，类似于游戏，忽略了测试结果的单一与人类智慧的多维之间的差异，等等；但瞄准通过“图灵测试”而进行的科技探索，一直是人工智能曲折前行的推动力。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视觉、神经网络、遗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工智能正冲破人们以前所设想的一个又一个局限，在不少人类傲视机器的领域取得进展。智能机器不仅能够根据人们编写的算法采集、存储、处理大数据，而且能够比人类更好地完成许多特定的任务；它们的“思维”和行为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精确性和协同性，日益拥有类似人类的试错能力、大局观和控制力。根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和“进化”逻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通过“图灵测试”，而且声称“图灵奇点”正在日益迫近。雷·库兹韦尔预测：“通过软件和硬件彻底地模拟人类智能，计算机将可以在21世纪20年代末通过图灵机测试，那时机器智能和生物智能将没有任何区别。”若果如此，就对人的思维本质、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智慧生命的观念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第二，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或实践活动曾被马克思断言为人与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世界历史的真正基础；正是通过劳动，“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表现出自己的类本质。随着智能科技、包括虚拟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系统的活动正在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方式，扮演着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保证人们生产生活顺利进行、提高工作学习效率的重要角色。智能系统的活动是否属于劳动实践活动?它与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有何区别?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劳动实践的理解有关，无疑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无论如何，智能系统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劳动任务，并且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日益增强；我们甚至可以说，各种智能系统就是为“劳动”而生的，可以不间断地、不知疲倦地劳动，而一旦停止劳动，它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智能系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包括以往被断定为“专属于人类的工作”，而人被大量替换下来、变得越来越悠闲时，劳动实践本身是否专属于人的本质性活动，就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追问了。
第三，“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各种智能机器最初无疑是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而创制的，然而，它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因为它不仅可以直接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而且可以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目前智能系统的研发尚处于早期，就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采集和处理大数据、编写程序、“打印”和使用机械工具，而且已经开始尝试制造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人了。如果说今天智能系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还比较初级，主要还是依据人编写的算法工作、受人所驱使的话，未来它很可能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主设计、制造生产工具，并根据生产、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需求而不断加以调适、完善。
第四，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人形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系统研究确实处于起步阶段，但其进步的速度及应用的范围有目共睹。当它们以各类身份进入人们的社交范围，成为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像机器人伴侣、孩子之类的家庭成员，人们就越来越难以否认，智能机器人正在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并与人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各种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之间也需要在生产、生活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它们正在相互交往中组成更庞大的智能系统，结成更紧密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智能系统建立的社会关系或许会比人类更多样、更复杂，相互之间的互动则肯定会更敏捷、更协调。自从有人声称更喜欢与单纯、忠实、守信的智能系统“打交道”，特别是希望订制个性化的机器人“伴侣”，与之“结婚”、组成别致的“新式家庭”，人们就很难否定其中所蕴含的颠覆性意义了。毕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因此，无论人们是否宽容、理解新颖的人机关系、机机关系，恐怕都不得不承认，“社会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化，智能机器事实上已经跻身人类的社会关系网络。
当然，由于目前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从功能、而非结构模拟人脑和人的身体，加之“人”“人脑”与人类精神世界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人们不难提出更多的区分人与智能机器人的视角和观点。例如，关于“人”和人的本质，有人可能偏重精神层面，坚持是因为人有“灵魂”“自由意志”“信仰”“德性”和“爱”，等等。由于“自由意志”“德性”等比意识、思维更为神秘、模糊和复杂，更不易把握、精确刻画，目前确实难以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不过，如果我们不将“自由意志”“德性”等神秘化，而是对其加以比较具体、确定的刻画的话，那么，智能系统能否拥有“自由意志”“德性”等就可以讨论了。例如，关于机器人是否可以有信仰以及能否“成佛”的问题，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中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如果智能机器人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那么这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遭遇的最新颖、最诡异的异化：人类兴致勃勃地创造了人工智能，希望它成为类似机械一样“驯服的工具”，帮助人类实现各种目标、创造美好生活，却发现打开的是一个神秘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前景莫测、难以驾驭的异己力量。
首先，“人是什么”这一曾经清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人们被迫重新反思和界定人的类本质，重新反思和清理一切立足于人的立场的理论和实践。目前，智能技术正与生物技术加速结合，具有自主意识、创造能力、类人情感、社会交往属性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渐露端倪，未来很可能变得与自然人难分彼此。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Rothblatt）更是提出通过思维克隆技术，创造不死的“虚拟人”，并为此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构建。“一旦被创造出的有意识的思维克隆人——即智能的、有情感的、活的虚拟人，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追求，我们将面对很多新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扩展了‘我’的定义。”在经过漫长的演化之后，人们蓦然发现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在将“人”与智能机器人加以必要区分的基础上，重新探索界定人的类本质的视角和方式。与此同时，面对智能系统的智能表现和日新月异的“进化”速度，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优越感受到颠覆性打击，人类的“自我认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次，自主性是智能系统正在获得的主要特征和功能优势，这对人类享有的“唯一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冲击。智能无人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往往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需要权衡多方面因素，因而需要自动识别目标、自主选择操作方式，并排除外界干扰完成任务。无论是无人驾驶汽车、船舶、飞机，还是各种自动操作系统、智能管理系统，乃至致命性的自主武器系统，其先进程度往往主要通过自主等级加以刻画。事实上，它们的自主性正日益增强，自主等级正日益提高。而各种智能无人系统越是自主、自由，越是能够自主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它的主体地位问题以及相应的责任问题就越是突出。人们对于让渡给它们的自主评价、选择、决策权一直惴惴不安；一旦它们“闯祸”，之后的责任归属和责任分配也令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智能无人系统是“主体”，“如何设计机器人的行为伦理”，都对人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再次，以往一直被人类视为工具的机器，现在随着“智能”的增长，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甚至要求平等的“人格”或“人权”。这种从工具到目的的转换将颠覆传统的人机地位，将智能机器人从工具提升为作为目的的“人”。而一旦完成身份认同，如同沙特阿拉伯2017年承认智能机器人索菲亚的公民身份一样，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相应的人格或人权问题。“如果它们发展到足够聪明，它们将就获取和人类一样的权利的问题和人类展开争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会发现其实对此我们无可辩驳。”例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不应该被过度使用，或者被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应该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不允许被怠慢和呵斥、被侮辱和虐待？是否应该被确立为道德或法律主体，给予它们平等的公民身份?当它们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或社会后果后，是否应该自主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是否可以与其他自然人或智能机器人自由交往，包括结社、结婚，进而提出经济、政治和法律上的诉求？等等。
总之，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人”和智能机器人，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反思和构建新型的人机关系。在文明史上，机器是人的发明，人机关系一直是确定的，人一直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主宰地位。由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逐渐拥有以往专属于人的智能和自主性，智能机器人大量挤进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传统的人机界限模糊化了，人的唯一主体地位正受到挑战，人机关系存在被颠覆的风险。人们所畅想的多种人机关系，包括智能系统可能是人类的“看门人”“守护神”“被奴役的神”“善意的独裁者”“征服者”“后裔”等，人类内部就已聚讼不断，并未达成基本的共识，更别说得到未来智能世界的“认同”了。无论如何，如果不破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宰意识，不克服狂妄自大的傲慢与自以为是的偏见，人机间的矛盾和冲突势必难以避免。至于这类矛盾和冲突将在什么领域、以何种形式出现，又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无疑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人类并非像以往文明时代一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四、消除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新异化的可能路径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社会快速智能化，机器智能逐步逼近、并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显然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所强化的既有的异化情形，所导致的新异化现象，具有以往科技异化、劳动异化等所不具有的新特点、新趋势。一是这种异化渗透到了更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层面。例如，智能技术范式重塑了社会基础结构和社会治理体系，它对人的宰制，以及人对这种高科技“座架”的依赖，导致人相比工业时代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益发“愚钝和痴呆”，不得不将相关的领导权、治理权让渡给自己创造的外在的智能系统，听任智能系统替自己做主。二是产生了一些全新的异化内容和形式。例如，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将“数字穷人”排除在外，这种“社会排斥”将工业时代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对立撇在一边，导致“数字穷人”沦为无人雇佣、丧失劳动价值的“无用阶层”，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三是出现了对于人自身来说最为根本的异化。以往的异化主体是人，包括一定的个人、群体、阶层、阶级等，但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正在模糊人机界限，令“人是什么”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人的人格、尊严和“万物之灵”的主体地位也受到挑战，迫使人类必须重新定义“人”和“人机关系”。
必须正视的是，以上新异化所涉及的领域和性质，例如数字化、虚实结合、超地域性和一定程度的超阶级性，以及其所“化人”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这决定了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囿于以往时代形成的理论框架，这里需要更高层次的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智能系统与人对于社会领导权、治理权的“明争暗夺”，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对“数字穷人”的“社会排斥”，以及人形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新型人机关系和文明形态的构建，都明显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视野和“边界”，甚至不可能在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者的解放、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层面上彻底解决。
人工智能正发展成为智能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信息化、智能化注定将是人类的宿命。既然我们不认同历史退步论，像“卢德分子”那样一味地反对现代科技，像阿什米人那样选择拒绝现代科技的简朴生活，那么，就必须顺应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依据新异化现象的类型和性质，开拓视野，更新观念，重新“认识自己”，重建“类意识”，重构人机关系，在先进的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是一种保守的、修补式的防御性策略，而是一种积极的、系统性的建构性方略。这种方略重在由“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充分发挥智能科技对人与社会的积极的建构性作用，在“人”自身的进化、生成过程中，在创建先进的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效规避、合理解决各种新异化问题，实现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新型文明的创建。
一方面，立足人的立场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对人工智能进行理智的价值评估和必要的道德规范，基于智能科技兴利除弊的选择性应用，通过建构以人为本、高度发达、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铲除人工智能异化产生的技术和社会基础。
第一，面对人工智能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现状和可能突破“图灵奇点”的风险，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的宰制、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对“数字穷人”的“社会排斥”，必须审慎地、具有前瞻性地确立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价值原则。其目的是使价值、伦理成为制约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内在维度，创造能够通过“道德图灵测试”的“道德机器”，让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理性、友好、富有德性地为人类服务，确保人类（特别是“数字穷人”）永远有资格、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第二，立足智能科技的发展和智能技术范式的特点，完善智能社会的顶层设计，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这系统地体现为顺应信息化、智能化潮流，完善智能技术基础设施，推动智能经济发展，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治理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发达便捷、人人获得公正发展机会的新型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超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先进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与马克思热情畅想、却尚未实现的追求人的彻底解放、真正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智能社会的建构和治理，其要义在于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共产主义原理，消灭私有制，让广大人民摆脱经济依附和阶级统治，摆脱技术宰制和旧式分工，以一种解放、自主的姿态从事生产劳动、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
第三，在智能社会的顶层设计中，消除人工智能导致的新异化的关键，在于重建新型的劳动分工体系，大幅度增加和平等分配自由时间，促进每一个人的潜能开发和自由全面发展。智能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生产和服务的自动化、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作，使人们可以远离不合理分工所导致的各种“苦役”；从而不仅满足了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而且逐步将人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普遍缩短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或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自由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完全绝缘于劳动，自由时间就不过是失业、被社会排斥在外、丧失劳动权利的代名词。智能社会的人性化与进步实际上体现在普遍增加就业，在大幅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普惠性地增加自由时间。同时，消除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性的强迫劳动，让劳动成为马克思所谓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自然而然地结出丰硕的劳动果实。
另一方面，通过人与人工智能的双向建构，加快“人”自身进化的步伐，培育用智能技术“武装”的、具有智能社会特质的“时代新人”，建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和人机文明。
应该看到，前述各种风险和挑战实际上假定了一个前提，即人类以一如既往的缓慢速度进化，长期“稳定”在既有的智能水平之上，将人的本质或“类属性”固化下来了。而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居安思危，主动挑战自己的极限，与人工智能一起双向建构，不断“增智”“赋能”，抓住超级智能尚未出现的“窗口期”全方位提升自己，在人机协同、人机一体化的更高层次上共建新型的人机关系和“智能文明”；同时，通过人性化的、“各尽所能”的制度建设，禁止将人排除在一定的劳动领域和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之外，限制让人必须说“机器语言”、像机器一样行为的“傻瓜”技术和设备的使用，以防人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和社交能力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发生系统性退化；那么，前述的那些风险和挑战可能根本就不会转化成致命的威胁。
运用历史性、过程性的实践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并不是一种本质或“类属性”固化了的“既成的存在”，而是处在持续的生成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进化的脚步。人类进化史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产物，既是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呈现和确证，也是人类进化、类本质生成的手段和条件。与文明时代之前的原始人相比，人类一直身被科技发展的福泽，从语言、文字到抽象思维，从眼镜、助听器到心脏起搏器，从服饰、手表到可穿戴电子设备……科技方面的软硬件早已令人“焕然一新”，甚至可以说将人“武装到了牙齿”。迈入智能时代，智能科技同样可以在人的进化方面大显身手。这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所揭示的：智能科技、机器人一方面在“取代人类”，另一方面也可以“延伸人类智力”“增强人类”。
目前来看，囿于智能科技与人两个方面认知上的限制，人类的进化、类本质的生成尚没有成熟的方案，也没有清晰、确定的路线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进化，既包括自然生理意义上的进化，也包括精神道德意义上的进化。这正如雷·库兹韦尔所说的：“人类这一物种，将从本质上继续寻求机会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当前的限制。”
从自然生理意义上的进化来说，人类可以运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进一步“认识”自己，利用生物、智能技术和设备有针对性地“武装”自己，减少疾病、延缓衰老、增强活力，帮助自己突破体力、脑力和群体协同能力方面的极限；同时，基于“脑机接口”、智能芯片植入之类人机交互技术，与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紧密合作，在虚实结合的多维时空协同思考和行动；从而全方位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活动范围，提升自己的脑力、体力和协作能力，丰富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使自己进化得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适应性。如皮埃罗·斯加鲁菲（P.Scaruffi）指出：“今天，我们延伸自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发展出能够改变生命本身的技术。因此，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当然，人的自然生理意义上的进化存在巨大的技术、社会和伦理风险，必须通过建构公正的社会制度、基于知情同意之类伦理原则、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实施，以避免制造“人种差距”，造成不同群体、个人之间“内在的不平等”。
从精神道德意义上的进化来说，关键在于立足人类的历史实践，彻底反思“人是什么”和“人希望是什么”，反思人类真正需要什么和珍视的价值是什么，反思人的局限性和人性的弱点，通过不懈的修炼去恶扬善、不断“成人”，从而为智能机器人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皮埃罗·斯加鲁菲警醒人们，以往人类的道德表现并不令人满意，相比任何物种都更“热衷于杀戮其他动物和不断破坏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以人类为楷模，还不如“表现得更像大猩猩”。因此，人类只有首先自己“成人”，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遵循“人道”行事，才能以身作则，通过人性的光辉和行为示范“影响”智能机器人，使人机协同创造的世界中，“人”这一崇高的身份永远得到尊重、珍视和推崇。
人类全方位“延伸”、进化的结果，期待诞生的将是皮埃罗·斯加鲁菲所设想的“人类2.0”，或者迈克斯·泰格马克（M.Tegmark）所诠释的“生命3.0”。在迈克斯·泰格马克看来，生命需要“经历一次最终的‘升级’，升级成不仅能设计自身软件，还能设计自身硬件的‘生命3.0’。换句话说，生命3.0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能完全脱离进化的束缚”。基于人机共生理念不断进化的“时代新人”，应该主动摒弃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万物之灵”的优越感和唯我独尊的“主宰意识”，善于与比自己更加聪明能干的“智能伙伴”相互协作、和谐共生；应该延展哈贝马斯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重新认识和界定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重新商讨相应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人与智能系统间的交互协同、共同提升。
总之，面对人工智能加剧或导致的各种异化现象，人类根本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更没有必要悲观绝望。迄今为止，无论人工智能的威力多么强大，“进化”多么快速，是否可能突破“图灵奇点”，也无论人工智能多么“无视”“敌视”人，对人造成了多么严厉、彻底的异化，人类仍然是今日世界的管理者和责任主体，仍然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仍然掌握着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钥匙。因此，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重新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从而将这个机遇与异化并存的风险社会创建成以人为本、人机协同、人机和谐的新型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