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到武汉，这里就是第一站
“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倘使华佗生此月，不嫌劈脑治头风。”
上面一段，是清末“竹枝词”里对现代医学的赞美之词。与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相比，现代医学进入武汉的时间较晚，但对这座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乃至文化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可看到。
武汉首家基于现代医学建立的医院，是“普爱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市第四医院。同时，“普爱医院”作为该院的第二名称，本着尊重历史的角度也保留了下来。
汉口开埠后建立
普爱医院建立于1864年，创立者是英国医生师惟善（Friedrick.P.Smith）。如今的中文资料中，有不少将其中文名字误写为“师维善”或“施惟善”，不确。
1861年，汉口开埠，欧洲企业、教会纷至沓来。1862年，英国传教士郭修理（Josiah.Cox）来到汉口，要求教会派出一名能从事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协助自己。1864年5月，师惟善偕妻子抵达。
师惟善虽为教会服务，但并非传教士，所学专业均在医学、植物学方面，毕生以医为业。1864年6月，他在汉口大通巷附近的循道会传教建筑区内开始设立医院，7月1日正式开张，门口竖起一块牌匾，上书“普爱医院”。
这是现代医学进入武汉以及整个华中地区的发端。
普爱医院在设立之初条件简陋，工作量却极为繁重。当时，医院的医疗费、药费全免，大量原本无钱看病的穷苦人家，以及在中医那里久治不愈的病人，纷纷上门碰运气。
师惟善在1864年6月28日（医院尚未正式开张）的信件中提到，他当天看了300多个病人。
今日之大医院中，门诊医生一天接诊百余病人并不罕见，但300个显然过多了。而且，师惟善当时不仅要看诊，还要担任药房工作，为病人发药，其辛劳不言自明。
一开始，普爱医院只在每周一、三、五开门，周一和周五接待男性病患，周三接待妇女儿童。从1865年11月开始，男性病人每人收取50枚铜钱的费用，妇女、儿童、急诊以及需要手术的危重患者依然免费。
虽然开始收费了，但上门求诊的病人仍然持续增加，师惟善觉得必须有一家更大的医院。
1866年4月27日，全新的普爱医院在汉正街落成，建筑耗资1000两白银。建筑中包括一个能够容纳12位病人的大病房、两个各能收纳4人的隔离病房，独立的候诊区、药房和办公室。
新建筑启用后，门诊时间从过去的每周3天改为每周6天，增加了药剂师和护士协助诊治。当年下半年，师惟善还在武昌的循道会教区内增设了一家诊所，自己每周二前往出诊。
武汉人当时生啥病？
由于工作过于辛劳，加上对武汉的严寒酷暑不适应，从1865年开始，师惟善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868年病重，医院一度关门3个月。1870年底，师惟善病入膏肓，被迫离开汉口，返回英国治疗，普爱医院由其他工作人员接手。
善有善报。回国之后，师惟善挺了过来，又平安活了18年。
从1864年7月，到1870年7月，普爱医院一共接诊了近59000名病人，其中住院病人486位。由于汉口“九省通衢”的位置，师惟善诊治的病人来自五湖四海，从达官贵族到贫民乞丐，其医术颇受赞许。湖北学台就曾将自己15岁的女儿从武昌送到医院附近住下，以便长期接受治疗；一位四品武官被师惟善治好后，曾身穿正装，带领随从前往医院拜访，以示敬意。
在医院的接诊记录里，最常见的几类疾病是眼病、支气管炎、皮肤病、风湿，分别为9850例、9409例、7259例、6724例。
这个数据统计，和我们今日常见病比例的统计出入非常大，有可能因为某些常见病的患者会习惯性选择中医治疗，导致了统计偏差。
另外，师惟善对此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当时的武汉常有来自北方的沙尘风，而武汉人不习惯戴帽遮挡，同时眼睛轻微感染时不注意清洁，导致了眼科疾病多发；武汉人居住的环境潮湿，导致了支气管炎、皮肤病和风湿的多发。同时，饮食中素食比重过大、缺乏蛋白质都会加重风湿病病情。
此类思考是师惟善医学观念的体现之一：视野不局限于病人身体和单纯的医学领域，而是扩大到生活习惯、地理、气候、人居环境等多方面文化和自然因素。
1871年，师惟善在上海和伦敦同步出版了论述中药和中国博物知识的专著《中国药物学和博物学新释》，广受好评。此外，他还著有《中国的河流》一文，从中国历史上的水患、水道记载和大禹治水的故事说起，通过自己对武汉三镇河流的亲自观察，分析汉口成为商业中心的自然与经济原因。
百余年前的“白衣执甲”
在普爱医院之后，武汉有多家基于现代医学的医院开张。如1866年的仁济医院，1913年的广东医院等，现代医学逐渐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和接受，而中医也从中受到了不少影响，走向变革。
我们之前《存亡之际，武汉中医奋起抗争》一文中曾经提到，从清末开始，中医一直在吸取现代医学的进步之处，对自己进行改革。早在19世纪末，就有中医吸纳了现代医学分科诊疗的先进之处，在报纸上挂出“XX中医专治肝病”一类的广告。这种影响力，直至今日，仍然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我们今日所歌颂的“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武汉早期现代医学传播中就已经有所体现。1896年，武昌发生霍乱疫情。苏格兰医生马尚德（Alexander.M.Mackay）不顾危险，治疗众多病患，不幸染病去世，年仅31岁。
马尚德去世后，湖北巡抚谭继洵侧室魏宝珍为其立碑谢恩，“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在那个既严“男女之防”，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这样的一篇碑文足见当年其在患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参考资料
《建国前的汉口西医业》，武汉文史资料，1994.06.30
《近代教会医院对武汉民众西医观演变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6.08.15
《从晚清竹枝词看西医的引入》，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6.08.01
《武汉基督教医院平议》，武汉学研究，2019.09.30
《师惟善与晚清华中地区西医业之肇始》，暨南史学，201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