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豆腐花｜饭醉党
（豆腐花，我最近一次吃到的带有真正豆腐花味道的豆腐花，是在2016年的宁波海宁一个宾馆里。每天早上，我都是连吃三碗。关于豆腐花，2013年新浪微博上关于咸甜辣有过激烈的争论，各路都有拥趸。我从来不参与争论，我只是写了篇小文章，回忆了我对豆腐花的记忆。不过，如今北京街边，你别再想吃到一碗豆腐脑，无论它多难吃不受待见。北京街边的豆腐脑也被拆迁了。图片来自网络）
突然间，发现豆腐花成了微博热词。
我有些不解。
我今天早上（原文写于2013年5月）还在楼下的路边早餐摊花一块钱吃了一碗豆腐花，不，是豆腐脑。
豆腐花才是我江南故乡的称呼，把北京路边摊上的豆腐脑错认为豆腐花，那是辱没了儿时的美味。
虽然我经常会光临北京路边早餐摊，要碗豆腐脑，但这豆腐脑的味道，却没有豆腐味了，据说现在北派的豆腐脑都是用什么冲出来的，高产，自然味道差了不知几何，只能用浓汤咸汁，掩盖本味之不足。
别怪我埋汰北京的豆腐脑，那是因为儿时的味蕾记忆太重了，连浓汤重汁都无法夺其志。
记忆太深，是因为美味培养的味蕾，顽固地埋藏在舌尖上，心幽处，脑海里。林语堂说，这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最初缘起。
其实，我记忆中小时候吃豆腐花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
虽是生在鱼米之乡，故乡的黄豆青豆至今都是上好品质，但在当年，却是吃不起啊。
我吃豆腐花最多的时候，是在冬天，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候。
按照故乡旧俗，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浸泡黄豆，然后挑到做豆腐人家去磨豆腐，豆腐可是过年时的当家菜啊，要吃一个春节的。
磨豆腐用的是石磨，不是每个村都有的，我们村就有一副，是隔壁我堂爷爷家的，我爷爷的表兄家的。
那个时候，堂爷爷家每天都要排队，都是村里人赶着要磨豆腐准备过年。
在石磨转动的吱嘎声中，浸泡透了的黄豆变成了白乎乎的豆浆。
而同时，灶膛里的柴火正旺，灶台上的大铁锅开锅了。
把豆浆倒进大铁锅里，加水，开锅后，把豆浆舀进做豆腐用的纱布兜里。
通常，纱布兜系在一个十字木棍上，吊在一口洗干净的水缸上，豆浆入纱布兜是为过滤，纱布眼细小，豆浆水流淌不畅，通常要把纱布兜转圈拧把，收进，把兜里的浆水都挤压进水缸里。
此时水缸里的的浆水，便是豆浆了。
往水缸里的热豆浆中加石膏搅拌。这与北方不同，北方用的是卤水，南方讲究用石膏。石膏加多少，有讲究的，做豆腐师傅水平高低，主要靠石膏用量。
加进石膏后，用铜勺搅拌匀后，然后盖上锅盖。
渐渐地，豆浆在缸里成糊状了，这便是豆腐花。
我小时候爱吃豆腐花，却不像今天街面上吃豆腐花那么讲究。
豆腐花做好后，做豆腐的师傅就会拿把铜勺，给在场的每个人手中的小碗里，加一勺，见者有份。
通常早有人准备好了青蒜，剁成了碎末，每人用手拈一些青蒜末，加进豆腐花中，然后倒进酱油。
放糖？那是条件好的人家，比如当老师的，或者在城里当工人的人家，端回家，偷偷地放点糖，我们那时，哪里舍得加糖啊！
蒜末的青绿，豆腐花的白嫩，酱油的棕红，一清二白三红，虽然色泽鲜艳，层次依然分明。
但已经无暇欣赏了，赶紧用汤匙一搅拌，成了红白青混搭，然后用汤匙盛起一勺，送到嘴边，一边吹着气，一边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
烫啊。虽然烫，但也不管不顾了，豆腐花不停地在舌尖打滚翻转，稍凉便吞咽下去。
几汤匙戳下，碗便见底了。
嘴馋的，眼巴巴望着还指望来第二碗，不过，一般没人会答应，做豆腐才是大事啊。
我小时候过年前常和弟弟跑堂爷爷家，一吃过晚饭便泡他们家，或磨豆腐时帮着加豆，或帮着在灶膛烧火当下手，其实只是为了骗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美味豆腐花，或者一块新豆腐。
那个时候，每晚上睡觉前吃碗豆腐花，神仙般的生活啊。
不过，这美妙的夜晚，一年中也就年三十前几天而已。
平常家里偶尔也会“撩豆腐”，用存储的黄豆换块豆腐回家做菜，却很少见人换豆腐花吃的。
乡下人哪舍得换豆腐花吃啊，那纯粹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或者是吃公粮的人。
我少年时生活在乡下，离前黄镇大约6华里，所以，镇里的豆腐花早点，是到了上中学帮父亲看管芹菜摊时，才偶尔吃到。
那个时候，街上买的豆腐花，通常装在木桶里，买一碗盛一碗，里边除了酱油，还有晒干的糠虾（可不是海虾米），没有青蒜的时候，比如这个季节，放些切碎的韭菜末，再早一些，是放切碎的胡葱末。
不过，至今我仍不喜在豆腐花中加虾皮。
不过，即便这样，父亲也很少给我买豆腐花吃，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都是馋咀吃的，中看不中饱。
所以，父亲宁肯给我买碗面条，或者两个肉馅馒头，或者一根油条（油炸灰）。
在北京吃路边摊的豆腐脑多了，舌头渐渐也木讷了。
故乡的豆腐花，我几乎吃不到了。2009年前黄中学70年校庆，我和同学从北京赶回常州，一早下火车，同学带我去常州一家有名的小吃店吃豆腐花，但已不是我渴望吃到的了。
机械化规模化作业的时代，味道都是一个模子刻出的了。
今晚，我好想念那一清二白三红，夹杂着着淡淡蒜香味豆味和酱油味的豆腐花啊。
那才是童年的味道，过去的味道。
关于老朱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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