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每一个人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与自由“｜往事
港大的朱光潜小道
（港大的朱光潜小道。朱学东拍摄）
来到港大之前，港大于我，虽声名卓著，但其实我于港大一无所知。
在北京时，我想，到了港大，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像学生一样绕着操场跑步了——可是，港大校区，别说没操场，就是日常的上课吃饭，都得一身好体力，爬楼梯啊。哪有印象中内陆高校那种硕大的操场啊。以至于我到港大的当天，我的前辈师长钱钢老师（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写过影响无数人的《唐山大地震》）带我参观港大时，平素号称暴走帝的我，一下子不习惯地大口喘气，几乎跟不上一位六十岁的长者的步伐。
我在港大的游学之旅是从柏立基学院开始的。
（2014年9月中旬，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前。摄影：钱钢老师）
柏立基学院是由数位港人捐资建造以英人柏立基命名的。英治期间，柏立基曾担任过港督，创办过香港中文大学，推出了廉租屋计划，也是香港向内陆购买东江水以济水荒的第一人。柏立基学院其实是港大校区的一个小宾馆，我在港大的这短短十多天，便住在此。
从柏立基学院后门出来，便是一条石阶小道。钱钢老师告诉我，当年龙应台女士在港大访学时，他们俩把这条小路命名为“朱光潜小道”。
朱光潜小道？我有些不解。
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师，我上大学时便买有他谈美学的作品集，大学课堂上老师也讲解过朱先先观点。但我还没有读过朱光潜先生写的《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所以不知其中掌故。
钱老师告诉我，朱光潜先生在港大求学时，就住在下面的梅堂，最喜欢午后在这条路上往返，所以他和龙先生把这条路称为朱光潜小道。
我恍然。
后来我在港大找到了朱光潜先生1944年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写的《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这篇文字。朱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我們三人（注：朱先生和当年在港大读书的同学）高矮差不多，寒酸差不多，性情与趣却並不相同，往来特別密切的缘故是同是‘北京同学’，同住梅舍，而又同有午后散步的习惯。午后想来少课，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写到这里，我鼻孔还嗅得着太平山顶晴空中海风送来的那一股清气”。
朱先生写这篇文字时是1944年，香港及内陆许多地区正沦陷在日军手中。朱先生当时所服务的武汉大学，在战火中已迁至四川乐山，这也是朱先生的乐山时间。对香港往事的娓娓道来，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与自由”收尾，自是颠沛流离中对和平生活和自由的呼吁和渴望。
（港岛风云，朱学东拍摄）
在港大的这些天里，我每天往返于这条落满不知名果实的朱光潜小道。每次，我都会独自会心一笑。
这条朱光潜小道，如今已经经过改造，水泥浇注，成了石阶道，想来当年朱先生和他的北京同学往返于其上的时候，大抵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的。
朱光潜小道周边布局，虽有休整改造，比如建了柏立基学院，但依然可以窥见朱先生笔下当年的风景。
石阶一头向下，蜿蜒入校区，一头向上，尽头便出了校区。两旁都是茂密的树木杂草，老树的的根部裸露在地面，交错沟壑。两边有百年的参天香樟印度树，也有细枝嫩芽。尽管钱钢老师跟我介绍了各种树名，我这个少年时的生物兴趣爱好者，却终究没能记住它们的名头。但是，在随后的十余天中，这些我依然叫不出名字的绿植，在港岛明晃晃太阳下构建的绿荫，一直庇护着我往返于此道。
石阶向上的终点，是港大的校长官邸，边上有一门昂首的巨型克虏伯大炮，对着海的方向，虽然各种树木早已遮挡住了它原本守卫的视线，但依稀可以想见它旧日的职守。我没有找到朱先生笔下的莫里逊舍，但依其描述，大概就是如今的校长官邸的位置。或者在其对面，如今地貌变化，不知其踪。
我不知道这莫里逊是谁，仓促间也无从打问，不过按照当年音译的多元（如今香港许多地名有此情况），推断应该是马礼逊的音。
马礼逊这个人学新闻的都不陌生，他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他是西方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他还在香港开办了“英华书院”。后来钱钢老师告诉我，香港有个非实体性的马礼逊图书馆，收藏有马礼逊的许多手稿，就藏在港大图书馆，有时会摆出来展示。
石阶下行，有两栋红色的小砖楼。从上往下，第一栋叫梅堂，第二栋叫仪礼堂。这两栋楼都是修建于1914有百年历史的传统红砖建筑，跟尽头炮口的方向一致，望着海的方向。
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朱先生就读港大时，就住梅堂，当年叫梅舍，我每天从校园返回宾馆，都会经过梅堂。如今的梅堂已经是由港大通识部驻扎，我曾在进去看过，试图在这里感受朱先生。
而港大新闻与传播中心和钱钢老师的办公室就在仪礼堂。龙应台曾在这里访学过两年，这个地方也曾接待过我的许多内陆同行，我也认识一些从这里毕业的年轻同行，这些天，我在这里听过钱钢老师的两堂课，从他办公室的书架上借过书，是一本大部头的《中国时报五十年》，我也在这里，与港大新闻与传播中心的研究生们一起有过分享。
朱先生还写到顺着小道可以下山到海边游泳，不过呛了几口海水，被水母咬了的场景，恐怕已不复存在了。如今站在梅堂前是看不到海的，在仪礼堂前，穿过水泥森林，依稀还可以看到远处海天一色的风景。不过，朱光潜小道延伸下去，如今一路都是高楼大厦了，直到海边。
我曾多次追随着朱先生的足迹，不过他是在午后，我通常是在早上，经过一小段朱光潜小道，拐几个弯，爬上太平山，饱览港岛风情。
“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
当年朱先生笔下的港岛平和风韵，至今犹存，不过更添了繁华和现代。
1918，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当时港大副校长伊里奥特爵士建议，从师范学校选拔官派留学生到港大学习，朱光潜先生成了这20名中一员。当年在港大，朱先生听不懂粤语，看不明粤剧，与自己两位好友被戏称为“三个聪明人”——这可不完全是赞誉，朱先生的回忆里有写。
今天的港大校园里，英语粤语普通话都可以随便说，而且每年内陆高考，相关港大的新闻都会占很大版面，如今在这里听讲的学生，许多来自内陆。港大新闻与传播中心的研究生，大多来自内陆，前些天钱钢老师关于留美幼童的公益讲座，一个大礼堂，满满一屋子，从在校学生到研究生到家长，大多数来自内陆，而我在港大宿舍与学生分享，也都是来自内陆就读港大各专业的学生。这与当年朱先生求学时感到的孤立已绝然有不同。
朱光潜先生在港大求学时，遇见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后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曾说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我在港大的短短这十多天，留给我的印记，除了朱光潜小道，还有港大的图书馆和教学。有限的几次听课和分享，让我已感触颇深。能够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学习，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种福气，它能够帮我们构建更阔大的视野和胸襟。这一点尤为重要。
港大的朱光潜小道，从克虏伯大炮到仪礼堂，不过一百三十个台阶。但是，周边却深藏如此多的历史文化故事。
有多少人知道呢？
关于老朱煮酒
更多分享，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