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
2010～2012年，为配合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提升工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联合考古队，对圣保禄教堂遗址东侧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大范围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圣保禄学院遗址围墙、大型基岩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瓷器和建筑构件残片等遗物。
PART01
考古工作开展和遗迹发现的学术价值
圣保禄学院遗迹分布及范围推测
澳门联合考古队2010～2012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高园街16～22号，这里位于圣保禄学院遗址的东部，是发掘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其他的发掘地点如高园街35号，大三巴哪咤展馆等均属于适时开展。此次发掘发现一批较为重要的遗迹与遗物，均属于与圣保禄学院一致的关联遗迹。之所以去勘探或发掘，是考虑到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圣保禄学院遗址整体的平面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因为发掘面积比较小，没有太丰富的出土遗物，所以科学分析与研究受到了一些局限。这些发掘地点遗迹的考古资料刊布主要集中在本报告第二章的第二至四节，这些可以成为今后澳门城市考古的重要资料。城市考古就像拼七巧板一样，在一次发掘的过程当中可能无法完全获得研究平面布局的资料。作为澳门古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圣保禄学院遗址，他的考古工作也是如 此。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国家考古队曾经做过相关的发掘，本次我们所做的也只是发掘了圣保禄学院遗址的一部分遗迹，但都应该把这样的发掘视为研究圣保禄学院遗址平面布局总体工作中的一部分。如此重视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平面格局，这是由该遗址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明朝中期实行大规模海禁政策，澳门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后一度成为广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对外泊口和贸易中转港，在与日本、东南亚、欧洲各国乃至非洲、美洲等地区的贸易交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处澳门的圣保禄学院是东亚地区第一所具有现代大学意义的高等学院，从1594年创建至1762年被迫关闭的160余年间不仅培养了大批传教士，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传教活动，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社会进程的演进。圣保禄学院运营期间聚集了包括欧洲传教士、商人、士兵、水手、日本劳工、修生和中国儒生等在内的大批人士，其中不乏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曾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圣保禄学院存在期间建成了以圣保禄教堂、学院各类设施为核心的庞大建筑群。由于文献记载稀少，迄今对于圣保禄学院平面布局、空间构成、发展演变、社会生活等在内的了解极为有限。深入了解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内涵，可以更加准确地对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历史地位进行定位，更加准确地了解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历史价值。
1835年，圣保禄大教堂等建筑因火灾付之一炬后，圣保禄学院作为一个整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潜在的重要影响力却绵延至今，大三巴牌坊即圣保禄教堂前壁成为澳门的地标性文化遗产。在圣保禄学院遗址范围内，还有哪咤庙、大炮台遗迹等，但是由于现代道路的切割，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圣保禄学院遗址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遗迹整体。
考古发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生动的实物资料、实实在在的遗迹现象指出或者说复原出圣保禄学院遗址的概貌，这是圣保禄学院遗址整体保护的科学基础。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在高园街35号意外发现了夯土墙遗迹，其建筑结构和营造方法与以往发掘发现的圣保禄教堂和学院南翼建筑基本一致，采用花岗岩石块和夯土相结合。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在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北侧、西侧和西南侧都寻找到了与之对应的夯土墙遗迹，加上以前葡萄牙国家考古队的相关工作大体可使得圣保禄学院遗址完整地闭合起来。通过与历史地图的比对研究，基本可以确认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四至范围，其平面大致呈不规则四边形，占地面积约3.3万平方米。高园街35号发现的这段夯土墙属于学院围墙的东墙北段，与大炮台北侧早年发现的石墙遥相呼应。这一考古资料为科学、完整、全面的保护圣保禄学院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以上是从大的格局来看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四至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深入探讨16世纪末～18世纪中叶学院建筑的沿革演变和平面格局。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根据出土遗物的整理，对此次发掘的遗迹的时代做了归纳，在第二章第四节的资料刊布中，先行分出早期遗迹和晚期遗迹两类。早期遗迹是和圣保禄学院遗址密切相关时代的遗迹，主要包括基岩坑、夯土墙和石墙等，晚期遗迹是指圣保禄学院遗址废弃和破坏之后的一些遗迹现象。
PART02
出土遗物特征及其所反映出的历史价值
本次发掘各遗迹单位中以基岩坑（H9）及相关遗迹出土遗物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主要是以陶瓷器为主的日常器物和建筑材料，报告中公布了约600件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器物标本。陶瓷器中以青花瓷片为多，据统计有6700余件，超过总量的78%。相对于其他遗物而言，青花瓷片特征更为典型、时代变化更为显著。根据比对研究，此次发掘出土的青花瓷主要包括“克拉克”类型的碗、盘、盒、器盖、军持等和其他类型的碗、盘、杯、碟、瓶、罐、壶、洗等，其中“克拉克”类型瓷器数量较多，约占青花瓷总量的三分之一。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类型青花瓷器以开光为主要特点，纹饰题材多样，未见带款识器物，时代集中于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经观察比对结合科技测试分析，产地主要是江西景德镇，多为民窑产品，代表着民窑较高的工艺制作水平。其他类型青花瓷种类相对多样，纹饰题材较为丰富，有不少带纪年款、寄托款、吉祥语或花押款的器物，产地亦以江西景德镇为主，有少量漳州窑产品，时代主要集中于明后期的天启、崇祯至清前期康熙时期。此外，还有极少量几件胎质较为细腻的青花瓷器颇为引人注目，如外底书“大明万历年制”的青花盘、黄釉彩瓷盘，可能属于明代后期的官窑产品。出土陶瓷器除青花瓷以外，数量较多的还有褐釉、酱釉、黄绿釉等低温釉陶产品。该类遗物以往虽也有发现，但相关研究极少，推测为广东附近窑口所产，时代集中于明末清初时期。
建筑材料在出土遗物总量中亦属大宗，主要包括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砖等，同时还伴生有大量用做窗饰的海月片。出土建筑材料种类全面、类型单一、规格接近，比较典型的如瓦当和滴水等，均饰花卉纹，与广州地区出土明末清初时期建筑材料基本一致。结合前文对与其共生的陶瓷器的时代判断，这批建筑材料的年代亦应为明末清初。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建筑材料在出土时多见带泥背的现象，且出土地层中混杂有大量白灰，由此推测这些遗物多为建筑毁弃后的废料。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在致马六甲神学院院长杜阿尔德·列昂（Duarte Leāo）神父的一封信函中曾描述圣安多尼教堂所属建筑物具有瓦顶的信息，因此圣保禄学院遗址发现这些建筑材料不排除是教堂及学院相关建筑物的遗留。本次发掘出土遗物数量众多，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我们初步确认了陶瓷器等遗物的种类、特征、产地和时代，为研究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圣保禄学院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PART03
圣保禄学院遗址考古发现的社会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建立“澳门学”（Macaology）的呼声日益高涨。1986年11月，陈树荣、杨允中、黄汉强等澳门学者提出建立“澳门学”的构思，至2010年4月在澳门大学召开“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澳门学”的初步形成。在以往认知中“澳门学”研究范畴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和档案、口述材料等文本出发，建立在“文化”或“历史文化研究”的史学层面，包括澳门起源、澳门宗教及中国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澳门海外贸易等专题。澳门考古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以路环黑沙遗址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探寻，而对于澳门开埠以来的发掘与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是次发掘的圣保禄学院遗址在澳门 近代开埠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基于文献史料的研究已经进入到瓶颈状态的当下，考古材料对于“澳门学”的开拓性意义可想而知。
本次发掘是中国内陆与澳门第一次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发掘期间，我们将在中国内陆运用成熟的“都城考古”工作经验带到了澳门，强调整体把控的视野，以平面布局的探寻为出发点开展圣保禄学院遗址的考古工作。工作中不仅尝试了传统洛阳铲铲探的方式，通过铲探我们在暂不具备全面揭露条件的前提下初步了解了如高园街35号在内的夯土遗迹的分布和保存状况；基于发掘区域周边地面都已硬化，铲探不便按计划展开的现状，我们还尝试了磁法、电法和高密度电法等物理探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不便于铲探区域的地下结构进行了了解。在发掘测量和记录方面，为便于与澳门城市测量体系拟合，我们使用了澳门城市坐标进行宏观控制。工作过程中，澳门联合考古队成员一直就考古工作方法、发掘技术和工作理念多方面进行深度交流。通过多年持续工作，联合考古队不仅为澳门考古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局面，也为澳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力量。
考古发掘仅仅是一个起点，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和相互间的交流与讨论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层面推动了澳门文物政策的完善，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于2014年3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对于圣保禄学院遗址的关注与保护，从只侧重圣保禄教堂扩展到从宏观层面关注圣保禄学院遗址整体的保护与研究，目前在考古新发现的催动下，此次发现的大型基岩坑遗迹、高园街35号夯土墙、早年发掘的学院南翼建筑和庭院等遗迹以及调查发现的茨林围北和西段夯土墙、蔡记里夯土墙等正计划逐步纳入澳门不动产保护名单，而大型基岩坑遗迹的对外展示方案正在设计进行中。本发掘报告既是中国内陆与澳门地区合作完成的第一部考古报告，也是澳门第一部历史时期考古报告，其重要性与里程碑意义对于双方考古和文物事业的发展不言而喻。作为历史文化的有力物证，文物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圣保禄学院遗址经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具有准确的地层关系和共存信息，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历史地位和唯一性。频繁的贸易往来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今日澳门，澳门的历史所承载的不仅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有东西方文明“和合共生”乃至融合为一的特质。以圣保禄学院遗址为代表的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面对的不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物证，更囊括了一些西方国家在华的文化遗留。将之保护好并研究好是一种对外文化强大及学术实力提高的象征，有助于彰显澳门文化特色，提高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有效手段。有关圣保禄学院遗址的物质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内陆扩大与港澳台地区在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合作，促进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跨国申遗工作的推进亦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澳门平面布局图（1634年）
本文由 李茜 张睿洋 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编著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之《结语》。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书籍信息
978-7-03-063895-3
定价：3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