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书的亡佚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赵明诚令人神往的爱情故事，也叙述了承平时夫妇二人聚书与战乱中书籍亡佚的经过。二人好书之笃，令人激赏。衣食有馀，俸禄所入，率以事铅椠。“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而书之散佚，亦令人叹惋。金人犯京，李清照在仓猝奔逃中，以辎重难携，“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尚有两万卷。逮金人陷洪州，连舻渡江之书，“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其后，在辗转避难中，写本书为官军取去，所余之书画砚墨也为贼人窃取大半，仅存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及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

李清照这篇序文虽是写自家藏书不断丢弃的过程，其实也是战乱中公私藏书散佚的真实写照。这些书在兵燹中散佚之后，恐大多数都丧身于水火了。古来典籍亡佚于战乱、水、火多有人记述，扼腕叹惜。其实尚有很大一部分书亡佚于承平无声无息之中，却少有人谈起。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官方搜集典籍也最为用力。叶梦得在《过庭录》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情况：“开元后，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苖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间，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文献通考》转引)此类“冗陋鄙浅无足观”之书，尽管一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恐时间略久即湮没无存。承平时期，学人多以著述为事，学识、功力有高下不同，难免良莠杂存。官府、私家对藏书的选择一般是取精去粗，同类著述，粗浅者日久必遭淘汰。对于这两类著述的消逝，后人也并不惋惜，这是著述的自然淘汰。

史志著录的典籍，多为一时精华，但传于今者却百不足一。学术的变迁大概是这些著述亡佚之主因。举例而言，汉代经学最为发达，经师层出不穷，今文经学尤为兴盛。班固《汉书·艺文志》及侯康、钱大昭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者无虑百数十种，然逮至《隋书·经籍志》，存者不过三数种而已。究其原因，不难想象，汉人解经，于武帝以后多以儒术缘饰吏事，议论多本《春秋》及阴阳灾异。讫于元始，“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经传乖离，便辞巧说，破碎大道，到了东汉后期日益衰落。魏晋时玄学兴起，学者释儒典多参以玄言，染以浮屠，而自下新义，今文经学不攻自破。南北朝时儒者习经，“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北史儒林传序》)，亦均舍今文，其亡佚也是必然的。

学术变迁致典籍亡佚这一现象也可通过一些个案加以认识。郑玄为汉代大儒，遍注五经。其所注《周易》隋唐前颇为流行，至唐代则治郑氏《易》者甚少，新旧《唐书》儒林传中也仅提到孔颖达治之。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却沿袭江左之旧传统，崇王黜郑。郑氏注《易》遂流传日稀。终唐之世，除李鼎祚《周易集解》大量引用外，罕见征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虽尚载之，然到《崇文总目》仅载一卷，“惟《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四篇，余皆逸”(钱东垣辑释本《崇文总目》卷一)，盖缘于宋人对汉经学持否定之态度。至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即其残余一卷亦不见存。又若南宋陈振孙之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元时尚存，至于明代，各家公私各家目录竟未见著录，至清初仅残存元钞四卷而已。此书之亡佚，盖与明代目录之簿录体兴起，解题目录不再为人重视有关。明代之公私目录，自《文渊阁书目》以下，多为簿录体。

学术变迁致亡佚之典籍多有重要著述，后人重识其价值，乃设法辑佚以恢复之。故南宋学者王应麟从李氏《周易集解》等书中辑得《周易》郑玄注一卷;清四库馆臣深知《直斋书录解题》之价值，乃从《文献通考》、《永乐大典》中辑录成帙。但此类著述，能通过辑佚恢复者仅是少数。

因学术变迁而亡佚之典籍，盖多非经自然淘汰，而系为典藏者有意剔除。对于典藏书籍的剔旧，文献多有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条即云“景祐初，以三馆秘阁所藏书其间亦有谬滥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总目》。至是上之，所藏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类似记载也见诸《玉海》。此点也可以今例古。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关于“文革”之书及政治先行之学术著作充斥书架。三十年过去，今天我们欲在图书馆书架上找寻此类著述已非常困难。不难想象，这类不合时务之书已逐渐被剔除。此例所谈之现象虽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在内，非十分恰当，但仍能说明此一道理。

承平时期，还有相当一部分典籍的亡佚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如宋人之著述，至明初尚多存，见载于明《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是正统间杨士奇等奉敕撰，系登载北京文渊阁藏书之簿录。百六十余年后，至万历三十三年，孙能传、张萱等奉敕再次清点藏书编《内阁藏书目录》，原目所载者已十不存一。散亡之快，出人意表。然文献并未载此地曾发生任何兵燹、水、火。这些散亡的著述，事实上很多已是亡佚了。清乾隆间开四库馆，馆臣不得不到《永乐大典》中去辑佚。馆臣们凡从《大典》中辑书五百多种，见于《四库总目》著录者516种，其中宋人经注竟有52种，宋人诗文集140种。究其原因，固与学术变迁有一定关系。比如，明永乐间修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为有明二百年取士之教材。两书一出，学子便于充俭腹，应付科举，即不再读它书。加之明嘉靖以后阳明学大兴，学主(是否漏“轻”字?)“良知”而重“格心”，追随者更是束书不读而去内心观省，于是经解渐渐不传。再如，自元代虞、范、杨、揭“元诗四家”起，士人吟诗即学唐而弃宋。逮于明代，其风益炽。高棅《唐诗品汇》是明初宗唐之标志性著作。弘治、正德间，李梦阳等“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宋诗，以为文愈古愈好。嘉靖间，李攀龙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至明末钱谦益出，主张唐宋兼融，此一局面才稍稍改观。这期间宋代诗文别集不为人重视，出现亡佚亦是必然。然而，《文渊阁书目》尚有大批宋人史部著述不见载于《内阁藏书目录》，从这个角度就不好认识。

对于明文渊阁藏书的流失，前人多以监守自盗及入阁阅书者窃取为说。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言：“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赀郎幸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去已强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讼言当料理者，乃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繇是为继先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至于今日则十失其八，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盗取官府藏书之事，自古皆有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的情况说：“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编校官八员，杂雠四馆书，给书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晚清时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四库》底本也多有为人盗取流入市肆者。但正统至万历明中央威权仍盛，内府藏书岂能令私人盗取十分之九而朝廷不加干预、不予追责?慎思之，其书散亡之因素，除了被盗取之外，盖主要出于其他管理环节之中。

图书的管理和保存，一个重要环节是曝晒。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曝晒书籍，防止书籍霉败虫蛀，是中国古代官私藏书的惯例。如果这个环节处理不好，书籍则易于残缺断烂。《野获编》言文渊阁“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虽白昼亦须列炬”，此一环节更应当处理妥当。但明代文献未见有关于文渊阁藏书曝晒的相关规定及记述。

图书之管理与保存还有一个至为重要之环节，即及时校补、修补阙烂之书。此点可以唐代内府藏书为例，《唐会要·经籍》载：“(高宗)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又：“(玄宗)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敕於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又：“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新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文书。自今已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文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外察使每岁末，计课申数，具状闻奏。’从之。”以上各条分别言对残缺之书的补辑、整比、填补，即系对阙烂之书加以校补。宋代更是注重这一工作，三馆校书常年不衰。

明文渊阁典藏者大半是赀郎，对四部之学懵然无知，不知爱惜阁中藏书，更毋庸谈校补残阙，修复残帙。遍阅明代文献，除上文所引《野获编》文字谈及明正统以后内府校补藏书外，仅见《明史·艺文志》言及：“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并东阁藏书残阙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两处文献所载实系一事。该次补缺活动未见有下文，恐未能开展。唐代书籍多系卷轴装，且易阙烂，明文渊阁藏书传自宋元，多为蝴蝶装，其实更易遭霉败、虫蠹。清《读画斋丛书》本《文渊阁书目》条目多注有“阙”、“残缺”等字，此盖正统之后万历之前某时明臣清点图书残缺情况所做注语，可见当时阙烂已甚。张萱《内阁藏书目录》也多著录“不全”字样，亦可见其实。因对藏书不加校补而致藏书衰亡有一例可为实证，即天一阁藏书。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登上天一阁，见阁书“散篇断简鼠啮无完帙”，“范氏子弟朴鲁不学，久已无人整理”，即称“再百余年即此剩编零本亦不存矣”(《艺风老人年谱》)。明内府对图书管理不善，导致图书大量亡佚，可以说是不争之事实。

中国历史悠久，史上典籍亡佚数量已无从计算。所令人遗憾者，是汉籍保存没有佛家贮藏废弃典籍之传统，因学术变迁及残缺断烂被剔除之书可能随时随地即被销毁。否则，今人可能会看到类似敦煌莫高窟之类的洞穴藏有大批历代废弃汉籍的景观，那规模恐怕要远大于敦煌莫高窟藏经，那些废弃典籍在今天也应该同敦煌废经卷一样被视作文化瑰宝。（杨洪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