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巴塘事变（十四）

格桑泽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环境对格桑泽仁非常不利，格桑泽仁得不到有利的外援支持，只能孤军作战。国民党中央方面，格桑泽仁发动事变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将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对于“大白事件”、康藏交战局面，国民政府极力和平调解纠纷，蒙藏委员会尚令特派员唐柯三“缓和处置”。因此，对于格桑泽仁发动事变，提缴驻巴安防军的军械这种乱上加乱的行为，国民政府不可能支持。相反，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部门多次致电格桑泽仁令其撤销西康省防军司令以及西康省建省委员长的称号，并回京待命。在格桑泽仁与藏军交战过程中，格桑泽仁曾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陈述其作战经过，并称“孤军无援，终有力竭声嘶，弹尽粮尽之一日”，并恳请中央政府“速于援助，俾西陲国防，不致沦为东北之续”，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7月11日，藏军撤回原防，据江而守之后。格桑泽仁致电蒙藏委员会，认为康藏问题，“非以武力收复昌都以东，不能言交涉”，建议“继续努力”，“规复昌都”，此论也没有得到支持，蒋介石回复“在此国家多事之秋，似可不必”。而前期支持格桑泽仁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不会轻易开罪刘文辉，只能作壁上观，不发一兵一卒援救。　格桑泽仁事件发生时，正值第三次康藏纠纷期间，藏军与康军冲突不断，事件发生后，使康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藏军大举入侵巴安，加快了格桑泽仁的失败。格桑泽仁经云南入巴安期间，中央特派员唐柯三正与藏方商定停战协议。为了促进协议尽早签订，唐柯三多次致电蒙藏委员会，对于格桑泽仁“奉滇龙主任函达噶伦”，“布告全康，声称负责解决边区各县纠纷事件”的行为“速谋补救”。藏方代表琼让也就格桑泽仁在中甸就任滇康边区宣慰使职之事质问唐柯三，并称“大白案须再延日期”。可见，藏方对格桑泽仁是心存芥蒂。格桑泽仁事件发生后，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想利用格桑泽仁联合对抗康军，一方面又担心格桑泽仁势力增大后会影响其对康区的争夺。因此，在试图争取格桑泽仁联合抗击川康边防军失败后，西藏军队藉口格桑泽仁攻打贡噶喇嘛一事，率军攻打巴安。格桑泽仁虽然多次组织了有效的反攻，但因寡不敌众，武器不佳，仍伤亡惨重。格桑泽仁与藏军的战斗，使格桑泽仁丧失了仅有的可以与刘文辉部抗衡的一点势力，相反不得不向刘文辉求救。在藏军退败后，格桑泽仁事变也即以格桑泽仁的逃离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