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红：1977年高考，我们家三兄妹被录取
原题
1977高考
前后的那些事
作者：卢红
题记：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
——尼采
左为作者，右为作者五姐，中间作者三姐
“通知、通知，我们沙溪公社有四个知青上了高考分数线。现在通知体检……李昌华、孟继容、卢宁卢红两姊妹……”浓重的长寿县口音，嘶哑的叶子烟嗓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爆炸性的“天籁之音”。这是1978年2月的一个中午，从公社每一户社员家庭的小广播里传出。
当我和五姐听到第一句话时，拿碗筷的手立即悬在半空，屏住呼吸，将耳朵竭力伸向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当听到“卢宁卢红两姊妹”时，我俩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抱成在一起跳了起来，发出一阵不规则的尖叫，然后，喜极而泣。
1978年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束明媚的阳光，穿透残留的雾霾，刷地照亮山梁上阴暗潮湿的小屋，与姐妹俩眼角的晶莹的泪珠交相辉映。
苦辣酸甜五味杂陈，齐齐涌上心头。
多少个夜晚，在那盏小药瓶做成的煤油灯下，我们埋头苦读，实在熬不过去了，就去水井挑一担凉水来洗脸，刺激一下，赶走瞌睡虫。我通常在凌晨两点钟入睡，五姐的耐力却比我强得多，她甚至可以熬到三四点钟。我因一年前患严重的胃出血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复习期间不时隐痛，每日靠咀嚼“胃舒平”缓解。为了抓住这次人生的转机，无论如何，我必须背水一战。
白日里，我俩还要和贫下中农一同下地干活儿。记得，冬季在山下割红薯藤，装满一背篓后，往山上背。山高坡陡，红薯藤超过背篓越过头顶用一根草绳系着，两位羸弱的女孩几乎是用四肢在羊场小道上爬行。我对受过重创的肠胃默默念叨：“千万挺住呀，如果你东窗事发，我就完蛋了。”每当快到山顶时，人也快要崩溃了，这时我在心里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像朝圣路上的苦行僧，必须趴在地上一步一磕头默默念经，哪怕肝脑涂地。
这种时候，那些阳春白雪的“靡靡之音”只能隔靴搔痒。我曾经试图用诗人的名言——在我二哥的手抄本上剽窃的——来勉励自己，结果更加地颓废。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春天和冬天有多大区别呢？普希金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可我忍耐着，不但快乐没有来临，反倒整出了溃疡和胃出血。
在昼夜交替进行的劳作与复习中，不时有胃痛袭来。感谢上帝！胃出血到底没有复发，这原本是父母最为担心的事情，父母也担心五姐，因为她患有肾下垂，平时在下腹部绑一个小小的米袋托住下垂的肾。
我俩的病，说起来都是为了死磕惹的祸。
奔赴农村的时间是1975年8月。农民在夏季通常是在太阳出来之前出一个早工，到十点左右再回家喝稀饭，然后接着干。这种作息规律，对于刚下乡的知青极不适应。但是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硬着头皮天天饿着肚子出工，这样下去，我不患胃出血，谁患胃出血？与此同时，看见贫下中农顿顿喝稀饭，所以，强迫自己的钱存放起来不敢去买肉和鸡蛋吃。缺乏脂肪，是导致五姐胃下垂的病根。
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样傻，既然身体那么虚弱，高考迫在眉睫怎么不回到城里去复习？
情况是这样的。在得知高考消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重庆，在大哥的指导下复习功课。大哥是三中（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师，其时他也在准备高考。他帮我们借了一些书本，安排我们住在他的房间。可是不到两周，我和五姐呆不住了，整日里忧心忡忡，严重缺乏安全感。为什么呢，怕大队干部给我们穿小鞋，就算考上了，万一政审过不了关，那还不是等于零。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依据的。不久前发生过一件事，公社中学需要代课教师，校领导点名要在我们两姊妹当中找一个人去代课，这是知青人人艳羡的美差。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队党支部居然先斩后奏，私自通知了另一名女知青去报到。而这个知青事后自己透露，她的父亲给大队杜副书记送了皮鞋。我妈妈听了后悔莫及地说：“早知道我也下乡去送皮鞋。”
母亲这种摧眉折腰的动机，立即遭到姐妹俩的严正谴责。我们就是这样的倔骨头和软骨病的胶合体，既不愿委曲求全，又怕在关键时刻被人暗算。于是乎，在城里呆了半个月，就老老实实地回乡，投入到昼夜奋战的浴火历练中。
高考前两周，母亲神奇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令我们欣喜若狂。亲爱的妈妈不放心体弱多病的两个小女儿，专程赶到乡下为我们做后勤部主任来了。收工回家后，除了挑水，我们免去了做饭、洗衣等负担。妈妈炒的红薯藤，增加了不少油星星，我们还喝上了榨菜肉丝粥。那是多么温馨和难忘的时光啊。妈妈往灶膛里添柴草，火光将她原本漂亮的剪影映照得更加美丽动人。当我用感激的目光仔细抚摸母亲的脸庞时，却发现刚刚步入天命之年的她，额头和眼角都受到皱纹的无情侵袭……
我鼻头酸酸的，默默地在心里喊道，妈妈，我们拖累您啦！
父亲长年驾驶客轮在长江上闯荡，母亲是家里全天候保姆。1969年至1975年，我们六个子女先后轮流下乡插队落户，妈妈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调动回城等问题操碎了心。每一个子女落户的地方——开县、石柱、南川、长寿——都留下了她坚韧的足迹。美丽超群的母亲，我心目中的女神，我曾经以为衰老不属于您，但残酷的现实打破了这个神话。这些年极度的担忧和焦虑，那个母亲光滑细腻的面庞急速憔悴，且患上了冠心病，为此抢救过几次，要知道，这一次妈妈是带病来为我们服务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直到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我只要听到那首《烛光里的妈妈》，我眼前就浮现出1977年高考前夕，柴火映照出的妈妈的好看的剪影……眼眶又湿润了起来。
高考考场设在长寿县晏家区中学。从我们新房子生产队到区里，徒步三十多里山路。这条路我们走过很多次。往常这条路漫长修远，往往走得两腿发软、脚底发痛都看不到尽头。可今天——公元1977年12月9日——这条老路仿佛缩短了许多，走起来神清气爽。这并不是说我对高考很有底气，恰恰相反，我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我很清楚仅凭临时抱佛脚就想进入象牙塔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对这次高考完全不抱希望，但我觉得眼前这条路是希望之路，是“出路”，至少还有盼头。
这种期盼不是坐在黑咕隆咚的枯井底被动地等待，而是从今以后每一年都有一次搏击的机会，同时不需要以送“皮鞋”为附加条件，它对每一个参试者——不分城乡高低贵贱——都是公平公正的，它结束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暗箱操作，也扫除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伪使命感对我的折磨。想到这里，一种感恩之心油然而生。深深地感激当时的国家领导及决策者邓小平先生为振兴中华而果断恢复高考制度的举措。
公元1975年8月8日，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温馨家园的小千金，一下子被扔进了山沟里，被安置在山梁上一间养猪场改造的土屋里，单家独户。隔壁的那位男知青，因为有亲戚在县里，所以很少看见人影。我们害怕受到不良侵犯，每晚都用一把大锁反锁着小木门。生产队长口碑不好，村民们都说他贪污了知青的安置费，所以我们安置在废弃地儿，然后用旧棺材木料改做门，大伙认为我们姐妹俩轮流生病都是这个门惹的祸。
其实，门是次要的，要命的是我们住的这个猪圈屋的旁边有一个大粪坑，它被队里用来储存农药——氨水，隔三差五就有人在夜里偷偷摸摸往里面倒氨水，而这个大粪坑可以通到屋下面，刺鼻的氨水味儿就从石板的缝隙冒出来，每次都呛得我们不得不捂着口鼻跑到门外去透气，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对身体的影响，也没有向家中提及此事，更没有想到向生产队长提抗议，直到高考前夕，母亲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她立即向队长提出了抗议，然而，这离我们告别这个小土屋仅剩几个月了。
在乡下的日子，我们常常仰望着山那边的白云、俯瞰着山下的长江想家、想家、想家，除了绝望就是绝望，也许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规律，还有氨水的刺激等等加重了我的胃病，导致出血。我的胃痛有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起先被大队赤脚医生误诊为阑尾炎，服了一段时间的中草药，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而我这个大队知青的团支书，却不屈不挠地坚持重体力劳动。
1976年的料峭春寒，我打着赤脚在冰冷的水库工地挑水泥沙石，贫下中农啧啧称赞道，看不出来这个秀气的妹儿这么厉害。可我笑不出来，我为身体内部潜在的隐患而担忧，那时，五姐回城治病去了，我一个人住在山梁上担惊受怕，夜晚躺在床上，冰冷的眼泪浸透了枕头。记得有一天傍晚，生产队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跑进屋来懒着不走，情急之中我对着门口大声叫到：“白幺爷来了！”（白幺爷是生产队副队长，口碑很好），那赖子才夺门而逃。
不久，五姐从城里返回，立即投入了抢救我的战斗。
那日深更半夜，肚子疼得翻江倒海，我强忍着想硬撑过去，但于事无补，于是“唉哟，唉哟……”叫起来，从呻吟到喊叫，一声比一声高。五姐吓得魂飞魄散，她摸黑请来两位抬滑竿的农民，把我抬到百里之外的县医院。记得，走到码头等渡船时，疼得接近昏迷的我，有气无力地对蹲在滑竿旁边的五姐说：“这一次……我……可能真的不行了……”五姐打断我的话说：“不要乱说！到了医院就好了……”但事后她说，当时看见我土灰色的脸，吓得六神无主。
真的应了那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万万没有想到，今儿个，我和五姐可以完整无缺地踏上这条希望之路。眼前，脚下这条羊肠小道，在我们眼中变成了金光大道。1977年的寒冬腊月，我们的心温暖如春。迈着轻快的步伐，怀里揣着母亲亲切的嘱咐和几个熟鸡蛋，往道路的尽头走去。出门的时候，母亲嘱咐了好几次：“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哟……”她那双美得令人心颤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坚定与希望。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回首望去，母亲还在山梁上使劲挥手，我的眼眶不由得一热，赶紧转过头来，跟着五姐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心想，妈妈一个人要在山梁上住几夜，她怕不怕哟？
傍晚时分，我们找到考场和考室之后，便来到附近的住所。
这个难以觅得的住所是我那情商极高、人际关系通达的母亲费了大海捞针的劲儿，找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位热情相助的司机，把自己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借给我们的，他自己到别处投宿去了。当时我们还邀请了大队的另一位女知青，三人一起借宿这里。
小屋阴冷阴冷、厕所的气味尤为刺鼻，我们在这个逼仄的臭熏熏的环境里度过了决定人生命运的两个夜晚。当时能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所已经非常非常之了不起了，其他那些考生或投靠附近的同学老乡、或不得已返回生产队去住……所以，我们相当知足了。与此同时，我对母亲的神通广大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深深地感激那位鼎力相助的师傅。
因为抱着一试的态度，所以坐在考场上不是特别紧张，潜意识认为，反正尽量把肚子里那点可怜的墨水涂抹到试卷上去就得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关语文考试的事情。语文是第二天下午考的。头天晚上，北风潇潇，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我们穿着塑料雨靴，来回地走在泥泞的公路上借着微弱的路灯反复背诵自己准备好的几篇作文。记得语文的作文试题是写一篇读后感，那篇文章是讲一个工厂在革新之后的变化。阅读之后一阵窃喜，胸有成竹地写下开篇第一句：“读完着这篇文章，一个主题立即在眼前升起：'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然后，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百字，一挥而就，心生得意。你想想，一个数学白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能不在心里兴奋得手舞足蹈吗？现在想来，开篇那句话明显有极左余孽作怪，不过，从写作的角度看，还是挺不错的哈。
考完之后，心里更加没有底，只觉得希望在来年。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侥幸地期盼着天上掉下馅饼来，于是乎间或在胸口上划一几个十字，闭上眼睛默默地念叨：“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我……”
1978年春节前夕，我们怀着轻松而焦虑的心情回到重庆过年。我在无望中翘首等待。在城里度假的日子有些无聊，我和闺蜜将电影《大浪淘沙》的片段切割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在家中排练，有时候一人扮几个角色，常常笑得人仰马翻。然而，嬉笑打闹都无法掩饰内心的担忧。
回到乡下去吧。去等待，去劳动，去为政审过关挣表现吧。
能否被录取，意味着能否脱离封闭的山沟，脱离阴暗潮湿的土屋、脱离隔三差五的氨水侵扰和独居山梁的恐惧；意味着能否重新回到山城和亲人身边；意味着能否重新拾掇书本，弥补耽误了多年的学习时光……然后，毕业之后……再往下……我不敢奢望，我被这种奢望弄得望而止步、心惊胆战。
就在这种无望与期盼的交战中，我听到自己内心有两个声音：“应该还有一点希望，因为你的文科考得还不错呀……”“不，不要心存幻想了，你这个数学白痴……”两个声音在不分白昼吵来吵去，让我夜不能寐。
五姐貌似稳沉一些。但内心的焦虑比较起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从小到大她都是好学生，各科成绩棒棒哒，她刻苦攻读的精神是卓尔不凡的。对于这块天生的读书材料来说，象牙塔非她莫属。我认为她应该稳操胜券。春节以后我们回到乡下，可能因为内心的焦虑感作祟，彼此很少交流。默默地吃饭，默默地下地干活，晚上早早就寝，但是心照不宣，彼此都听得见对方心里七上八下的声音。日子就在这种未知与等待破解未知的焦虑中流逝，度日如年一天难捱一天，五姐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她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情吹毛求疵，说一些让我无法理喻的话，虽然我知道，她不是冲着我来的，然而沉默已久的我也不甘示弱。于是，有一段时间，收工回家就斗嘴皮子，爆发了姐妹大战。
当一个人倍受无法明确的结果或前途折磨的时候，常常会失去理智。尤其是对自己期望值较高的人，其内心的焦虑程度必然就高一些。在将果未果的时候，这种有望与无望的争战，必然打破平静的生活。倘若结果明确了，哪怕是最坏的结果，也就认了，然后就可以抖掉先前的羁绊，开辟新的航程。But, “欲上天堂，先下地狱”是必须的。
“通知，通知……卢宁卢红两姊妹……”
爆炸性的新闻通过小广播公诸于乡之后，我们4位知青一夜之间成了全公社的宠儿，知青们羡慕嫉妒恨那是没法说，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新房子生产队的卢宁卢红两姊妹，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艳羡的目光。“通知”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眼里的云翳，也解除了姐妹之间的芥蒂。我俩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手牵着手前往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此刻，我们在理想照进现实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就像春江水暖的先知小鸭子一样，我们在乍暖还寒的河水里快乐的嬉戏，忍不住嘎嘎地谈笑风生，走着走着，放声高歌起来：“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园，白云深处歌乐山，长江啊向前方，嘉陵江……”唱得身边的油菜花东倒西歪。想着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衣锦还乡”了，心里美滋滋的。
几十里的山路很快被我们一股脑甩在身后，登上小客轮，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了长寿县城。
县人民医院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1976年8月我犯病的时候，在五姐的陪同下，农民伯伯把我抬到了这里，被诊断为肠胃炎，打了点滴后有所缓解。记得那时看了病以后又给母亲发了一封电报，身上的银子所剩无几了。燃眉之时我们灵机一动，立即向知青办公室求助。这次遇上了好心人，当天下午我们住进县招待所。可是接下来，病疼非但没有减轻，还在继续加重。每天上午我在五姐的搀扶下去医院打吊针，走几步蹲一会儿，慢慢向前移动……五姐心疼我，给我买两毛钱一碗的臊子面，自己吃一毛钱一碗的小面，哪知道，一吃下去简直要命，肠胃加剧疼痛，其时，我患胃出血已经好久了，哪里能吃油腻的东西。好在过了几天住进重庆第一人民医院方才脱险……
今天又一次踏进县人民医院，来接受事关命运和前途的体检。说实话，我很忐忑，一踏进医院就没了笑脸，因为心虚。怕老毛病被检查出来。此外，还怕医院误诊……还好还好，一路畅通，毫无大碍。感谢上帝！让我和五姐顺利地闯过了这个大关。倒是我们四位当中的小孟检查出严重的高血压。气得她当场就发飙了，急赤白脸地说：“简直没有想到我还有病，我平时的身体比她好得多嘛……”她指着我对气呼呼地说。我愣了几秒钟，很想说，你发脾气可以理解，可你不要把我拉下水呀。但我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你想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且这是知青跳龙门的一根救命稻草，你说多不容易呀，那么最艰难的考试都过关了，如果栽倒在体检的门槛边，换了谁都会顿足捶胸。命运啊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刻捉弄人。此时我们只能同情和无奈的目光看着小孟。
上帝保佑，我到底还是一个幸运儿。从小到大，我母亲不止一次在人前说：“我小六（父母对我的爱称）不足八个月就生下来了，体重才两斤九两，还没有一只鸡重。当时生下来体温不够，放进了保温箱里，医生都说很难躲过一劫……啧啧……你们看，她居然长大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母亲这样喋喋不休的时候，用一种欣赏琼枝玉树的目光打量着她的早产儿。
体检以后，我们进入了新一轮的焦虑——等候、等候、再等候。
姐妹俩依然老老实实地下地干活，同时，我们意识到关于如何应对政审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和敏感，这是因为我三姐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1970年代初，在石柱落户的三姐有一个回城的好机会，但却被一个有预谋的诬陷而葬送掉了。她的同窗好友、和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亲密伙伴，在决定她命运的关键时刻，向干部揭发她偷听敌台广播。当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气得全身发抖。家里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万万没有想到，那个长得如此秀丽，连说话都会脸红的女娃儿原来是一个“浦志高”。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不及时澄清事实，三姐就会被打入另册，不但无法返城，极有可能坐牢。母亲立即动身乘船东下，到石柱县带着三姐找到有关部门和干部申诉要求正本清源，最终三姐洗清了身上的污点，但是却错过了那次回城的机会。自然，与那位诬告者彻底拜拜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我和五姐不得不高度政审这一关。我们大队的赵书记是个老好人，他的权力常常被那个从来不给群众好脸色看的杜副支书篡夺了，而我们从没打算给杜书记送“皮鞋”，所以，不但上次代课的事被他一手调包，而且他平时碰见我们姐妹俩也跟见了仇人式的，常常无厘头地怒目相向。另外，去年我和五姐曾分别回城治病一两个月，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到把柄做手脚。所以，这个问题成了我们的心病。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恰缝这个时候。“重庆市社教工作团”的成员驻进大队。我和五姐商量后由我出面找他们谈谈有关情况，未雨绸缪以备万一。记得，那是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我走了几里路来到工作对的住所。他们一行四人是重庆沙坪坝派来的工人师傅，见到他们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亲切。队长姓卢，中等个子面容和善。当他弄清我的动机之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轻轻问了一句：“你们觉得自己表现如何嘛？”我一下噎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我这个人，遇到这一类的应激状况，首先是反应慢，其次是越想说越说不出来，或者是越应该说却越不愿意说。所以，就僵在那里了。
我的脸开始发烫，估计被憋红了，然后，在自己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哽咽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哭得那四位工人师傅面面相觑，而我自个在伤心中默默历数：两年来，我们出工在前收工在后；烈日炎炎的夏天，为了去掉自己身上的骄娇二气，坚持不戴草帽，哪怕晒得头昏眼花；赤着脚下到冰冷肮脏的水田，结果脚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粪泡；为了修水库累断了脊梁，好多个夜晚；我俩或我一个提着马灯到大队开会，胆战心惊地路过冒着蓝色灵火的坟湾；参加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巡回演出，爬山涉水日晒雨淋……我们为向生产队长讨还安置费，遭遇恶狗追咬……我们住在棺材木门的猪场里，长期遭遇氨水的袭击……想着想着，我越哭越伤心，哽咽着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姐妹俩除了生病需要治疗，其它时间都在老老实实地劳动，然后，提了一下代课被调包的事。但未提及有人送皮鞋的行贿行为，因为父母给我们的言传身教是“祸从口出，管好自己的事，不要轻易伤害人……”
哭了说了，也就释怀了。
后来，我们和工作队的师傅成了好朋友，回到城后，父亲还带着我们俩去拜访过他们。
自从检查身体以后，我们天天伸长脖子、竖起耳朵听公社的广播，企盼从里面再次传来天籁之音。一天两天三天……日子长得没法打发。
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五姐的录取通知！欣喜若狂打开一看，啊，重庆医学院医学系。我们又一次拥抱和惊叫起来。过了两天从家里传来大哥的好消息，他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我开始沮丧失落，像患了强迫症一样，反反复复地反省自责：为什么不下功夫多背一些历史地理的知识？为什么对数学那么抵触？为什么夜里复习时不能少睡一个小时……心在呜咽悲泣，眼里却毫无视像，呆呆地坐着，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我是一个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无能之辈。五姐安慰道，发录取通知的时间远未结束，应该还有希望。母亲写信发话说，说如果我考不上，可以马上顶替父亲到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然后再考虑明年再参加高考。回城是没有问题的。我思来想去，如果未被录取，这条路是上上策。为什么呢，一怕夜长梦多，政策改变；二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即便将来考不上大学，我也乐于继承父业。家人都知道，我从开始有了思维起，就当众宣布国“长大要当女船长”。
那一天，我怀着既羡慕又失落的心情陪五姐去公社办手续，刚出门就远远地瞅见一个黄军帽在麦田里游离而来，我的心陡然提到了嗓子眼，莫非是邮递员再次报喜来了？黄军帽笑嘻嘻地递过一封信来，我俩的眼睛立即冒出了火花。我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大专录取通知书，重庆第三师范学校（教育学院前身）高师政史专业。我愣在原地。什么是高师？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政史专业？这不是我的志愿。我填报的所有志愿全都是中文。
我在填报志愿之前，征求过我的恩师——重庆第25中学校的资深语文教师吴齐先生——的意见，他一再建议我填报”四川大学中文系”，在他眼里我是一朵文学尖尖荷。眼前这张众里寻它千百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录取通知书，在我手中很快变成了一根鸡肋。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一名写作者的综合素质是何其重要，我还不知道许多作家往往来自于中文以外的专业，我肤浅地认为中文梦的破灭即为文学梦的破灭。于是，在半推半就中将那根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鸡肋，无可奈何地放进了衣兜。
从长寿县到重庆港的客轮就要起航了。
最后一次来到了那个熟悉得令我心碎的小码头。就在这个码头的石阶上，曾经坐着两个文弱的女孩——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了——引颈渴盼母亲的到来。那时，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妈妈再不来的话，不要说治疗费，就是每天几碗小面都保不住了。一连三天的下午，我们顶着炎炎烈日来到码头上等候，一次次看着陌生的旅客散尽，一次次听到离港的客轮呜咽长鸣，仿佛在说，你们不要傻等了，回去吧……然后我在五姐的搀扶下，吃力地一步一消停，往石梯上面挪动。
第四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救星。当妈妈和四姐亲切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跳板上的时候，五姐立马雀跃：“来了，来了！”而我却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那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跃然于心。后来，我的病痊愈之后，母亲才对我说，她一下船就看到脸色惨白的我，完全像一个死去的人。当时她的腿都差点拖挪不动了。可想而知，妈妈当时是用了何等的勇气和毅力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的。
次日，我随同母亲和四姐回到重庆城，很快住进重庆第一人民医院，查出病情并得到控制和缓解。妈妈憔悴的脸上终于浮现出笑容，她高兴地说：“我说嘛，我小六就是命大福大。”
是的，亲爱的妈妈。真正的幸福降临了。我终于能平安地回到您的身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再说，全国考生570万，我有幸地成为20多万佼佼者之一，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我都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我站在船舷伸开双臂，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呼喊，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幺女儿回来啦。是的，我比较起那500多万落榜的同胞，是多么的有幸，我比较起那些生命不幸搁浅，葬身海底的知青是多么的有幸。
那个恐怖夜晚，就像粘在我心上的一幅壁画，永远都无法挖去。
“哥哥呀，哥哥呀，我的哥哥，你好可怜哟，你就这样走了，我不要你走啊……”一阵惨烈的叫声，将躺医院病床上的我猛然惊醒。侧目而望，就在几步远的门外，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扑倒地上担架的死者身上发出小狼般的哀嚎。死者原本和我一样是胃出血的知青，刚从乡下赶回来急救，但是太晚了……我不敢看下去，赶紧将被子拉上蒙住脑袋，泪水汹涌而出。小狼般的哭号就像一根根钢针扎在我虚弱的猛烈跳动的心脏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水者，整个人无法遏制地往下沉，呼吸就要停止了……那个恐怖如裹尸布的夜晚，让我在惊恐和悲恸中后怕，如果我再晚一步，岂不同样的下场。
“哥哥呀……”
那个恐怖的夜晚，那个小妹妹狼嚎似的哭喊，遽然从天而降，猛烈地撞击着心之闸门，18岁的哥哥，你就这样走了。如果你不走，肯定会参加高考，或许是一名青年才俊。But……
往事不堪回首。我站在船舷边，用颤抖的手指在衣兜里摸索那张如金似玉的通知书。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吧，否则愧对无数个18岁的哥哥姐姐的在天之灵。他们曾经的美幻和渴盼……都寄托在我们这些活着的时代宠儿身上了。
轮船经过石门——我与五姐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再见了！憨厚老实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再见了！曾经热心关照我们的大姐大婶！再见了！山梁上的小土房！再见了！曾经的委屈、苦难和悲伤！再见了，那盏陪伴我们熬更守夜的小油灯！
1977年的高考，我们家三喜临门——三兄妹被录取——一时间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中传为佳话。甭提爸妈和全家人有多么高兴啊。
2018年3月3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