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前后的三年，中国最高学府师生的点滴日常都被记录在这部电影里
国内首部以顶尖学府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将于7月9日全国公映，影片历时三年跟踪式拍摄，呈现了四个有血有肉的清华人和一所装满理想的校园。
影片摒弃旁白解说式的第三者讲述，细节化充分展现生活逻辑的内在张力和影像语言的叙事魅力，导筒本期带来《大学》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的专访，走进中国最高学府组成的拍摄团队和拍摄对象，会带来怎样的银幕故事。
大学
The Great Learning
导演：孙虹 王静 柯永权
主人公：钱易 蔡峥 宋云天 严韫洲
监制：尹鸿 雷建军
纪录片简介：
在清华园里，有四个人正站在自己人生的路口。他们之中，有刚经历高考、一波三折地进入心仪学府的第一代“00”后大学生，有即将离开象牙塔、面临艰难抉择的博士毕业生，有旅美归来、满怀“观天”理想却挑战重重的青年教师，有耄耋之年、荣休后依然坚持站立三尺讲台的老院士。影片以三年的悠悠时光，诉说了四个清华人对理想的执着和热爱，以及在他们身后属于这所大学的永恒青春。
导筒专访
纪录片《大学》导演
孙虹 王静 柯永权
导筒：最初选择学习纪录片创作以及如今成为纪录片导演，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孙虹：我2006年进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可能是受小时候喜欢看电视的影响，一入学就对影视传播方向很感兴趣。后来上了我的导师雷建军老师的影视制作课程，自己组团队拍摄纪实作业、剧情作业，一方面感到团队一起制作很快乐，一方面也觉得相比起新闻写作，自己似乎更擅长影视制作。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做“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片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见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也是那时候理解了为何纪录片应该进入院线放映，因为只有当你沉浸在一个黑暗而封闭的环境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和银幕与光影交流，那些细碎而日常的纪实影像突然让你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一些微小的细节都能触动人心，观影之后更仿佛是时光流转，经历了另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是从那时候起，觉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会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以借由他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
但毕业以后，为了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一开始没有选择将纪录片导演作为职业。在园子里被保护了那么久，总是想出去闯一闯，证明自己有踏入社会工作挣钱的能力。不过很快我发现自己似乎变得不那么快乐了，做纪录片的时候，总是有机会去随时随地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领域，这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而且也总是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能至少被一些人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意义，这种理想和信念，可能是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所以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完成了纪录电影处女作《飞鱼秀》的后期，在《飞鱼秀》上映之后，我正式辞去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进入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式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王静：初涉纪录片是在大二时选修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个口述史纪录短片。中间有段时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有暂别，后来由于内心尤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而回归，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想法，并拍摄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从上海到平遥》，是三线建设背景下的故事，同样是以女性视角关注一个关于迁移的历史题材。毕业后成为《大学》的导演，开始关注当下的人和事。我觉得自己之前倾向于选择历史题材是因为对于把握动态变化的当下欠缺信心，《大学》的创作经历在这方面给了我比较大的成长。另外，近两年作为制片人的经历也对创作产生了一些启发，它让我更珍惜纯粹创作的时间XD
柯永权：我原本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大二的时候上了雷建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坑。随后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参加了第一期清影工作坊，在中俄边境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做这件事。创作纪录片大大拓展了我的人生边界，同时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一个终生职业。
导筒：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初衷是什么？拍摄的背景（缘起）是什么？
孙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会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大学是塑造和定义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阶段。每当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地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于是我开始对大学好奇，它究竟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有幸能够回到母校拍摄，希望通过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寻找答案。
王静：在我看来，每个大学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学校称为母校，就是将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来对待。清华也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并且通过课堂、第二课堂乃至一代代清华人的心手相传，把它渗透在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身上，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外，也想把母校当做一个人物来刻画，展现它的人格与品格。
柯永权: 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够通过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回望母校、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寻找自我，帮助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我相信这对其他的青年人也是有意义的，一同通过电影去思考大学的使命，探寻大学对社会、对青年人的意义。
导筒：电影为什么要叫《大学》呢？
孙虹：影片的中文名叫“大学”，而英文名是“The Great Learning”，是“大学之道”的大学。因此虽然影片是以清华为拍摄对象，但其实我们更多地是想通过清华这样一个个例去窥探大学精神的一隅，去阐释大学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导筒：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位拍摄对象？
孙虹：在开始拍摄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设想，那就是希望拍摄一些正在经历人生阶段的转折的人，因为每个人在跨越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之时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而这些人生决定的背后又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给予个体的影响。同时由于大学是由“教”与“学”、“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因此我们最开始对人物的设想就是一位新生、一位毕业生、一位即将入职的新老师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在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框架后，我们开始寻找比较适合跟拍也愿意接受我们拍摄的拍摄对象。
王静：我们第一位确定的人物是严韫洲。因为我们是2018年4月底开拍的，当时距离2018年高考已经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联系了一些中学，想跟拍一些有意向报考清华的高三学生，但最终是否能如愿进入清华，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学的老师们为我们推荐了一些不仅成绩优异且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建议我们在不影响同学们复习的前提下进行少量的拍摄，而严韫洲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严韫洲同学在自己的努力下如愿进入了清华大学学习。
第二位确定的是宋云天同学。他是一个非常友善且具有亲和力的同学，并且在本科时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他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卸任校会主席后，曾自发在自己的宿舍楼里推行过一个名叫“解忧信箱”的小尝试，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烦恼投入信箱，同时拿走一颗糖果，第二天还能收到关于烦恼的回信，而宋云天自己就是那个回信的人。
当时我不在那个宿舍楼，因此非常羡慕，同时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很有趣的人，所以我就建议邀请他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但很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代表整个个体，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是很多的，宋云天只是毕业生中的一员，我们很感谢他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毕业故事。
孙虹：第三位成为我们拍摄对象的是蔡峥老师。当时我们陆续拜访了一些正在求职清华的老师，其中蔡峥老师的研究领域和科研方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听起来十分浪漫的“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但其实在进行天文观测时是很孤独的，但他们所坚持的这个事业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和未知的探索。除此以外，当时恰逢清华大学天文物理中心申请成立天文系，因此在以蔡峥老师为拍摄对象的同时，也能从侧面记录清华大学的学科发展。
王静：第四位是钱易老师，我们都习惯亲切地喊她为钱奶奶。钱奶奶是所有人物里最后一个答应我们的拍摄邀请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是2019年1月1日，在向钱奶奶第三次发出拍摄邀请之后，我在环境学院门前拍了一张胶片照片来纪念钱奶奶终于答应了我们的拍摄。
我们之所以想拍摄她的故事，首先是因为我们三个导演本科时都上过她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这是一门在钱奶奶的倡议下一开就开了二十多年的公选课，向清华学生普及环境保护的理念，在我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授课亲切、学问扎实的良师。但是，钱奶奶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她最开始不希望我们把镜头对准她，而是希望我们把更多地拍摄清华的其他老师。但正由于她的谦逊，更坚定了想拍摄她的意愿，去呈现她身上所体现的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最后，我们给钱奶奶手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到，其实通过拍摄她的工作和生活可以非常自然地呈现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一辈清华教师，展现清华人之间的代代传承，正如影片里后来出现的许保玖老师、陈志义老师等。在手写信诚意的加持之下，钱易老师才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导筒：您觉得这部电影对非清华的观众而言的意义是什么？
孙虹：我觉得无论是清华还是非清华的观众，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青葱年少时的自己，回想自己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可能分外精彩，也可能因为虚度而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他们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和坚持，能够带给观众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
王静：大学有三个含义：第一是空间概念，就是大学校园，也是很多大学生也许奋力学习，也许稍微摸鱼的地方，也是青春美好回忆发生的地方。第二是时间概念，是每一个人读大学的那几年，因为大家入学时间的不同，和社会交互的情况也不同。第三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概念，是指每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人生主体价值观、学着走向社会的一段重要的生命片段。
在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努力学习又似乎不太学得会；我们恋爱、失恋、又继续恋爱；我们遇到良师挚友、挫折困苦、机遇成长；我们有点理想，也有点害怕实现自己微小的理想。所以也许大家不在同一个校园，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读大学，但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重要的人生。其实这部电影意义在于唤起每一个大学时期的观众：如果你觉得生活艰难，那就让曾经那个读大学的你来鼓励此刻的你。
柯永权：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想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人物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当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
导筒：您觉得这个电影与现代大学生最大的共鸣是什么？
孙虹：我作为一个已经离开校园很久的人也很好奇当下的大学生会如何看待这个电影，但我会希望无论他们如何评价，都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大学时光，这是人生中最青葱美好的岁月。愿充满勇气地出发，归来仍是少年。
柯永权：“虽然他们高考分数比我们高一些，但是大家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啊。”等待高考成绩的焦灼、毕业季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无奈、校园青春时光的美好，这些每个大学生都可能有过的经历，就是最大的共鸣。
王静：我记得大家小的时候理想基本上都是当科学家、宇航员、大文豪、运动员……张口就来，一个赛一个地宏大。慢慢长大了，晓事更多，会蹦出一些身边更常见的职业比如想当医生、想当老师，眼里也满是憧憬。跨进大学校园的时候，谁还不是个热血少年？然而似乎等到毕业后踏入社会，理想却成了羞于被谈及的话题，仿佛它距离现实生活遥不可及。我觉得这个电影能带给当代大学生最大的共鸣，就是让大家回到做梦光荣的校园时光，让大家走出影院的时候可以大声地谈论理想。
导筒：您觉得这几段故事中分别反映了清华什么样的精神？
柯永权：其实我们更想反映的是大学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内核，而不单单是某一所大学的精神。也就是我们片名中想体现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孙虹：我也认为我们想反映的不只是清华的精神，而是大学的精神。在拍摄这个影片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学是理想永远年轻的地方，希望每一个离开大学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都能不忘大学时代的青春与梦想。
当然，每个人物的故事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侧重。
我在钱易先生的身上看到了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承，影片中有一幕让我特别感动，那就是钱易先生过年时会主动去给自己的老师拜年，在她的老师许保玖先生的家里挂着一幅画，落款是“学生钱易赠”，在这几个字上，我仿佛看到了学生时代的钱易先生，她从自己老师的手里接过了教书育人的使命。
在蔡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以及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将未知变成已知的渴求。
在宋云天身上，我看到了青年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他们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愿意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真正脚踏实地地前行。
在严韫洲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很久，可能只有为了自己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学习的意义。
王静：我觉得不是只是反映清华精神，更多的是反映大学人对于理想的追寻、对于祖国的关切和对于时代的回应。
严韫洲的理想不仅是好好学习考上清华，更是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未来大有可为。
蔡老师的理想不仅是推动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在中国落地，更是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设备，不在基础科学研究层面受制于人，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建造探索宇宙未知的设备。
宋云天的理想不仅是去基层当村官，“造福一方百姓“，更是“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运、发展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钱奶奶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和做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她一辈子的努力，她成功地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她通过自己和同仁的努力，成功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年逾八十还全程站立给本科生上课。
这几段故事，告诉我们理想是如何萌发、生长、蓬勃和坚守的，也呈现了个人的理想如何和国家和时代互动。
导筒：创作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孙虹：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要跟拍摄对象保持一个十分紧密但又不会过分打扰的关系和状态。因为纪实拍摄始终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纪实拍摄又需要长时间地跟拍才可能获得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尺度和分寸，是对纪录片导演最大的考验。
王静：从拍摄的客观条件来看，跟拍蔡老师去夏威夷观测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天文台在莫纳克亚山的山顶上，海拔很高，参与观测的人都要吸氧，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也要边吸氧，边肩扛设备，此外还要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那次拍摄是不小的挑战。从主观上说，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丰富的个体，短短的110分钟篇幅有限，纪实的手法也让我们无法每时每刻地捕捉，所以对于拍摄对象的呈现还是有所局限的，无法把所有我们感动的点都纳入进来。
柯永权：疫情也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因为我们当初计划是拍到2020年年中，疫情的来临导致我们的拍摄必须中断，因为当时防疫才是最首要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忍痛暂停和割舍了相当一部分素材的拍摄，如各个人物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等。
导筒：清影工作室已经产出了非常多的纪录片作品，《大学》和之前的清影作品会有哪些不同？
孙虹：我自己觉得《大学》可能对院线观众的观影体验来说可能会更友好。它在剪辑和叙事上没有采用太作者化或个人化的方式，而是尽可能地用事件和悬念推动，让人物有成长和变化的弧光，使得整个影片更有电影感，尽可能地降低纪录片观影的门槛。
王静：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更有主流气质吧，不论是题材还是人物选择，都相比以往的作品更接近主流群体。如果从纪录片常观众的角度考虑，过去拍摄的作品是让纪录片常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人，而这次可能能更多地让这个群体看到身边人或者自己，受众范围相对也稍广一些。
柯永权：在沿袭清影过往风格的基础上，《大学》是一部更年轻、更燃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团队，聚焦一些年轻人的故事，直接面向更广大的年轻观众。
导筒：三位导演之间是怎样分工协作的？
孙虹：影片里涉及的人物比较多，所以我和王静导演每人负责2位人物的跟拍。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展现人物与大学这个环境之间的关联，探讨大学校园是如何对青年人产生影响的，因此柯永权导演负责了清华日常的记录，用独到的视角观察大学的运行，展现大学这一机构的台前幕后，在日常和细节中寻找意义。
导筒：这部作品主要使用了哪些摄影器材？遇到的最大拍摄难点是哪些？
柯永权：依旧使用了清影祖传的Canon C300 markII。最大拍摄难点也依然是如何处理创作者与被拍摄者（4人+1校园）之间的关系。
孙虹：我也觉得寻找拍摄对象和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是最困难的。因为长时间的跟拍记录还是会对我们拍摄对象的生活造成一定的打扰，如何保护拍摄对象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又能尽可能获得真实而鲜活的素材，是每天都令导演“头秃”的事情。除此之外，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每年春节的拍摄了吧，我自己已经有3年没有和家里人一起过除夕了，而且每年的除夕拍摄都要很早预约摄影师、录音师，愿意除夕一起工作的伙伴们都是对纪录片有真爱！当然也非常开心我们的拍摄对象们能接受我们与他们一起过春节。
王静：拍摄期的困难都不是困难，现在到了发行期觉得一切都好难。
导筒：除了目前纪录片中呈现的四位主人公，还有没有曾经拍摄但最终没有放入成片，或者其他备选的拍摄对象？
王静：有的，新生的备选稍多，有影像记录的就有10人左右，主要因为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能如愿考进清华。所幸我们也有些锦鲤特质，不论拍多拍少，只要拍了一点的都考上了。
孙虹：在最开始的阶段会有一些试拍，但还是很快地就将精力集中于我们的四位人物了。因为其实每跟拍一个人物，导演都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关心我们的拍摄对象，去思考拍摄的方式、节奏和内容，所以当“确认过眼神”后，就还是会将有限的时间放到我们主要的拍摄对象身上。
导筒：片中宋云天选择回到家乡的基层实践理想，他算是四位主人公中唯一一位和清华正式告别的，他目前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如何？
王静：上次和云天打电话是上周，当时他刚做完企业安全生产的检查工作。现在云天是一个镇的镇长了，和之前在村里工作的情况略有不同，相对来说更全面了，他最近的主要工作包括修桥铺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问题、调解百姓纠纷等等。其实这些在文件上经常看到的词汇从一个刚毕业的选调生嘴里说出来感觉特别奇妙，尤其他还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他的话和语气让我一下子意识到其实以前看到的一些地方政府报告背后，可能都有一些像云天这样的基层工作者在努力地“造福一方百姓”。
导筒：可能有些观众会担心影片会不会变成清华的宣传片，你们会怎样去平衡客观纪录的形式以及清华大学作为被拍摄对象的关系？
柯永权：在把清华作为被拍摄对象时，我们依然采用了惯有的客观视角和平实风格，来试图描述一所大学的一言一行、日夜轮转，同时揭示这所大学里自上而下的对于大学精神的思考、对大学运转方式的革新。这些内容与四位主人公的故事有机融合，都指向一个命题：何为大学之道。如果观众能被这几位大学校园里的理想主义者感动，继而产生对大学的向往，对清华的向往，那这也算是客观造成的一种宣传吧。
孙虹：我自己觉得纪录片的第一要义是真实，但是它可能也做不到完全的客观和全面，我们始终只能做到反映真实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也会融入我们自己对大学的理解。我们对于母校充满了情感，但并没有抱着一个仰望的态度去拍摄，更多的其实是探寻一个答案，一个为何母校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
导筒：疫情爆发的阶段，你们有怎样的应急拍摄计划，疫情阶段有哪些拍摄是最难忘的？
柯永权：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拍摄反而变得更加明确了。出于防疫防控要求，我们没法继续对人物进行跟拍，曾经热闹的校园也变得空无一人。我们花了很大心思，来拍摄一个空校园的氛围，以及校园上空回荡着的老师们在线教学的声音。
最难忘的有两个，一是去95岁的张礼先生家里，拍他给同学们在线授课，特别受触动。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正是因为有这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一代人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还有一天深夜，天降大雪，正值疫情最严重最不可控的时期，我一个人扛着摄影机走在校园里拍摄，独享一个无人的清华园。走到四大国学导师雕像的时候，给他们戴上了口罩。看着他们静静站在那，感觉好像获得了一些力量。
王静：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跟着邱勇校长在瑞士达沃斯拍摄世界气候变化联盟的相关活动。除夕夜当天，我们从瑞士飞回国内的时候，一整个飞机都人心惶惶，下了飞机更是紧张，当时印象很深刻。当夜本来要拍摄除夕晚会，也因此取消了。
导筒：是在什么节点的时候，你们觉得每组人物的拍摄可以结束或收尾了？
柯永权：每个人的身份，完成了转变的时候。
王静：我觉得每组人物都不该收尾，如果有条件，我愿意一辈子拍下去。
孙虹：我也觉得恋恋不舍，特别想看到蔡老师的望远镜建成的时刻，感到自己的内心会与他一样心潮澎湃。所以还是希望可以接续拍下去。
导筒：清影工作室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发展，如果去尝试概括清影的创作理念和风格会是怎样的？
孙虹：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对真实力量的笃信、对普通人的关切和对日常意义的认同吧。同时我觉得清影作为拥有学术研究背景的创作平台，它是具有前沿、探索和创新的力量的。正如我们去年疫情期间做的UGC内容众筹式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就是用纪实影像的方式对短视频和数据计算时代的一种回应。
王静：清影的Slogan是“影像温暖世界”，我觉得它的创作理念和风格的核心就是“温暖”。它的记述、呈现、反思甚至是批判，都会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有一种天然的人文关怀。它不是犀利的，而更倾向于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温和。
柯永权：清影每年的产出非常多，除了聚光灯下的一些作品，还有大量的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和校友创作的个人作品、学术影像等。我的理解，清影的作品题材多元且富有人文关怀，影像扎实，长于纪实拍摄，注重电影化叙事。
导筒：《大学》之后还有怎样的纪录片创作计划？
孙虹：对我来说是想做更多“好看”的纪录片吧。因为纪录片很长一段时间都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门类，人们观看纪录片可能更强调意义和深度，但我希望能做既有力量又“好看”的纪录片，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能够爱上纪录片，尤其爱上纪录电影，和我一样体会在一个封闭黑暗的环境里，享受眼前荧幕上的光亮与人生。
王静：可能倾向于去尝试探索一种参与式的拍摄方式，但并不是私影像。我在过去的拍摄中会尽可能呈现出“无我”的客观，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于真实观的偏执，因为拍摄的介入本身就会改变现实，此时一定要恍若导演从未来过，未免刻意了。未来希望在主题表达的同时，对导演参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上更有一些刻画。
柯永权：还将继续跟拍几位与我同龄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在城市修行，探讨“我为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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