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县西关被捕关在露水院，李佐唐的母亲出面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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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长安在华县被捕

作者 杜松寿

1937年1月5日，我跟子健同志一起离开上海去西安。经过洛阳过了潼关，我先在华县下车，在家乡住了几天，又动身上路。

这时候军队已形成对峙局面，华县驻中央军，渭南驻东北军，两军在赤水对峙。我动身西行到了西赤水，要进入东北军防线是困难的。碰巧我遇到大革命时期一位吕钦铭同志。他是本地人，路径熟。他领我从远离赤水镇没有设防的偏僻地带越过了小河，到了东北军防地。

中央军与东北军对峙的赤水河 自华县文史六

按说这一下就安全无事了，算是落在革命的怀抱之中。但是到了张家岭子，是一条战壕，来往得经过架在壕沟上的一条木板。东北军在这里设了岗哨，不许通行。如果说我通过中央军防线时是提心吊胆的，那么在这戒备森严的东北军防线面前我却是坦然的，而他们也并不过分盘查，只是不让通过就是了。我说明情况，请求准于通过，甚至说，你可以把我扣起来交你们的军法官处理，他们还是不干。无可奈何中我只好退回，找到赤水职业学校姚明学同志的家里（姚以后死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在家，他的母亲招呼我。这儿仍是东北军的防地，我的意思是，暂住一晚，明天再说。但传说今晚要打仗，这儿正是两军炮火夹击的地带。不安全，我只好按原路又回到中央军防区。

为了安全，我绕走南乡小道。不想走到郭村，竟碰到在农村驻扎的蒋军的盘问，幸好由于当年搞农民运动和共青团工作常到这一带来，地理熟，对答如流。安全到家了。

回到华县家中，等待重新西上的时机。有一天，我正在我的表弟王立人在西关开设的文化书社闲谈的时候，两个中央军把我叫了去，一直出了西关。在西关正走的时候，家里来人找我，脸上不是颜色，大概已经听到曾去家里逮捕我的消息了，因而前来报信，我只好在心里说，来不及了。四弟牧平（祥）、三弟星寿、二弟绪寿都来追我，我分别安排他们做某些营救工作和藏起我的某些书刊以免给敌人以陷害的证据。这时候仿佛感到兄弟多的用处和互救的作用。路上，我向逮捕我的匪兵说好话让放了我，自然是无效。

事后听说，敌人本来是要通过连部把我打死在路上的，这是本村反动派杜三喜跟敌人的密谋。（据我的妹妹杜培毅的回忆，1928年－1930年我在监狱的一段时间，杜三喜就骂我家的大人是老共产党，小孩子是小共产党。并逼我家搬出村去，后经李佐唐作保，才住下来。）但是，当把我送到连部时，偏连长不在，这才送到营部，营长也不在，只好把我送到团部。在团部，我没有经过审问，先押在一个房子里，好像还给我一盒烟。

这是我第四次在旧社会被捕。多年的不安全的生活也习以为常了。他们控告我是陕北派来的探子。西安事变后两军对峙的局面中，所谓乱马军中，随便可以枪毙人的。在这生死难卜的情况下我反而镇静起来，安然地抽完那一包烟，想好了遗嘱（遗嘱包括给上海三个学习新文字的女生的）。就这样，我安稳地渡过了这晚。

我睡着了，但是外面大街上的院子（在露水院村）却是另一番景象。整夜灯火辉煌。这是我村杜家堡、近邻村潭流河、通渭巷和被押村露水院的群众打着灯笼，在向敌人求情，营救我。而这，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我知道，也会感动得睡不着的。

漏泽院村（露水院村）村口 王新纪摄

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我领到团长的办公室，团长和蔼地对我说“不知道是你，以为是个老百姓。”说让我回去，他说：“你从上海来的，还回上海去，不要在这里停留。现在常换防，我在这里不要紧，别人来了又会出事。”这样我就脱险了。事后我了解到，一方面是我被押那天晚上几个村庄农民的营救；另一方面还有李佐唐的母亲的决定性地说情。她去找了丁团长（丁荣国，华阴人，后出家为僧），说我是佐唐的老师（李、丁是好朋友），这样里外配合，我就得救了。

这儿不能计较他们对我的巧计利用。说是为了我的安全，劝我仍回上海，但另外委托我一件事，就是顺路把李佐唐的老婆带到南京，当时李佐唐正在南京上辎重学校。我回陕西是投奔西安的大好政治局面，开展陕西的新文字运动的。怎么会重回上海呢？此刻我本来可以明回上海，暗去西安。但是必须把这一个人捎到南京，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拿到去上海的火车票。这样我就势必真回上海了。

原文来源：《杜松寿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