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这位著名作家：王愿坚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王愿坚《七根火柴》

他已经辞世整整三十年：1991年1月24日，62岁的作家王愿坚离开这个他热爱的人间。

但我想，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记得小学时候曾经学过的这篇课文《七根火柴》。

王愿坚

（一）

田恒铭在《王愿坚在安徽》中回忆了当年他第一次见到王愿坚时的情形，当时王愿坚42岁，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

1971年春上，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接着口令词:“报告，一师二团x营x连战士王愿坚前来报到！’’

这就是王愿坚吗?中等个头，胖乎乎的，脸盘不大，有颗虎牙，军帽后戴，帽沿朝上。只见他身背背包，背包外面插着一双解放鞋，左手拎着网袋，里面脸盆放满杂物，右手提一大捆书籍杂志，全部家当在此。操着不很纯正的普通话，有时尾音出现山东腔。

1929年3月1日，王愿坚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相州镇七村，这是一个书香门第。马新义在《“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王愿坚》一文中介绍说，王愿坚的父亲王振千“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书法和绘画也有很高的造诣”。王愿坚的伯父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学德语，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王翔千之子、王愿坚的堂哥王希坚也是一位作家，曾担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他还有一位出生于1908年、素未谋面的堂哥王意坚（笔名姜贵）也是作家。

王愿坚的童年正是家国危亡之时。受到父亲王振千和伯父王翔千的影响，年纪还小的王愿坚就积极投身革命。1944年7月，15岁的王愿坚被“贴邮票”寄走：

当时把战士送到武装邮政部，穿过封锁线，投奔山东军区，戏称为“贴邮票寄去”。当年的愿坚和一个弟弟，就是随同武装邮政一行九人，晓住夜行，翻山越野，穿过青纱帐，历时五、六天，步行三百七十多华里，才到达山东军区的。——朱兵《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愿坚同志的创作道路》

1945年1月，王愿坚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之后他主要做宣传工作。1954年，王愿坚开始写短篇小说，当年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党费》，一举成名：

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这一年，王愿坚不过26岁，四年以后，他写出了如今许多70后、80后耳熟能详的那篇《七根火柴》。

《七根火柴》只有两千字。《党费》已经很短了，《七根火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直到三个月后，著名作家茅盾的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其中谈到了茹志鹃的《百合花》，也说起王愿坚的《七根火柴》：

“也许作者不是有意识地要把那个无名的将要断气的战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读者的眼里，无名战士的形象却比卢进勇的要大得多，而且鲜明得多；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

王愿坚声名鹊起。

他说起茅盾那篇文章：“他对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

（二）

王愿坚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短篇小说：

王愿坚的小说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首先，因为亲身经历过革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胜利的喜悦，王愿坚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主动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创作题材，表现出对于国家走向、民族命运的关切。记录战争、回顾革命、歌颂英雄、讴歌人民，这是他所有小说的共同基调。

他曾经说：“现在外国不少人在写我们的长征。在外国人的眼中，我是个‘长征专家’，我有比别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为什么不写?”坚定而强烈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这是王愿坚在文学创作上最突出的特征。

其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之一，王愿坚的“资历”很浅，这使渴望展现英雄故事、家国情怀的他不得不走上一条特殊的道路：靠采访和调查来积累写作素材：

他接触过十大元帅，采访过一两百名将军和红军，大到战役，小到战斗，记录整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史料，足有一两千万字。他把这批资料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田恒铭《王愿坚在安徽》

他通过转述这些通过采访获得的故事，再融入自身的生活体验，就能展现出自己原本不熟悉的战争生活。他的小说往往有其生活原型，比如《七根火柴》就是从一位老首长讲述的长征故事中衍生出来的，这使他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回忆录”特征。

这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情况：那些他用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有许多发生在他的童年时代，比如《党费》一开始就说：“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再次，正因为王愿坚缺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他选择了“以小见大”的构思方式。他回避了史诗般的大规模战斗场景，去生动地刻画一根咸菜、几根火柴、一撮炒面……而最崇高的精神，就在这些小小的物事里。王愿坚最著名的作品如《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等，选择的都是微小到极点的侧面，情节相当简单朴实，但折射出的精神是崇高的，反映出的主题也是宏大的，正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王愿坚的文字干净利落，不动声色——他很少用激昂的情绪去高呼、去呐喊，他并不明确表示出他的褒扬或抨击，但他的态度又是鲜明的，那些平凡又坚毅的战士、百姓们，他们对成功的期盼和对未来的信心融入了字里行间：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三）

王愿坚创作的小说，在其创作技巧上还可以再讨论，其表现手法有时粗糙，其构思偶尔不够精妙，朱兵认为，王愿坚的小说突出了情节，但没有塑造出象阿Q、三仙姑、李双双那样活生生的令人过目不忘的典型：“愿坚同志在创作上的明显弱点，是人物的共性大于个性”，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但作为一个特别历史阶段的产物，王愿坚的小说又恰恰反映出时代的脉搏。王愿坚和他的文字都沉浸在对新天新地的期盼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伟大的、火热的年代，能够体会到那种激情澎湃着的信仰的价值。

“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这团火焰，也熊熊燃烧在王愿坚心里。他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0年底，王愿坚刚满六十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精力旺盛、正出成果的时候，但王愿坚已经病魔缠身。

1991年1月25日，王愿坚在北京逝世。堂哥王希坚送来一首挽诗：“手足弟兄亲，文坛同代人。华年惊早逝，泪洒暮天云。”

王愿坚与妻子翁亚尼

2017年6月13日，《解放军报》刊发了王愿坚遗作《人民的乳汁》：“我想告诉他们，是莒南的山山水水，莒南可爱的人民，以及在那里战斗的人民子弟兵，是他们用小米、高粱把我喂大；是他们用全身心的爱，抚育着我成长；是他们用智慧和真诚教导我，使我成了一名战士，成了一名人民的宣传员，成了一名能拿起笔来写一点文学作品的文学工作者。”

2018年，《王愿坚文集》（七卷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愿坚文集》文集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文学创作的经典之作。”

雄不死，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