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铁的故事丨从徐州东出发（周淑娟）

抽屉里，有一沓子高铁票，反面是煤炭黑，正面是天空蓝。闲来无事时，拿出来，推开去，或扇形或弧形，像蝴蝶像小鸟。

我不是收藏家，不收藏任何东西，之所以留着那么多高铁票，只是因为它们记录着我国高铁开通以来一家三口的足迹。看着它们，我的心就活泛起来，记忆也随之复苏。

高铁票里，最多的是到上海虹桥站的。前几年，我们到浦东国际机场接送儿子，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票面上“徐州东—上海虹桥”“上海虹桥—徐州东”的字样，让我看到了儿子出发和抵达的坚毅表情，想到了儿子从一个高中毕业生成长为硬朗男子汉的从容脚步。

如果说机场安检门是一道门，隔开的是“见与不见”，隔不开的是“念与不念”，那么高铁站就是个况味复杂的地方，别离意味着下一次团聚，回归预示着又一个出发。

“你背对着我，却面朝大海。你远离了我，却站在了高地。”这不是诗句，是地理——儿子在那里。一个洞悉一切却只传达美好的母亲，感受到了儿子背影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一个母亲的成长史写成了史诗。你看，“徐州东—北戴河”“徐州东—北京南”，就是我心底最美好最灿烂的记忆。

我到北戴河，是去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正当我暗暗打算隐于角落、遁入生活的时候，接踵而至的6月给了我惊喜：我的散文集《纵横红楼》获得冰心散文奖，长篇报告文学《贾汪真旺》列入江苏省作家协会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也向我吹来了凉爽的风。

经常想起在北戴河创作之家的时光。晚饭后，母子俩沿着安一路走着，那是通往海边的一条幽静小路，蔷薇攀附到高大的树梢上。走着，走着，孩子突然说他为母亲骄傲，并说母亲应该走得更远。

一家人的成全，应该是思想的交锋、志气的完善。我恍然大悟，也许为时还不晚。曾经，如鱼去鳞，似蛾扑火，如今在对立中和风细雨，在对比里书写美好。10年，在表达中填满努力的沙，而所有的美都用尽了意志。

那年伏天，在北京南站下了高铁，鲁迅文学院是我此行的目的地。鲁迅文学院几个大字和鲁迅先生的头像，令人敬佩不已，我不由得拿出手机，频频拍照。

在鲁迅文学院的积淀，像风一样，无法拍摄下来。“我向鲁院走来，我在鲁院之中，我别鲁院而去。愿鲁院给我一双黑色眼睛，用它去寻找光明。”记不清是哪位老师说的了，但我却记住了这句话，“来到鲁迅文学院，你们就要写出大作品和大气象；走出鲁迅文学院，你们的生存就会不同于以往和别人。”

高铁时代，高速时代，人与人相见似乎很容易，不过快速也带来了忙碌，友人之间真不容易常见——浮云一别，便如流水十年。

前年秋天，突然就决定出行，一个人，毫无征兆，却有机缘。宁夏文友丽君要到苏州甪直参加文学颁奖活动，我想去古镇和她见上一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迷蒙细雨，弹奏着一个人江南行的曲调。我，感觉很轻松。一出苏州北站，站在长廊下，我又有些许伤感。那年春天，梧桐花开着，一家三口人也曾驻足于此，现在，三口人各忙各的——天各一方——也很好。

金秋十月，美好而舒适的时节，丝毫不逊于人间四月天。定定心，才惊觉自己月初在常州遇到了宁书、月尾在苏州见到了丽君。

“不论是对谁，我总相信陌生人是好心肠的。”看西班牙电影，记住了这么一句台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会失去很多乐趣——宁书、丽君与我曾经都互为陌路。

高铁上，认识了一些人，了解了他们独特的经历，为之感动，并从中获取力量。他们如同那些摆放在橱窗里的文物，经历了岁月，愈加艳丽，蒙尘只是暂时的。

为什么要出行？对我来说，一场出行便是一场治愈，一场出行便是一场重生。

在南京南站，我看到过一个人，脚上戴着黑色镣铐，头上遮着黑色甩帽，伛偻着并不高大的身子，拖拉着一双黑色拖鞋，脚上的皮肤白得触目惊心！黑色的人，黑色的人生啊。

刹那间，我的眼眶红了，为那些罪与罚的背负，为那些美与好的毁灭。每个生命，每段生命历程，经历了欢乐颂，能不能写下忏悔录？在熙熙攘攘的车站里，我坐着，想起了《红与黑》里的于连，想起了《罪与罚》中的罗季昂。于连甘心赴死，罗季昂甘愿接受惩罚，因为自知需要忏悔，因为懂得必须赎罪。

从未像那天似的，强烈感觉到车站就是人世间的缩影与隐喻。一辆车轰隆隆走了，一辆车呼啸着来了，走的乘客见不到来的，来的乘客不知道走的。

开始检票了，该回家了。回家真好，自由多好啊。一群人迅速消散，像鱼一样，潜到自己的水底。一列火车，顺着洋流，或逆着洋流，完成一些出发，一些抵达。（供图：刘强）（作者为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