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艺术：重权变，言利害！
【导读】
“捭阖”是筹谋定计、言动天下的根本法则，其与道家所论之“刚柔”、术家所论之“去就”、儒家所论之“显隐”、法家所论之“赏罚”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人徐焕章在为本篇作注时说：“凡人之欲也，离苦得乐，趋利远害，避死延生，悦善绌恶，故捭阖之道可用，因时而发，权无不中。”
【原文】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1】，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2】。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
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3】。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4】。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5】。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6】。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7】，吉凶大命系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8】。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9】。
【注释】
【1】尹桐阳注曰：阳开生物，阴阖成物，则万物各正其性命，故云命物。
【2】笔者注曰：众生莫不悖亡以求存，故曰其道一也。
【3】笔者注曰：权，谓机略；能，谓工巧。此言智者察人，必量度其机略之深浅，校考其工巧之长短，然后因材施计。
【4】笔者注曰：《礼记·乐记》云‘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由是观之，守者，待也。此言离合、去就须辨势待机。宜先从其志以尽之，然后适时而动。
【5】笔者注曰：此言阖道两用，或能取利，或能避祸，胜而能守，败可逸之。
【6】笔者注曰：纵横者，合纵连横也；反出者，逆经而动也；反覆者，揣摩之符也；反忤者，忤彼合此也。此言合纵、连横、权变、揣摩、忤合之计皆出“捭阖”。
【7】笔者注曰：言事无开阖，则谈说壅执，祁寒不化。故开阖者，所以变略术，化至坚。
【8】笔者注曰：向者说人，惟务曲从阿谀，鲜知善恶、终始之道，故事有不济。
【9】笔者注曰：《尚书·虞书·尧典》曰‘天圆地方。’圆则杌棿，谓“心性圆融通达”；方为吝啬，谓“命事严谨自守”。
【译文】
考察古代历史可以知晓，圣人在天地之间行身立世，往往可以成为民众的先导。（为何能够这样？）因为他们通过阴阳的开合变化来为万物命名，掌握万物的规律，了解生死存废的道理，洞察万物的始终，领悟世人的心理，看到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事物的关键。所以，圣人在普天之下，从古到今，都遵守同一的大道。然而事物是变化无穷的，各有不同的归宿。有的阴，有的阳；有的柔，有的刚；有的开放，有的闭合；有的松弛，有的紧张。
因此，圣人专一守要，察事定次，量权揣能，较其短长。贤能和不肖，聪明和愚蠢，勇敢和怯弱，慈爱与严厉，是有差别的，应该区别对待。有的要放手使用，有的要拒绝不用；有的提拔，有的斥退，有的可以轻贱，有的可以推崇。要顺应“循名责实”的自然之道来对待他们，使其上下和睦，优劣得所。当要重用某人时，便要周详地判断他有没有才能，为人是真诚还是虚假，根据他的嗜好来发现他的志向、思想。再试探性地驳斥他的言论，反复阐明自己的见解，从而探寻对方的真实情况，注重于了解到他的志向主张。如果对方闭口不说，要想法使他开口，以了解他追求什么目标。然后，或是滔滔不绝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想法，或是秉持安静正定的原则，一言不发，以进一步试探对方。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想法，须用赞同的办法使双方思想相合；向对方表示沉默，是用否定的办法来试探对方的诚意。对方在颔首、摇头之间，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我们就可以趁机管窥其谋，考察双方意见同异的根源。意见乖离或者相合，自己要远走或是留待，都要守住一个根本要点：即首先抓住对方的思想。
如果想行“捭之道”，要以周详为贵，不可草率；如果想行“阖之道”，以隐密为贵，不可泄漏。周详和隐密的可贵，在于它的微妙，并与自然之道相合。捭之道，是为了探测对方的虚实真假；阖之道，是为了争取对方的真诚合作。首先全部了解他对事物重要与否的判断，再确定处理标准，并对他的意见进行思考谋划。如果对方的意见不符合要求，就要针对情况自己独立另行考虑。所以说，行“捭”之后，对适合的计谋要拿出实施，对不适合的计谋要收藏不用；行“阖”之后，了解到对方有诚意便争取他，了解到对方无诚意便离开他。总之，“捭”与“阖”是与自然之道相符合的办法。天地通过“捭”与“阖”，使阴阳二气发生变化，使四季交替运行，万物化育生长。合纵、连横、权变、揣摩、忤合之计皆出“捭阖”。
“捭”与“阖”，是自然之道的最重要的变化，也是游说之辞的主要变化。一定要预先周详地研究开闭变化的方法。口是心的门户，心是精神的主宰。人们的志向、欲望、思想、智谋等，都通过口这座门户说出来。所以，要用“捭”与“阖”来审慎的控制思想的表达。所谓“捭”，便是开启，便是善言，便是阳道；所谓“阖”，便是否定，便是沉默，便是阴略。游说时要阴阳协调，善言与否定始终相佐，才能达成所愿。讲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扬名、宠爱、财利、得意，这是“阳”，取象（始）乾卦，喻人以自强不息；讲死亡、忧患、贫贱、困苦、受辱、抛弃，失利、失意、有害、受刑、被罚，这便是“阴”，取象（终）未济卦，喻人以物不可穷。各种言论属于阳一类的，都叫做‘始’，是为‘捭’的精髓，它从正面宣传利益好处，促使事情有个好的开端；各种言论属于阴一类的，都叫做‘终’，是为‘阖’的精髓，它从反面宣传危害坏处，从而结束不适当的谋略。
“捭”与“阖”的使用方法，要从阴、阳两个方面着手。跟性情阳刚、积极进取的人说话，内容要高远向上；跟性情柔弱、消极退守的人说话，内容要微小切近。用低下的言论来求合志向微小的人，用高昂的言论来适应志向远大的人。根据这个办法游说，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出入．没有什么对象不可说服。可以游说老百姓，可以游说士大夫，可以游说诸侯国，可以游说全天下。从小的方面人手，可以小得不能再小；从大的方面着眼，可以大得不能再大。增加或损害，离开或接近，背离或返回，都用阴阳相成之道来控制。阳指活动前进，阴指静止隐藏；阳主“活动外出”，阴主“隐藏入内”。阳反复运动，转化为阴；阴发展到极点，转化为阳。凭借“阳”行事的人，要用德义感化他人；凭“阴”行事的人，要用事功加以自证。如果想以阳克阴，必须道德充怀；如果想以阴克阳，必须事功卓著。阴阳相生相克，必须通过“捭”与“阖”的办法加以实现。这便是天地间的阴阳之道，也是游说别人的方法。它是办好万事的先决条件，也是方正、圆融等各种手段变化的途径。
【案例分析】
捭阖：通权变，言利害
《易经》是纵横家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上》说：“一阖一辟谓之变。”留法学者徐庭栋释义说：“阖者，阴也。其行之于说，或缄默不言，以待敌隙，或尽述祸丧，以明其害。捭者，阳也。其行之于说，或据理不挠，以化险狡，或力陈百善，以彰其利。”
观战国纵横家游说，无不是从阴阳两个方面，大行捭阖之术，进而达到游说的目的，《战国策卷六》当中“黄歇说秦昭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楚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西陵，另一支秦军攻陷鄢、郢两地，放火焚烧楚国先君的陵墓，顷襄王被逼迁都于东北的陈城，以存社稷。楚国自此日渐削弱，为秦所轻。不久，白起又率军伐楚。楚国高层听说黄歇博学多闻，善于雄辩，遂以之为使，力祈言和。
黄歇见到秦昭王，首先行“捭之道”，阐述两国建交的好处：“天下诸侯的实力，以秦、楚为最，如今听说大王想要伐楚，臣以为这样无异于两虎相争，最终说不定会让驽钝的野狗占了便宜，大王倒不如与楚修好。臣请求说说其中的利害。
臣听人这样说‘物极必反，正如冬夏相替；安极而危，好比堆叠棋子。’如今秦国据有天下半数的土地，西北两方的边界更是横贯绝漠，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大国能与秦比肩而立。从先帝孝文王、庄襄王，到大王共历三代，从未忘记开疆拓土以求与齐国接壤共边，从而切断诸侯合纵抗秦的交通之道。大王多次派盛桥到韩国担任监国要职，盛桥不负所托，并北燕之地以入秦国，大王在没有劳师动众、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拓地百里。大王又发兵攻魏，封锁大梁，占领河内，攻取南燕、酸枣、虚、桃人等地，楚、燕两国军队只是作壁上观，不敢与秦军交锋，大王之功也算不小了。此时假如大王能休兵两年，再出兵攻取蒲、衍、首垣，兵临仁、平丘，那么小黄、济阳之地将不战而降，魏氏俯首臣服。大王再割濮、磨以北之地与燕，加以拉拢，则掌握齐秦之间的通道，便可轻而易举的斩断楚魏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山东诸国即使结聚联盟，也无法挽救其危亡的命运了。眼下大王威名正盛，倘能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守成基业，停止攻伐而施行仁义，不仅免除后患，您的名声也将仅次于三王五霸，传于千古（作者按：三王五霸，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八位杰出的君主，他们指的是：夏启、商汤、周武王、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白虎通义》另有其载）。”
（《战国策-卷六》原文：黄歇说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点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三使盛桥守事于韩，成桥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三年，然后复之，又取蒲、衍、首垣，以临仁、平兵，小黄、洛阳婴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属之燕，断齐、韩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义之诚，使无复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接着，黄歇话锋一转，开始行“阖之道”，阐述“绝楚之害”：“反之，如果大王倚仗兵威，乘着击败魏国的余锐威服天下诸侯，臣担心秦国自此后患无穷。《诗经》说：‘凡事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却少有圆满的结局。’《易经》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狐狸涉水过河，开始时小心翼翼，生怕弄湿了尾巴，可是由于多种原因，到达对岸时还是把尾巴弄湿了。’这些都说明了始易终难的道理。凭什么断定事理必然如此呢？有事实可据。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很有利，可惜却没有注意到榆次之祸，吴王发现攻打齐国有利可图，可惜料不到有干遂之败。这两个国家都曾战功赫赫，只是由于贪图眼前利益，最终不免灭国亡身。吴王相信越国，放心地全力攻齐，取得了艾陵大捷，胜利归来却被越王擒杀于三江之浦；智伯轻信韩、魏，与之合力攻赵，围攻晋阳，不料大胜在即，韩、魏两军阵前倒戈杀智伯于凿台之上。如今大王念念不忘灭掉楚国，却没有注意到楚国的覆灭会增强魏国的实力。臣因而替大王深感忧虑。《诗经》中说：‘有威望的大国，不必征战，自能怀敌附远。’以此来看，地处僻远的楚国应当是秦国的盟友，邻近之国方是肘腋之患。
《诗经》中又说：‘别人有害我之心，我应时刻提防，再狡猾的兔子，也躲不过猎犬的追捕。’如今大王为韩、魏所惑而加以亲信，无异于吴王轻信越国，到头来后悔莫及。臣听说：‘敌人不可轻视，时机不容错过。’臣认为韩、魏两国是担心亡国灭族才向您卑躬屈膝的，并非心悦诚服。为什么这么说？实在是韩、魏两国与秦国积怨甚深，您不妨想想，他们的父子兄弟，历代死于秦人手中的不可胜计。况且大王数次征伐，又令他们国家残破，宗庙坍塌，百姓被剖腹毁容，身首异处，暴尸荒野的，触目可见，而被掳掠押送的，相随于路。如此深仇大恨，他们真能尽释前嫌吗？所以说，韩、魏不亡，秦国则永难安忱无忧，此时大王却全力攻楚，难道不是大王虑事不周吗？
退一步说，大王出兵伐楚，将取道何处呢？大王不会向仇敌韩、魏借道吧？恐怕出兵之日，大王就开始担忧能否再回秦国了。借道两国，无异于大王把大批兵马拱手赠与韩、魏。如果大王不向两国借道，那只能攻打楚国的随阳、右壤。而随阳、右壤都是高山大河、森林溪谷，人烟稀少，大王即使占有这些地方，又有什么用？徒有灭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
况且大王攻打楚国之时，齐、赵、韩、魏四国势必乘虚而入。秦兵陷于苦战，无暇他顾，魏国必定攻取留、方与、胡陵、砀、萧、相等地，宋国故地尽属于魏。齐国南下攻取泗北之地，大王出兵击溃楚国，不料让他人坐收渔人之利，既扩张了韩、魏国土，又增强了齐国实力。韩、魏两国强大起来，就会与秦分庭抗礼。而齐国以泗水为西境，东临大海，北靠黄河，再无后顾之忧，将成为诸侯中的最强者。齐、魏获得土地保有利益，再加上官吏的悉心治理，一年之后虽然尚无能力称帝，但有足够的力量阻拦大王建号称帝。以大王疆土之广，民众之多，兵革之强，出兵与楚国结怨，反倒让韩、魏支持齐王称帝，这是大王失策之处。”
（《战国策-卷六》原文：“王若负人徒之众，材兵甲之强，乘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也；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也。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韩、魏，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反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大王虑而不取。《诗》云：‘大武远宅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
《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不可易，时不可失。臣恐韩、魏之卑辞虑患，而实欺大国也。此何也？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累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韩、魏之不亡，秦社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纑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于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怨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最后，黄歇又再度使用“捭之道”，展望秦楚两国和平建交后的美好前景：“臣诚心为大王考虑，最好是跟楚国言归于好，和睦相处。秦楚一体，兵临韩国，敌人必然俯首系颈。大王据定崤山之险，保有河曲之利，韩国必然成了替秦国伺察天下诸侯动静的吏属。这时大王以十万大兵进逼郑地，魏国必然震恐，许和鄢陵两城马上会闭城自守，上蔡、召陵闻得此讯，也会明哲保身。这样，魏国也就成为秦在东方的侦察官。大王一旦与楚国修好，韩、魏两国自会戮力攻齐，齐国右方的土地大王就垂手可得。这时秦国的土地，已经可以跨据两海，席卷八荒。这样一来，燕、赵与齐、楚便处于相互隔绝之境，稍加胁迫，就可坐收一统之功。”
（《战国策-卷六》原文：“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内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东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齐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于黄歇的这番劝谏，秦国在数年之内都不敢对楚国妄加刀兵。
“罢干戈，致太平”无疑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想要“一言止杀”并不容易，游说者不仅要对天下的形势如观掌纹，还要对“捭阖”之道明若观火，否则很可能在为君王分析利害时词不达意，最终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鬼谷子》曰：“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谋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故“捭而适时，阖而有序”，可竟大功，春申君可谓得其要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