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在文学中挺立

傲骨在文学中挺立

文/石舌

徐悲鸿有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先生深谙其中奥秘，落笔《愚公移山》之前便已将傲气与傲骨这一自然道法，凝藏于胸，再集天地之灵气，挥毫泼墨，才肯在一张白白的宣纸上留下惊世之作。

远在徐悲鸿之上的潘天寿先生，身上的傲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这位以家乡山水为脚本，以雷婆头峰寿者为名字，一头根扎在画坛田园的“孺子牛”怎会招来杀身之祸？

傲骨先天就有，这是来自身体内在的本能构造所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世道多么混乱，有傲骨者总能处变不惊，笑傲江湖，无傲骨的人则是攀龙附凤如鼠辈，虽遍读经史子集，但子乎者也大半天也难阐述一段人生哲理。

以猴子为向导，天人合一思想为底蕴筑造起来的缑城，其品行样式都是独一无二。属台州，属鄞州，直至后来的属象山，属三门，唯独傲骨秉性从来就没有因归属地的不同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自古吴越多隽秀，从烟雨屋檐下走出来的缑城人先天就刚柔相济。将他们一一排列开来，展现眼前的竟然全都是秉性硬朗的一脉传承，并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天道贯通。除了上面提到的藩天寿，元人胡三省若胸无傲骨，参透朝代更迭之奥义，断然不敢往巨著《资治通鉴》上作批注，且成为批注者中的领先。宋人叶梦鼎在“归云洞”中练就一身硬朗之气后，在朝迋“以狐军抗大奸”，虽未达成目的，却也让一手遮天的贾似道退避三宿。再到明初的方孝孺，如若没有鲁迅先生描述的“台州式硬气”在胸，又怎敢在朱棣面前大喊“便十族奈我何”这样的豪言壮语来？紧跟而上的还有探花卢原质和章朴的“空冷二三月，鹃带血痕啼”。三十年代，文学革命家柔石刚刚《为奴隶的母亲》呐喊，面对屠刀概然赴龙华，傲骨中更透有傲气。那是缑城人的浩然之气，决非那种目空一切、是非不分的拔扈之气。

世间万物总在矛盾的统一体中共存。像贫与富，正与邪，软与硬，缑城的大义凛然与奴颜婢膝的“吹鼓手”。

在婚丧嫁娶场面上，甭管主子如何的喜怒哀乐，“吹鼓手”们总是唯唯诺诺，表现得情深似海。他们脸颊通红、青筋暴露，一心一意只按着主子的腔调吹捧，从而获取封赏。这与当今文坛一些迎合作家如出一辙。编辑、批评家们都与主子勾肩搭背，只要“吹鼓手”的作品“吃准”领导意图、“路子正”，哪怕是毫无思想见地、捏造抄袭、寡淡如水也会被刋发，被“批评家”宣扬，并给予重奖。这让那些烂竽充数者笑上了天，本来一窍不通，现在只要走对路，照单填上，摇旗呐喊，便可成为“艺术家”。这种人最是让人瞧不起。

在一次朋友父亲的丧事上，一帮和尚正起劲地为老人超度，边吹边念，细听之下发现和尚在念“梁山伯与祝英台”。歇息时问其故，和尚答：“让老人家在那边高兴高兴”。我当场晕倒。报与主人，主人含笑许可：“高兴就好”。

晕倒也好，喷血也罢。经不一定是好经，但念经的和尚一定不是好和尚。

贾浅浅事件继续发酵，贾浅浅的“屎尿诗”（姑且认之）继续被吹鼓手批评家们有目的地口诛笔伐。说他们有目的，是因为他们专挑有名望的人下手，他们看中的是贾平凹，不是贾浅浅。名望越高，越能扬名，高起点才有高回报嘛。否则，他们对当下的性小说、各省级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粗俗影视剧怎么就熟视无睹了呢？尤其是战争题材，不管从构思到情节，从语言到情景以及道具，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把艺术抛一边，绞尽脑汁也要把一个三言二语的故事情节强拉硬拖到五十集八十集，因为多制作一集就有多一百万的收入。说其误导民众玷污艺术还是不够深刻，叫祸国殃民才准确。对这些，批评家们不“批”不“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收了影视剧制作方的红包，要么这些影视剧的名声不够大还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白描先生曾说过一段话，很是让人警醒，他说，在“当下的文学生态圈里，作家与批评家鲜见诤友，更多的是勾肩搭背的情调，这很倒人胃口。文学批评如果谎花盛开，就别指望文学之树结出什么好果”。

诗可借物言志，也可借物讽刺。鲁迅先生在“只谈风月”的环境下，他的笔仍能像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心脏。我们暂且抛开贾浅浅的“屎尿诗”也是针对当今社会现状的一种讽刺，是她对当下文坛不正之风的嘲笑，像傲夫的“尿尿诗”一如当年袁水拍的傲骨，极尽辛辣讽刺。如果情况属实，那贾浅浅的“屎尿诗”、傲夫的“尿尿诗”，与孙二娘的“人肉馒头”、鲁迅的“人血馒头”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何这些吹鼓手和批评家们不将孙二娘拉来砍一刀，将鲁迅笔伐一番呢？难道这些人心虚了，批不动吹不动了？当然，当年的《新青年》因刋发《药》还是被当局笔伐过责骂过的。屎尿是难登诗之大雅，难道贾浅浅会不知，傲夫会不知？不要说是一个文科生，贾平凹的女儿，就连普通民众也都懂这个理。郭沫若还自嘲过“郭老不算老，诗多好得少”呢。面对贾浅浅的诗却表现的如此愤激，不惜大动笔戈，这只能说明，这些吹鼓手批评家们除了有目的选择还会见缝插针找机会。

由于“吹鼓手”和“批评家”，这里就不得不再提文学。

文学是人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或文学家，其先决条件是要心存高远、胸藏浩然。靠“吹”或“批”来获得奖赏，这只能说是沽名钓誉，为人所不齿。编辑拿着稿子问作家，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作家含混其词，半天也表达不清楚。如果一部作品连自己都感动不了，都表达不清，焉能感动别人？阿斯图里亚斯曾说，他要把每一部小说打造成“一桩语言的壮举”。他做到了，是因为他将每一部小说都视为是一次生命的灾变，一次灵魂的超脱。

语言至关重要。

人类的语言“是一张画着藏宝地点的传说中的地图”，本性使得人类执着于语言，并试图征服语言，文学亦如此。征服语言的信心必须由对社会进行干预开始。社会是各种语言的垃圾场，在那里，你能发现一些语言的意图，并从那里看见历史与现实生死诀别的惨景。历史是诱人的，现实是丑陋的。我们以生不逢时的遗憾回忆起历史记录下来的语言。然后，“怀着冲破现实网罗的雄心，用强大的内心，反抗历史的辉煌，从模仿中偷渡，把隐藏深处的语言、要说的话，作为对这个社会的宣判词”。文学没有“吹鼓手”那样的暖味，文学是永恒意义上东西，把生活说绝，只差没喊出来。

每一部作品的感染力都有一个语言的词根，这个词根是由情绪决定的，或是由他（她）对这个社会的排斥远近所决定的。“语言是个喜新厌旧的荡妇，她阴阳不定。她不是依附在作品中，而是依附在作家的人格中”。因此，对待语言的策略是一次精神的起义，一部作品因为有了语言的魅力才有令人难忘的交流的可能。“一个民族与他人交流，一块土地的血泪与他人交流，一个社会的腐败与他人交流。神话成全了历史，控诉成全了土地，而斩钉截铁则否定了腐败”。语言从狂乱开始，到陶醉结束。

如果你的作品不疼痛，你的思想见地不精到，语言射程不够深远，在如今麻木不仁的读者面前还有活力吗？你不仅要让读者疼痛，还要让读者痛得嗷嗷怪叫，满地打滚。“时刻不要忘记你是个作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含糊，要振臂一呼，愤世疾俗，表明你对生活，对世界，对现实的态度，且必须参与到我们社会的正义的斗争”。“如今已不是文学时代，文学已被抛弃了，变态了，舒服死了，所以你对文学要下重手，下猛药。像重锤砸石头，语言要有力度，下笔凌厉，图个一泻千里”。切忌人云亦云，故作姿态，做无骨又无气的“吹鼓手”。这让我联想到当今文坛上的一些人，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个会长那个会长，满身贴金。看似很忙，实则整日里都在为一己私欲绞尽脑汁，不肯多读些书，多作些有益的文字，只要有礼进门，红包进卡，便主动拿笔作吏，甘愿冒天下之不韪替人竖碑立传。这样的人，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因为他（她）已从根本上坠入到钱眼里去了。这已非单纯意义上的腐败，更有金钱以外的考量。

文学的真谛不是理论，是文学本身。现在是个性化时代，“集体语言写作”在上世纪末便已终结。作家和作品宜应站在弱者、失败者或有罪者的角度去讨教、探究。切忌一开始就摆出成功者或哲学家的姿态进行布道式说教，仿佛真理在握，一切显得理所当然。

态度决定一切。写大路货永远不能有好作品，要写就要写珍稀的内在的灵魂。写山就要写到山的腹中，写大海就要写到巨浪滔天。写作不是开会、领导接见，写作是战斗，文学是火器——这是马尔克斯说的。你若不阴不阳、不明不白地待文学，文学最终也会不阴不阳不明不白地待你。

三十年前的乡村我是熟悉的，四十年前的乡村我也是熟悉的。乡村是我们的前世今生，是我们永远的痛。我热爱写乡村，但对当前乡村的一切又有着很大的隔膜，土地问题，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我，可能也是许多在城市里的作家们同样的窘境。

——这是我在文学里的感受。

章其仲，笔名，石舌。爱好文学，声乐，并有作品在省市报刋上发表。画眉聒舌总嫌烦，顽石无言却可人，这既是笔名之来源，亦是人生之格言。

□编辑：木子叶寒
□图片：李非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