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 | 人文科学的基本功——以历史学为例

▲正在作学术报告的蔡鸿生教授

本文为2011年6月8日蔡鸿生教授在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名家讲坛系列讲座”所做报告,文字为历史系教师殷小平记录整理。转自“ 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微信公众号。

蔡鸿生教授

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师从陈寅恪、岑仲勉等史学大师,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五十多年,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宗教文化、岭南佛教史、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等身,知识广博,其所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俄罗斯馆纪事》、《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考述》、《仰望陈寅恪》、《学理与方法》等著作早已蜚声学林,广为传诵。

1

哲学是我的专业,

文学是我的爱好,

历史是我的训练。

——胡适

首先说明一下,讲题为什么这样设计:“人文科学的基本功——以历史学为例”。二十世纪有一位对中国学术很有影响的学者——胡适。胡适兼通文史哲,他曾经说过:“哲学是我的专业,文学是我的爱好,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史哲都讲到了。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从胡适的讲话中引发出来的。历史对胡适先生起了训练的作用,所以,我也从历史学讲起。

我们经历过繁体字到简体字的改革,好在这个“史”字没有什么变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跟我们广州的“广”字就大不一样了。“广”的繁体字作“廣”。有人开玩笑说,广州这个“廣”,挖掉个蛋黄就不好吃;要请书法家来写这个(简体的)“广”也很难。不过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廣州日报》的版头还是用繁体的“廣”字。

“史”字跟“广”字不一样,没有经过简化的。“史”(板书)的篆文写作

(板书),“从又持中”。从上下结构看,上面是一个“中”,下面是一个“手”;“中”即“册”。“史”就是“以手持册”,为了记录事情,所以,史的含义就是“纪事”。

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

——王国维

关于“史”的定义,国内外有诸多说法。假如要讲历史学的定义,两个钟头都不够讲。这里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常见的说法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还有一个很俏皮的讲法,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他说:“历史是活人对死人开的玩笑。”伏尔泰的意思是说历史是任由后人评说的。我这里要介绍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说法:“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历史学就是要研究事物的变化,而且要搞清楚因果关系。

2

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年代、地理、管制和目录。

——邓广铭

任何事物总要牵涉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地、人”被称为历史学的三要素。一讲历史,就离不开时、地、人,它指的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的活动。而跟时、地、人三要素直接对应的知识是什么呢?“时”对应“年代”,“地”对应“地理”,“人”对应“官制”。“年代”、“地理”和“官制”是记载在书上的,由此引起了第四个相关的知识——“目录”。不知目录就找不到书。从历史的三要素引出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就是年代、地理、官制和目录。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邓广铭曾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

年代

先说年代。现在我国按公元纪年,很是方便。但在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一个皇帝有若干个年号。比如唐朝皇帝武则天,在其统治时期就有十八个年号。年号后来逐渐简化,到了清代,十个皇帝就十个年号: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分方便。道光皇帝就是道光,光绪皇帝就是光绪,这样就方便了。但是在清朝以前不是这样。研究历史不清楚年号就容易错误百出。

地理

再说地理。比如广州所处的位置叫岭南。事实上呢,岭南包括了两广和海南。

官职

官制更是如此。从中央到地方,官名复杂,容易搞错。举个例子,大家可能也不生疏的刺史、太守、知府三个官职,指广州的地方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广州市市长。但历史上可以叫刺史,也可以叫太守,不同的时代叫法也就不同。

目录

目录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就专门编有一本目录,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

假如我们要强调史学研究的基本功,那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三要素加四把钥匙。

3

三要素加四把钥匙,还只限于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即知识的层面。还有一个认识的层面。

(板书:“知识”、“认识”)我之所以写出来,是因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在古代汉语中,“知”是第一个层面,“识”是第二个层面。在现代汉语中,则分为“知识”和“认识”。知识之外还要有认识。跟练功一样,知识是“外练”,认识是“内练”。戏曲界特别重视练基本功,曰“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知”和“识”的关系也是如此。

对“识”的要求是“通识”,不要限于一般的“认识”。说到通识,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全景式的观察,不只是要看到一点。而要获得通识,做到全景式的观察,就要求把事物过程化。不要把事物看成一个一个的片段,不要把它看成东一块西一块的,而要把它看成一个过程。把事物过程化,就是通识。

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现在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差不多都有一个要求,就是“学术史的回顾”。学术史的回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课题过程化。前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张三李四说了些什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现在轮到我,我又有什么话要说。这样就是把一个课题过程化。

撰写学术史是一个亟需训练的思路。在学术史的回顾当中,包含了目录学和史学史两个层面。张三写了什么,李四写了什么,这是目录学。但学术史不止是罗列书目,不止是开列书单;在目录学之外要有史学史。前人做研究,有什么创新,有什么失误;现在轮到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要说的这些话(选题),到底是有新意呢,还是炒冷饭?

学术史的撰写是通过回顾来展望的。在座不少是历史专业,不是历史专业的,大概也接触过历史书。不谈历史则已,一谈历史,全是过去的事。历史思维是什么?有人曾经很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八仙,其中一仙是张果老。张果老的秘密武器是他的专用坐骑,一头驴。他骑驴很特别,是倒骑驴。张果老倒骑驴,这在八仙当中很有特色。骑在驴上,驴往前走,他自己的则是往后望。历史就是这样,往后看是为了向前进。历史研究的特点大概也是如此,回顾是为了明确方向,向前进。

4
把这个问题扩大到人文科学的范畴。人文科学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呢?现在看来是有的。这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读书先识字。

读书先识字,不识字就无法看书,就无法进入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个并不是我在这里灵机一动想到的,这是前辈学人说的。最早提出读书先识字的是唐代学者韩愈。清代学者顾炎武又重申此说。到了20世纪,很多学者也都强调这个问题。识字被很多人看作小儿科。我都是大学生了,我都是研究生了,我都是副教授、教授了,怎么还来跟我讲读书先识字呢?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就浓缩在中国文字里。只有识字才能接触最原本的中国文化。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是我们未必知道它的涵义。比如大家从宿舍走到教室,要经过“道路”(板书),为何叫“道路”?“道”就是“蹈”(板书),“路”就是“露”(板书)。道路就是你踩过的地方显露出来。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更突出的一些词,比如单个字的“婚”(板书)。“婚”是左右结构,“女”字边,加一个“黄昏”的“昏”。这个字的起源就是“黄昏抢女人”。不是早上,如果是早上,就该“女”字边加一个“早”字了。为何要在黄昏呢,因为很多偷偷摸摸的事情都是太阳下山以后进行的,光天化日之下有诸多不便嘛。这种事情历史上叫作“抢婚”。抢婚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一种风俗。根据《广东省志》的记载,在20世纪初的粤北瑶族,还保留着这种抢婚的礼俗,不过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抢婚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呢?抢婚之前是乱婚。乱婚不讲年龄不讲辈份,是混乱的。从乱到抢,形成了一个对偶关系;对偶婚就比乱婚前进了一大步。如果孤立的来看,抢婚是野蛮透顶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抢婚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抢婚之后是买卖婚。买卖婚比抢婚又前进了一大步。在买卖婚阶段,出现了婚姻的中介,叫做“媒”(板书)。媒者,谋也。媒人就是谋合两性的人。由媒人来谋合的婚姻,带有买卖的性质,但比起抢婚,它是进步的。不过,比起它之后的自主婚,它又是落后的。自主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一种婚姻形态。一直到现阶段,21世纪,公元2011年,我们的婚姻形态还是自主婚。婚姻不是由父母来拍板,而是男女双方自愿结合。

关于“婚”的溯源,我完全是往后看的,像张果老倒骑驴那样。假如往前看,你来问我,自主婚之后又该什么婚呢?我哑口无言。没有出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在猜测,说现在有一种东西很时髦,你们知道不知道呢,是“同居”(板书)。其实不然,婚姻要求夫妻双方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无拘无束的“同居”不是一种婚姻形态。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陈寅恪

上面一席话,并不是突发奇想。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板书)真真正正解释一个字,就差不多讲了一部文化史。

读书先识字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不要看作是小儿科。实际上我们是识字不多的。首先是我,我识字不多,现在还在识字中。有人做了初步的统计,中国的汉字有六万字左右,我们现在掌握比较多的大概是十分之一。假如你认识了五六千字,那么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也只占汉字的十分之一。再对比另一个数据。我们今天说扫盲,扫除文盲,扫盲的标准是认识两千汉字。认识两千汉字就可以不算你是文盲,假如你只认识五百字,那你就是半文盲。半文盲读报纸,很多都读不通。这是经过研究得出的。

我们现在评价别人也好,自我评价也好,很少去想: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字?我们会说:我今年比去年多发表了几篇文章。这笔帐容易算。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字。更不用说,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义”。因为字是多义的。也许字的两三个义掌握了,但是它的第四义第五义,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一个字有九个义,你只知道其中几个义项,那你怎么能说自己把字识透了呢。

识字只是一个起点。作为文科生而言,知识是逐步深化的。先识字,再造句,然后作文,最后才是著书。一般人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训练的。除非是天才,才刚刚识字,然后就可以著书了。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庸才,在座诸位应该承认都是人才。是人才就应该按照这个程序:识字—造句—作文—著书,不断积累。

5
前面所讲,都是一些起跑线上的事情,或者说是小儿科。但是,基本功的训练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离开这些训练如何谈基本功呢?这里又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学业和职业的关系。

打个比方。有人也许会想,好,听了你今晚这席话,我就来勤练基本功,那请问,这些基本功跟我毕业以后从事的职业有什么关系?你得先回答这个问题,我学习才有积极性嘛。要不然我成天傻乎乎地练基本功,将来工作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用,那不是浪费了?同学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在此,我有一个建议,提供给在座的各位同学参考。

当今大学的专业是按照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进行分类的。各个学科分出专业,专业之内还可以细分成不同的方向。它是一个知识系统,不可能跟社会分工来对口。社会中谋生的职业多种多样。同样是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有一个去了海关,有一个去了银行,有一个去管仓库。面对形形色色的行业,大学教育能对上口吗?不可能。假如要对口,那是逗你玩。

为什么不能对口仍然要学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我们大学的专业究竟要起一个什么作用?我个人认为,大学的专业是为了培养智力、发展智力、提高智力而设置的。国内外的大学都是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牛津,古典式训练最好的是研读古希腊文、古拉丁文等死文字。这些训练跟他将来走向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都拿不准,大量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得这么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智力,才能够发展智力,才能够提高智力。如果你的智力很高,你将来就业的时候必定就能做得出色。或者说,智力强,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强人。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不用想东想西了,就按照学校现在设置的这些课程,一门一门地学好,提升你的智力,这样将来要你去银行就去银行,要你去海关就去海关嘛。

6

简单地归纳下来,今天的讲话就是:读书先识字,牢记时地人,在通识上下功夫。

要重视基本功,这是我近些年反思的结果。回头去看,从五十年代进入大学,然后工作到现在,几十年中,自己最欠缺的是什么呢?自己最欠缺的是基本功。在座各位是正在起跑线上,或者说离起跑线不远,大家还来得及去训练基本功。

如果我生下来就是八十岁,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十八岁,人生就更有乐趣了。

——马克·吐温

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八十岁,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十八岁,人生就更有乐趣了。”我受这句话启发。我现在离八十岁也不远,假如让我回到十八岁——进大学的标准年龄,那我就要好好来练基本功。我会注意“识字”,也不会忽略“时、地、人”,还要在“通识”上下苦功。以上这些话,算是我这位史学老兵与各位史学新兵交流心得。谢谢各位!

▲座无虚席并不断加座的学术报告会场

报告结束后,不少历史系学生也向蔡教授踊跃提问,下文为问答环节的节选记录。文字由历史系教师殷小平记录整理。

问:推行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您如何看待简繁字?

蔡:第一批简体字,准备时间长,讨论充分,挑选严格;后来的几批简化字,时间比较紧迫,就不够完善。比如有一个议论很多的字,“爱”(板书)。“爱”原来有一个“心”,作“愛”;这个字看起来就简化得不好,无心之爱怎么爱呢。但是也有一些字,我就觉得是简体的更好。比如金钱龟的“龟”(板书),乌龟的“龟”,它简化后还是像一只龟;而他的繁体字“龜”(何方耀教授板书)就特别麻烦,我到现在写都还有缺笔。

比较起来,有一些简得好,有一些简得不好。从总体上说,我们对汉字简化是欢迎的,它书写的速度比较快,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记,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有繁体字在前,所以简化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地方该保留,哪些地方该合并,哪些地方该删除,不能随便简化。比如人的五官,除了眉毛可以抽疏,其他任何部分都不能简,一对眼睛,缺了任何一只都不行。

问: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来撰写学术史?

蔡:我读过不少学位论文,也参加过硕士、博士的论文答辩会。学术史的回顾都有做,但是做得好的不多。对事不对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学术史的回顾是回顾一个过程。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做一个课题,研究端午节。那你的学术史就要来回顾,前人有谁研究过端午节,他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初步工作就会整理出一个书目,从1949年回顾到2010年,关于端午节的研究有哪些,列出一个清单,一本流水帐。在这个清单里面,哪个是奠基性的,哪个是代表性的,哪个是流行性的。弄清楚这些,最后才落实到你这个作者,你能提供一些什么心得。假如是你真真正正的心得,那不会很多,但是已经可观。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这个学术史的回顾就是高明的。

我个人觉得学术史做得最好的,并不是人文学科的著作,而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物种起源》有一个前言,回顾物种起源的学术史。他提出,以前有关物种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帝造万物,一种观点认为万物历来如此。达尔文排除这两种观点,提出了“进化论”:物种变成现在这个面貌,是进化的结果。所以我们提出这一种样板来参考,是保证学术史的回顾,能够按照一个较高的层次来运行,而不是去抄一个完完整整的研究目录。尤其现在电脑检索很快,人人都可以查到,不要满足于知道有关的书目,而是要在书目中作一个史学史的分析。史学史的分析完了,再把自己放进去,轮到自己可以有什么话要说。

问:如何理解三要素中的“人”对应“官制”?

蔡:历史上的官制很复杂,不去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在研究人物的时候出差错。你们中学时学过《琵琶引》,讲到“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一种官,按照唐朝的官制,这种官不是穿青衫的。对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曾研究过,他说虽然白居易当时是司马,但并不是实职,所以他只能够穿青的。这样就讲得通了。

历史人物当中还有很多不当官的。那么将“人”对应这个“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对人来言,历史上的官制很复杂,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基本功。有些问题的理解不能扣字面。比如“百官”、“百姓”,这个“百”,指的是“多”,中国的姓特别多,不止一百;百货商店里面商品成千上万,何止一百种?像“百戏”,就是“杂技”,可以说是一百种,也可以指几百种。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官制”,是因为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涉及到官制问题就特别复杂,我们要把它列作基本功当中的一项。

问:可否为青年学生开列一些提高通识的书单?

蔡:书单不易开。

刚才讲到,训练通识就是训练我们碰到任何事物,都要把它加以“过程化”(板书),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基本符合通识的要求。“过程化”要长期训练才能做到,要不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缺环(板书)。拉一条链条,没办法看作一个过程,里面总是断裂,就有缺环。这样的认识总是残缺不全,不能够看作一种通识。

比如“城市”(板书)。把城市过程化,就是要把城市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历史上最早是没有城市,城市是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城市的面貌渐渐都差不多了。处处“火柴盒”,佛山、增城和广州,景观看起来都差不多。

为了更好地认识城市,我们还要把城市和乡村对比来研究。究竟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城乡中间还有一个半城半乡的形态。唐宋时代曾经出现过一种“草市”(板书)。草市不是卖草,它是一个“粗糙的、草率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介于城乡之间的一个交换场所。

大家回头检查一下,在表现事物的时候有没有缺环?缺在哪里,再来完善。当然很多时候自己看不出缺环,这就需要别人帮你指出,可以补救。过程化要长期训练,写出来就三个字,但在实践中要做到谈何容易?比如我们看待一个同学,要过程化,就不要因为一时一事对他产生好感和反感;你得过程化,从他以前看到他的现在,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

看到一个事物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就不会单纯地切出一段,看问题片面化。

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文章和著作,看看他过程化的程度有多高。我很难介绍一个样品给你们去参考,因为很多有通识的文章,它不一定跟你的专业对口,这些著述你读起来可能味同嚼蜡。你读都读不下去,又怎么去领会人家的通识有多高呢?还不如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著作,看看他的通识达到什么程度,他对问题的过程化分析得完整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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