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疆臣刘树堂（下）
晚清疆臣刘树堂
桂云峰
微信版第893期
刘树堂（1830—1903），字景韩，号仲良，生于云南永昌府保山县，监生。以军功保荐，历任署直隶清河道、署天津道、江苏分巡盐法江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署河东河道总督、浙江巡抚。因其祖上系清初由宣城游幕云南，光绪十九年（1893）6月，时任浙江布政使刘树堂上奏朝廷，申请将籍贯改回宣城，因此是晚清宣城少有的封疆大吏。刘树堂砥砺下僚多年，中年得以权篆地方，擅军务、精河务、通经济，在晚清政坛有实业兴国思想及抵制外侮的精神。其人才情颇高，诗画兼优，尤工书，有《师竹轩诗集》《滇南书画录》及摹本《双清堂石刻》等作品存世。
04
豫省引进福公司，开发矿业惹争议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矿产资源丰富。18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煤炭作为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动力之源，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利益所在。
同治七年（1868），应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上海欧美商会之请，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到中国考察，回到上海后发表了《中国旅行报告书》。其后，意大利牧师安杰洛·罗沙第也来到中国，罗先后在山西、河南一带传教，并借赈灾之名到各地作矿产调查。1897年回到英国不久，他在伦敦注册了一个英意联合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英镑（合白银20万两），并在中国成立办事处，取名“福公司有限公司”。该公司出资人多为英、意贵族，罗沙第与他的好友、意大利首相罗迭尼均有不超过0.5%的股份。
在未成为意大利首相之前，罗迭尼曾经作为驻华公使在中国多年，因此罗沙第通过罗迭尼结识了李鸿章核心幕僚马建忠。马建忠不仅学识渊博，通晓外语，对发展对外贸易、兴办实业均有前瞻性认识。在马的引荐下，罗聘请了刘鹗（小说《老残游记》作者）作为福公司的买办。不久，刘鹗联合翰林院检讨吴式钊、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在河南成立了“豫丰公司”，由福公司出资、豫丰公司出面向河南巡抚衙门申办河南的采矿权。
在光绪帝一再下诏，要求各省兴办实业、开发矿产的背景下，光绪二十年（1894）12月就升任河南巡抚的刘树堂也意识到办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光绪二十三年，经过多次谈判，他最终同意了豫丰公司的合作请求。具体合作方式是：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白银1000万两专办豫北矿务，所获之利由华洋平分，豫丰公司再将利润的35%上交朝廷以作练兵之饷。该合同限期为60年，期满后矿产产权由朝廷自动收回。开矿时，除西大班、矿、机、工程、化学各师外均用华工。
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刘树堂上《豫省矿务请归商人自借洋款承办》折，明确提出，“怀庆（府）左右，黄河以北地段，准豫丰公司承办”。刘树堂认为：合作开矿，实际是洋商出钱，华商出力，洋人虽然平分了红利，但不总揽开矿之权，矿山控制权依然在中方，实与华商自办矿务没有区别。不久，巡抚衙门接到了光绪帝的旨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户部议奏，华洋合作开矿就这样被默认了。
福公司是光绪维新时期河南省引进的第一家“外资企业”，1000万两白银，在当时可算是天价投资。福公司也通过发行股票，在英国成功地募集到大量资金。该公司成功地通过运作一个空壳的豫丰公司顺利取得了豫北的开矿权。
按照现代的观点，招商引资应该是地方官员的业绩。河南地方无能力开发矿产，实现合作开矿之后，中方除了每年可得到可观的利润，还能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机会，应该是双赢。但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这件事并不能轻易为民间接受，上至士子下至百姓，普遍指责河南巡抚衙门“媚洋卖矿”，虽然朝廷默许了合作开矿，但该公司没有取得清廷法律上的认可，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帮河南籍官员的抵制。
同年6月，河南籍京官、湖广道御史郑思赞上奏弹劾豫丰公司实际经理人、翰林院检讨吴式钊及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借集股之名从中渔利”，并指责河南巡抚衙门“漫不加察”，矛头直指刘树堂。与此同时，御史李盛铎也上书，就福公司与山西省已经签署的《山西矿务章程》中“华董会同洋商办理”一词提出质疑，并提请总理衙门知照河南巡抚衙门与福公司谈判时要力主“详商办理”方能权利在我。此外，还有一些御史联名上奏，力阻地方借贷开矿。
面对种种不利因素，为了获得清廷法律上的认可，福公司请求英、意两国公使出面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压。经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核准，光绪二十四年6月21日，豫丰公司吴式钊及福公司罗沙第与清总理衙门正式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⑦。
有资料表明，当时福公司在河南的总投资（1400万两），约占英国在华总投资的95%以上（1457万两）⑧。偌大一笔投资，不仅没有给主政一方的刘树堂带来政治上的光环，反而加速了他的离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守旧势力的强大。
05
备战三门湾，遏退意大利
中日甲午战争（1895）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在日本获得巨大战略利益的刺激下，西方列强纷纷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人一直谋求在华获得一个军事港口，最终相中了浙江宁波三门湾。
光绪二十五年（1899）2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洛代表本国政府递交外交照会，正式要求租借三门湾为其海军基地，并修建一条三门湾通向鄱阳湖的铁路。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前接到了法国驻华公使透漏的消息，清廷没有理会马迪洛，还把意大利照会没有拆封就原件退回，这让马迪洛感到颜面无存。随即，马迪洛派三艘军舰南下开到三门湾附近，进行军事恫吓，且于3月10日下达了最后通牒“哀的美敦书”，要求清廷四天内回复，否则兵戎相见。
面对如此危局，刚走马上任的刘树堂上书清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意国国瘠民贫，无法一时间筹集到大量战争经费。其二，意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及中转站，不像英国有印度、法国有越南，无法自主获取战争补给。其三，意国离华万里，且远涉重洋，运兵一员到华需200两白银，无法迅速获得兵源补充。所以意大利国不足惧。
与此同时，中日甲午海战之后重建的北洋海军提督叶祖圭、管带刘冠雄等上请战书，分析了敌我双方实力，我方有英德造最新式的4000吨级以上巡洋舰五艘（海圻、海天，海容，海筹，海琛），表示海军一旦参战，战必取胜。
政坛和军界的态度，给了清廷巨大的信心支撑及拒绝意大利人的勇气。3月17日，清廷电谕南洋海军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意国索租三门湾未允，诚恐伺隙生衅” “着刘树堂所派水陆各军，仍著严饬戒备，毋稍疏懈”。
刘树堂接到电谕后，立即前往三门湾前线考察，整军备战。“浙江巡抚刘景帅（字景韩）因三门湾防务吃紧，特委派知府王书霖、李文慧及统领陈玉昆等于3月14日先期前往（三门湾）履勘形势”。不久，他又亲自乘坐宝顺轮前往前线，并确定了石浦作为阻击意军上岸的前沿阵地。这一点，与清廷外交斡旋加战争两手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则以陆战为主海战为辅的战争主导思想是一致的。
同年5月，新任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率四艘军舰到上海，局势开始紧张起来。为了获得战争的主动权，5月26日，刘树堂派候补提督李兴福带浙江省省防练军2000人在石浦、镇海等地驻扎设防。不久又增添1000人。新军采取步八炮二编制，步兵一律用后膛毛瑟枪，以北洋武毅军、南洋自强军操法操练新军，有一定的战斗力。除此之外，刘树堂在同年4月初还向清廷推荐了世居宁波、熟悉浙江海情的前云南盐法道钟念祖为宁温台行营营务处总办（驻昌国卫），并允许钟念祖招募台州勇亲兵500人。至于溆浦、乍浦沿海，刘树堂也都分兵把守，形成一道立体防守网。
面对战争的威胁，清廷明谕各省督抚不得存有媾和之心。清廷对浙江沿海的防守格外重视，不仅要求刘树堂“妥善调度，密饬制敌”，还要求两江、闽浙两位总督“一体遵照”，必要时要给予浙江以援兵及军需军火的支持。
所有战争准备就绪后，刘树堂制定了“诱敌上岸，制敌于陆”的战术战法，并命令部下对海岸进行测量，凡水深可以停船的海岸边，一律增筑土堤，多掘地营，广设疑台，组织民团接济，并严禁奸宄之潜踪⑨。
1899年10月，北洋海军提督叶祖圭率四艘主力巡洋舰南下，支援浙江。意大利见强夺三门湾无望，己方又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借机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撤回了欧洲。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葛为了挽回颜面，降低身段只要求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也被慈禧严辞拒绝。由于国内军民同仇敌忾，上下齐心，加上刘树堂在浙江沿海的切实备战，最终迫使意大利放弃了对三门湾及整个浙江省的觊觎，三门湾保卫战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门湾事件，是晚清在军事和外交上少有的亮点，不仅挫败了意大利的阴谋，同时还打消了荷兰等欧洲二流小国对华觊觎的念头。在反对意大利侵占领土的斗争中，清政府主导思想正确，对敌我双方实力及国际政治环境判断准确，不做虚妄的幻想，认真备战，这是斗争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次胜利，在清廷统治者及守旧派中产生了一些急躁的情绪和盲目自大的思想。这些因素导致了1900年慈禧太后对11国宣战，最终加速了大清统治的灭亡。
06
衢州教案，殃及池鱼
清末，西方宗教势力已经从沿海渗透到内陆。长期以来，教会经常以维护教民权益为由，干预地方政务，与商民夺利，与仕宦争权，华洋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大大小小的教案屡有发生。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全国各地排外仇教的情绪已经越来越高涨，这种情绪最终导致了更大血案的发生。
天主教在浙江衢州城的活动，最早发生在西安县（衢县）北乡的麻蓬村。1864年，法国人在西安县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堂。1871年，又有新教（基督教）内陆会英国人戴德生来衢州传教。到19世纪末，两教已经在城内多地建有教堂，并有免费医疗及教育服务于教民，已经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就在北方义和团起事的同时，1900年7月15日，浙江人刘家福借势在福建浦城起义，并连克浙江江山、常山等地，致使大批难民涌入衢州城，一场更大的社会动荡正在酝酿之中。
衢州古城楼
7月19日，麻蓬村天主教华人司铎王蔼堂外出，被仇教百姓挖去双目，英国传教士汤明心为此找到西安知县吴德潚，以浙江已经加入东南互保条约为由，希望本教得到官府的保护。吴曾经参加过强学会，办过报刊，提倡西学，是当时的洋务派代表。21日，吴德潇召集地方绅士在府山城隍庙开会研究护教事宜，但中途被团练头目罗楠控制。罗楠声称吴知县通洋通匪（刘家福），带人将吴捆绑到衢州知府衙门，知府洪思亮不仅不加制止，还建议“可送请惩”。随即，罗楠等人又将吴县令绑至金衢严道台衙门。道台鲍祖龄（湘军鲍超之子）素来与吴不睦，不仅漠然视之，还火上浇油，最终，吴德潚被扯断须发，利刃洞腹而死。家属家丁共30余口一同被杀。
与此同时，愤怒的暴民也包围了教会，将英国人汤明心一家四口（包括两个孩子）全部杀死。在衢州道府两级的纵容下，两天之内，衢州城所有教堂被焚，男女传教士（包括儿童）共11人、华人教士6人被杀。
尽管浙江巡抚刘树堂代表浙江省参与了南方督抚与西方签订的《东南互保条约》，但是慈禧太后仍然通过自己的心腹、浙江按察使荣铨将“诛杀教会中西首领”的密谕发到了浙江省，并被荣铨传达至道府县三级。衢州镇总兵喻俊明（湘军将领）则更是将这一旨意传达到地方团练遵守。因此当时整个浙江官场充斥着浓烈的仇教气氛，当然也包括军队。
衢州教案发生时，正值刘树堂患病，时任浙江布政使的恽祖翼同盛宣怀一起承担了与英美领事谈判及善后工作。英国要挟派兵入浙，后被刘坤一和盛宣怀说服。不久，刘树堂上奏《请旨将保护教堂不利之金衢严道鲍祖龄等革职片》，但英国人并不满意。英总领事霍必澜提出“惩凶、赔款、抚恤、惩办有罪官员”等四项处罚措施，并要求将刘树堂和荣铨两位浙省抚宪大员革戍并查封家产。
但是，光绪帝却并不赞同英国人“骈诛镇道府营”各级浙江官员。他认为地方官并非防范不利，更无指责之理。吴知县护教被杀就是明证。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谕结衢州教案时曾指出：（英国人）“所拟抚（刘树堂）臬（荣铨）等罪名，尤属臆断，需竭力拨正”“革戍查抄，实属过甚”“着奕劻、李鸿章细核确情，与英使切实磋磨”⑩。
在李鸿章的极力斡旋下，刘树堂与荣铨最终保全了家产，但身为浙江巡抚的刘树堂却被革职永不叙用，荣铨和喻俊明也被革职发往四川，鲍祖龄发配新疆永不召回，洪思亮革职永不叙用，衢州都司周立德斩立决，其余罗楠等14人就地正法。
纵观浙江衢州教案，身为浙江巡抚的刘树堂是时隔6年之后回浙江主政。上任伊始，由于意大利人强租三门湾，他忙于整军备战，因此到事发之时浙江各司道府县官员，他不能全面地掌控。虽然他代表浙江省参加了《东南互保条约》，从西方在衢州教案发生后对他的责难以及他略显滞后的处理意见来看，他与西方之间并没有夯实的信任基础。他在最后关头才同意浙江参加《东南互保条约》，应该与李鸿章的极力撺掇有关。
从政治立场来看，刘树堂应该是介于洋务派和保守派之间。作为一省之主的他在许多重要事件上一般都不急于表态，待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出手，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说明他对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并不乐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刘树堂是坚定的主战派，时任河南巡抚的他不仅派遣了河南嵩武、威靖军5营3哨到天津李鸿章军前效力，并襄助了不少军火物资，后来又坚决反对与日缔结条约。福公司进河南，引进巨额外资兴办矿业，为清廷筹集练兵款有过积极作用。三门湾事件中，也正因为他的切实备战，才使得大清避免受到欧洲二流国家的羞辱。荣禄曾经评价刘树堂“任事果敢，干略尤长”，应该不是敷衍之词。
清廷开始对刘开缺的处罚，应该是留有很大余地的，这与光绪的态度有关。但是，随着内蒙、山西、湖南、江西等地教案接踵而来，在西方列强执意要求从严、从重处罚护教不力的官员的情况下，清廷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屈辱地接受。“永不叙用，饬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这种处罚实际是对刘树堂政治生涯的强行终结。
1903年，刘树堂因病去世。国学大师俞樾因长子俞绍莱与刘树堂为莫逆之交，曾有挽联一副：“疆事处万难，青史应留公论在；交情联两世，白头殊叹故人稀。”作为活跃在晚清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其一生是非功过，难以一言以概之，所谓青史不腐，相信公论自在人心。
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