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杂院，想它；再住回去，又不愿意。就这么纠结
怀念小杂院——靴城旧事（3）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陆续进行旧城区改造，一批批居民搬进了社区化的新楼，一个个大杂院随之消失。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喊了几十年，它终于实现了。人们应该满足，可并没有满足，因为楼房隔绝情感的能力太强了，家家都关着门过日子，完全没有了邻里之情，人们又开始怀念大杂院。可要让大家重回以前的环境，又没有人愿意。人，就是这么纠结的动物。
我本来也把以前在保定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叫做大杂院儿。可有人给大杂院儿定了标准，说是院儿要足够大，人要足够杂。而我住的那个院儿，仅有6间10平米以上的房子，4间6平米以下的小屋，院子也只有不到40平方米，实在不够'大'的标准。但住的户数还不少，最多时7户，最少时3家，各行各业都有，应该符合'杂'的标准。所以我就叫它小杂院了。
我们家1954年5月搬入小杂院，是最先搬入的。之后继续搬入了王大娘家，喜子家，学（音xiao)儿家，心宅家，谢叔叔，刘姓母女三口。
王大娘家、喜子家住的北屋，是合租。北房为三间，王大娘家住西侧的卧房，喜子家住东侧的卧房，两家共用中间的堂屋（喜子家被遣返后，王大娘家住了全部北屋）。堂屋装有带玻璃窗的木门，整体内凹，留出的部门是一个小的廊房。三间房阳面全部都是玻璃窗，卧房有可开启的活窗。房子的雨檐下装有带浮雕的饰板。北房的地面高于院子的地面，因此廊房前有个半圆的石阶。
学儿家住的南房（学儿家搬走后田叔叔家搬入），为里外间。靠东的一间开门，有一贴窗纸的木格窗户。靠西的一间被一小厕所压住近两米，只留了一个很小的木格窗。
院子西边，靠南是个小厕所，也就3 平方米。中间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住的是心宅家（心宅家搬走后王大娘家和我家先后入住）。靠北的一间大些，有10多平方米，住的是我们家。
东边，最南边是一间小房，从外边看只有一个门，但由于不压南房，里边有向南的空间，面积有5－6平方米，王大娘家占用了这间。挨着这间小房向北，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住的是谢叔叔（后来谢姑姑、王大娘家先后入住）。再向北是门洞（门洞口装有两扇大木门，门上除了有木门闩，还在下边装有3个环的铁吊链。另外，还留有插顶门杠的地方。门洞的墙上有8个漂亮的毛笔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想来是房东家的什么人写的），门洞北边是一间近6 平方米的小屋，住的是刘姓母女三口（后来王大娘家和我家先后入住）。
这个小院房屋的面积也就90平方米，院子的面积不到40平方米，挤着住了7户二十几口人，你说能不杂乱吗？
当然，户多人多也有它的好处，比如一些日用品就不用都买，可以串换着使用。我们家开始就用王大娘家的水桶和扁担挑水。
我们家搬来时没有买水桶，是因为有水铺的人送水。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在胡同里喊：'谁要水！'有人要水，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用户的水缸中。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有时给他钱，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得了。
后来父亲嫌送上门的水贵，就直接到水铺去买水。出了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就有一处水铺。那是一处临街的铺面，房子旧而高，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晚间上木板。房子里铺了高于胡同地面的地砖，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有人来买水，老板会亲自为你服务，把水桶打满。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你得自己挑回去。
记得进城之前就听大人们念叨过，城里花销大，可没想到吃水还要钱。村里的水井就随便打，没人站在边上跟你要小钱儿。
大概在1956年，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自己流出来的水可以随便接。水费很便宜，每人每月不过几分钱。胡同有了自来水，父亲挑水也就近多了。
我们家不仅用王大娘家的水桶挑水，还用他们家的大铁盆洗衣服。王大娘的儿子全哥找人用雪花板打了一个特号大盆，床单被面都能洗，我们家洗大件时就借他们的大铁盆。
城里做饭也不用农村的土灶，而是用煤球炉。那炉子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里边还要搪泥。和泥时要掺头发，全哥、全嫂，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工作，他们拿回的碎头发院里的人随便用。
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拔上十几分钟。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也就没人抗议。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挺要劲儿，生手经常是费了刨花和木柴，也没把火生着。
小杂院的刨花也都串换着用，自家没有了，到邻居家抓一把就是。
木柴和刨花也是要买的，好在离我们胡同不远就有家'大兴木厂'，买起来很方便。可这家木厂公私合营后不久就着了一次大火，当时我亲眼目睹。记得有人喊'大兴木场着火了'，我就跑出胡同来看，只见木厂上空升腾翻滚着大片浓烟，由于隔着不少民房，我没有看到明火。消防车尖叫着开进木厂所在的枣儿胡同，还有许多穿着花马甲的人也冲进胡同去救火。人们说那是水社的成员。后来得知水社是一种民间的消防组织。但不知为什么，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水社的人活动。可能是消防职业化以后，这样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由于扑救及时，火灾没有火烧连营，但这样的厂子建在密集的居民区，本身就是安全隐患，所以火灾过后'大兴木厂'就关张了。这下再买木柴和刨花就很麻烦，要跑很远。再后来实行了票证，没票去哪儿也买不到。而且煤店只不定期地供应木柴，不供应刨花，木柴、刨花都成了宝贝。不过小杂院的传统没有改变，自家没有刨花仍可到邻居家抓一把。
住在小杂院，互助是天经地义，连米面和油盐酱醋人们也都串换着用。临到做饭时，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没关系，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一般米面得记住还，油盐酱醋就两可了。后来食品供应全部凭票证，家家不够吃，人们就主动克制，尽量不去借了。
杂院的做饭也算是一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家家都在院里做饭，做点儿好吃的，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
吃饭就更有意思了，家家都在院里吃饭，一家围一个小饭桌，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谁家吃什么那是一目了然。
那时，各家的伙食没有太大差距，从１９５５年秋天实行购粮证后，粮油都定量供应，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所以吃的主食也就差不多。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王大娘家、喜子家吃得更好一点儿。之所以有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别的家挣的都是死工资，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发计件工资，所以干活的积极性高，收入就比别人多一些。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他们两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好体现了。
但有钱总还是有地方花的，王大娘家就最先买了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相声，什么侯宝林、郭启儒啦，马季、于世猷啦，刘宝瑞啦，一大帮出名相声演员轮流登场。我是一听有相声就往王大娘家跑。杂院的各家都是相互开放的，只要不睡觉就都开着门，串门是抬腿就进，没有敲门这一说。小孩就更自由，不管人家嫌不嫌麻烦，想去哪家去哪家。
后来，又是王大娘家先买了黑白电视，那时候我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光荣传统，也总往王大娘家跑，去他们家看动画片，好像最喜欢看的是《铁臂阿童木》。
杂院的大人们对孩子都是宽容的，虽然孩子们都调皮捣蛋，经常添乱，但没人计较。一旦孩子的家长有事出门，又不方便带着孩子，邻居就会帮着照看。我小的时候王大娘照顾过我，学儿的妈妈也照顾过我。我有孩子后，全嫂又经常帮我照看。
相互帮忙，好像就是杂院邻居天经地义的责任，提出请求要帮，不提请求也会主动帮。
父亲在商店工作，在物资紧缺的票证时代这可算是个好工作。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父亲为邻居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帮着买紧俏的日用品，什么布匹针织品啦，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父亲也因此深受欢迎。田婶在罐头厂工作，她就经常帮大伙儿买便宜水果。另外，还帮助大伙儿买做罐头时剩下的下脚料碎肉，那时视肉如宝，也算是帮人的大忙。
当然最重要的帮忙莫过于找工作、调工作之类。我爱人从兵团病退后，就是全哥帮助给找的招工表。我弟弟调动工作是王大娘的另一个儿子安哥帮忙安排的。安哥还主动帮忙，推荐田叔的儿子当了警察。虽然田叔说儿子当警察会不学好，但田婶和院里邻居都觉得是大好事。事实证明安哥的忙帮对了，田叔的儿子因此改变命运，起码没有进入下岗那一拔儿，他也没有不学好。虽然这种帮忙，帮的都是大忙，但也不用请客，不用送礼，上门说声'谢谢'就够了。现在听说，请人帮忙找个合同制的工作都要花个大钱儿，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杂院生活也不是没有矛盾，邻居间为一些小事也可能闹意见。比如，有人偷偷往院里的渗水井里倒垃圾，就造成院里人互相猜疑。这口井原是房东家的吃水井，后来不出水了就改为渗水井，用于渗排脏水（以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可我们这些租房户入住后，总有人偷偷往里边倒垃圾，最后垃圾堆到地面，渗水井报废，人们只好到院子外边的地沟去倒脏水。不倒垃圾的人就很有意见。
后来，我们在院里装了自来水，修了下水道，用水就方便多了，刷碗时都能冲着自来水。人们把盆啊碗啊就直接放在池子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干净。可后来我发现，有人趁着早上院里没人往水池子里倒尿盆。再后来我又发现还有人在里边倒大便（这些都应该倒到院外地沟里），我就再也不在水池子边上刷碗洗菜了。院里的人也曾因此互相猜疑过。
另外，院里的人还为用电闹过意见。我们全院共用一个电表，各家按灯泡总瓦数分摊电费，但有的家换了大灯泡不多报瓦数，别人就有意见。再如有人临时使用一些小电器，分摊电费时又不多交，别人也会不满。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无线电，焊接时用到电烙铁，母亲就提醒我要少用，因为她听到了反映。再如，院里有人养热带鱼，冬天时要用电加热，这个很费电，曾使全院电费增长10倍。收电费的来了，院里人都拒交，说电表出了问题，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是鱼缸里那个电热棒闹的。后来电业局的技术人员检测了电表，说没有问题，院里人只好分摊了这大额电费。但无疑人们有了一肚子的意见。
杂院的另一个矛盾点就是地盘。住房那么紧张，谁们家都没有专用厨房，都得把炉子放在门口，北屋门前有大廊檐，下雨不怕，别的家就得想办法了，比如我们家就搭了个小棚。此后，我从言谈话语中也能听出别人的不满，只是没有人明说罢了。可全哥家和田叔家却因为盖煤池子打了一架。
全哥的煤池子原来在北屋后边的夹道里，后来房子翻修拆掉了夹道，煤池子就没地放了，于是他把煤池子垒在了他们家另一间屋子的窗前。这间屋子位于院子的东南，而院子大门就在院子东边的中部，这也就影响了住在南屋的田叔家的人的出入。他当警察的儿子很不满意，就把煤池子给踹倒了。这下全哥家不干了，要求他给重新垒好。两家各不相让，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全哥的儿子重新把煤池子垒好，警察没有再踹，算是了事。
这之前两家就有一点儿芥蒂。全哥爱喝酒，经常做东请客。一般情况是请社会上的朋友，有时也请院里的邻居。他弄了好酒，就整几个菜，招呼我父亲和田叔去品尝。那时候他们说到的好酒有西凤、杜康，但常喝的是物美价廉的双沟大曲、洋河大曲。我父亲也爱喝酒，但非常注意节制，基本上没有喝醉过。田叔也爱喝酒，却从不注意控制，是一喝就多，多了就耍酒疯。
田叔耍酒疯多是在自己家里折腾，偶尔闹到院里劝劝也就安生了。可这次是喝得太高了，连喊带叫，闹起来没完没了，谁劝也不行。全哥想把他推回屋去，他还跟全哥翻了脸，又骂又打。全哥生了气，找了根绳子把他捆上，他才安生了。
可田婶对此很有看法，你拉他去喝酒，把他灌醉了，还给他捆上，这是什么事？警察知道了也感觉很没面子，说全哥欺负人。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两家因此有了芥蒂，所以才会因为煤池子打架。
院里打架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因此搬了家。我们对门那间6平米的东房住着三口人，是一位刘姓母亲带着俩女孩。不知为什么俩女孩与另一家的女孩心宅打起架，进而刘姓母亲又与心宅妈打起架。先是对骂，后是对打，最后是心宅妈拿起大葱抽打这位刘姓母亲，这位刘姓母亲败了阵，就抽起风。事后邻居们多次劝解无果，最终母女三人搬了家。
不过，院里邻居间的矛盾，基本上都能被时间化解，磕磕绊绊地过后，还会恢复正常交往。
1993年，小杂院在旧城区改造中被拆除，院里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邻居只好分手。往日的不愉快早已成过眼云烟，沉积在心里的只有那些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