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心中的往事
晓阳
1940 年阴历七月初七, 谢副官来汉口接我们到乡下去。母亲为了收拾东西, 就请五舅妈把我和弟弟带到戏院子去看戏, 那天晚上演的是“ 天河配” , 当时我十一岁,弟弟十岁。我们看完戏回到家里, 妈妈把一切物件都收拾停当, 好几个装衣服的箱子, 都寄放到亲戚家里。第二天清晨, 叫了两辆人力车, 把我们拉到江边, 江边也备好一只小船等候着我们。船划到汉阳一个叫蔡店的地方,爸爸看到妈妈几女平安到达 (几天后, 日本兵搜索我们住过的地方 ), 非常高兴。住了几天, 几十户家属由地下党员彭怀堂、许保民等同志租了好多小船, 护送到天汉湖区 ( 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组织部长易家驹 ( 建国后, 恢复原姓聂菊荪 )、女同志江萍、韩风。六十五年过去了, 他们的名字牢牢地存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踏进革命队伍的第一步。栗在山参谋处长来天汉地区办事, 按陈少敏 ( 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 指意, 接我妈妈去京山县八字门 ( 区党委所在地 )。妈妈带着我和弟弟, 当时她还不会骑马, 只能坐轿子。有一天我徒步走了八里地, 大伙都夸我。八字门, 名不虚传, 两边是山, 中间一道沟, 房子顺着山边盖的, 开门见 山, 天空也变得很小很小。边党委书记陈少敏 ( 大家都亲切称呼她“ 陈大姐”)带兵打仗去了, 家里留守的几位女同志有苏菲、江仲华、杜微、任重、吴道英。她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大家都住在老乡家里, 生活非常艰苦, 能吃上大米饭就很不错了, 听说师民运部刘放部长派人买了一只鸡招待我们。妈妈年过半百, 又是从武汉大城市出来的却能适应这艰苦的环境, 这与她跟随父亲参加北伐战争, 东奔西走, 经受过各种锻炼和考验是分不开的。陈大姐回来后, 就到我们屋里来看妈妈, 她一身戎装打扮、头发也没有露在帽子外边, 看不出是个女人。她向妈妈伸手, 妈妈下意识的后退了两步, 苏菲同志忙说:“ 陈大姐来看你们来了” 。妈妈这才回过神来, 请陈大姐在床上 坐。陈大姐见我们衣衫单薄, 让被服厂给我和弟弟一人做了一套黑平光呢的军衣。我的军裤是马裤, 小腿有九颗扣子, 再穿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 脚尖有一朵红绒球, 看起来是一个很帅的小女兵。爸爸杨经曲, 在四支队任支队长 ( 后改编十五旅任旅长 ), 他们的部队也到了京山县的向家冲, 陈大姐派人把我们送到爸爸身边。司令部住在靠北边的山村, 政治部驻在南边的山村,遥遥相对, 中间隔一条河沟。我和弟弟每天到政治部, 由敌工科李科长教我们日语, 还教我们唱 日语歌曲。这些歌曲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会” 编写的, 是用来瓦解日军斗志的。我在汉口上小学, 对学日语非常反感, 认为那是“奴化教育” 。现在李科长教我的日语, 学得很快, 一见面能用日语对话。后来有从城里跑出来的日本人, 我们给他唱日语歌, 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这段时间, 我和弟弟学会了骑马。春节前, 我们回到天汉湖后。湖区的生活比山区的生活条件要好一些, 本来是鱼米之乡, 但由于敌伪顽的封锁, 日军经常出来“ 扫荡” , 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很苦, 我们享受供给制, 生活条件可想而知。1941 年 2 月, 我离开妈妈和弟弟, 到天汉地委巡迥教育团宣传队、团长 李伟凤, 是我第一任领导 ( 分别 65年了未见面, 近几年, 我们才互寄贺年卡 )。宣传队有十几个队员, 童世光比我还小一岁, 已是老队员了。我的年龄在 队里倒数第二 ( 12 岁 ), 文化程度小学毕业, 还算高的, 外出宣传, 我担任演讲的任务。如我们宣传队乘船到韩家集去宣传 ( 逢集、人很多 ), 我们先唱几首歌, 待老乡围绕过来时, 我站在一条板橙上 向老乡宣传抗日的道理。演讲稿是团长写好的, 我把它背熟, 记在脑子里, 就像在课堂里背书一样, 不同的是, 要讲出感情来, 要有煽动性。老乡见我是一个小孩, 又是一个女兵, 出于好奇, 也要叫我把话讲完, 听我讲些什么道理, 我们每次外出宣传, 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还给周围的部队教唱歌, 地委顾大椿书记教我打拍子,2 4/ 划 8 字,4 4/ 下左右上, 我学会打拍子, 教歌更有劲了。我们还在军民联欢时演话报剧。我们宣传队的队长是万龙, 后来怎么让我当队长了, 我也啼哩胡堡,我虽然年纪小, 但我工作很积极, 叫我在纪念“ 三八节”在会上演讲我就演讲, 叫我和小童给参议员会议表演节目, 我们就跳“ 渔光曲” 根据歌 曲的内容 比划动作, 那些老先生们看了都高兴的给我们鼓掌, 不是我们跳得好, 而是我们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参加抗日。1941年“ 五一” 前夕, 童世光专员 (小童的父亲 ) 派了一个会武术的人送我们一行十几人到京山县小焕岭( 边区党委驻地 ), 其中有小童的两位堂姐、四姐周晓、五姐李静。李静、万龙分到十月剧团团员组, 我和小童分十月剧团孩子团。团长苏菲, 副团长杜微, 孩子队队长任军、副队长昊道英。我和她们去年 9 月就认识了, 没有陌生感, 很快就适应这新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正规,早晨集合出操, 开饭前, 整队唱歌, 三个班, 各班一个菜盆, 大家围着菜盆, 蹲在地上就餐, 一天三餐都是玉米糊。上午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 “ 七七报社” 的同志还给我们上党课, 我们人手一册“ 党员须知” 我们有种光荣感。下午排练节目, 唱歌跳舞、舞蹈有“ 水兵舞”、“ 海陆空舞”、“ 叮吟舞”、“ 青年舞” 等, 我们还排练歌剧“ 生产大合唱”铭刻心中的往事话剧“ 把孩子还给我吧” , 这是反映了一个德国家庭反对法西斯战争。我在其中演小妹妹, 道具、服装、化妆都要符合剧情。为此洪山公学的大姐姐们也帮忙我们制作服装 ( 祖孙三代都是穿裙子 )。我们团常在庆祝会、军政干部大会、军民联欢会上演出。部队打了胜仗, 我们还到部队去慰问演出。总之, “ 十月剧团” 在豫鄂边区享有盛名。这年的十月, 日本鬼子“ 扫荡” , 我在转移途中患了重病, 用担架抬着, 团领导让我随去天汉湖区的部队一起走, 由于我人小体重轻, 担架上放了一块送给兵工厂的钢板。到了湖区他们把我送到妈妈身边, 妈妈赶紧找医生给我治病, 还帮我“ 消灭” 头发里的虱子。1942 年春节刚过, 十五旅的周志刚政委要到京山县去开会, 又把我带上, 送洪山公学小学部学习。没过多久, 妈妈带着弟弟也来上学, 小学部的课程 我们全学过。不久, 敌人扫荡, 组织决定我和弟弟随妈妈返回天汉区。到了 1942 年下半年, 父亲要到大悟山开会, 顺便把我和弟弟送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青训队学习。青训队的学员年纪都不大, 但我们是最小的。由于我在“ 十月剧团” 孩子队干过几个月, 同学们选我当文娱委员。冯钧同志是信阳宣传队来的, 他大我几岁, 他当歌咏队长。我们的工作配合的非常好, 把青训 队的文娱活动搞得很活跃, 同学们白天紧张学习, 晚饭后, 唱歌做游戏, 指导员王坪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 她说我们青训队体现了抗大校风“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九一八” 快到了, 全校要开一个纪念大会, 五坪指导员指定我代表青训队在纪念大会讲话。她给我写好了讲话稿, 我把讲稿背熟, “ 九一八” 那天, 滚子河的河滩上坐了一大片人, 有校部的工作人员、有军事队、政治队、参训队、青训队。同学们鼓励我, 支持我、杜敏同学给我一双新裹腿, 草鞋尖上有红绒球。我虽然把讲稿背得很熟, 然而在这么多的人面前, 心还是扑通扑地跳个不停。当司仪宣布青训队的代表上台讲话, 我从河滩站起来, 穿过人群, 走上搭起的高台的台前, 眼前黑压压一大片, 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 我将背得滚瓜烂熟的讲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说到激奋的地方还手舞足蹈, 讲完后, 听众爆发起热烈的掌声, 他们是对一个13 岁小女兵的赞许。宣传队的杨阳同志回到校部跑去告诉我妈妈, 说我上台演讲了, 妈妈听了很高兴。(几十年以后, 才听杨阳说起此事 )。秋冬时分,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抗大要转移到河南信阳地区, 校领导认为这是一次长途跋涉, 决定让我妈妈我们三个孩子 ( 还有童专员的女儿小童 ) 转移到安应地区赵家棚附近隐蔽。隐蔽生活, 度日如年。我们三个孩子在村边玩耍, 这天, 看见对面山坡有几匹马跑过来, 我们立即隐蔽起来, 待马跑近了, 我们才看清前面骑马的是参谋处长张文津 ( 我的表姨父 ) 后边是李先念师长, 我们一跃跑出来拦住他们的马头, 他们一见我们三个孩子, 跳下马来, 让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妈妈。在李师长的关怀下, 二分区文敏生政委专派一 支小部队送我们回天汉第三军分区驻地 (爸爸是三分区的司令员 )。1943 年春节后, 三分区派一支小部队送我们一行人去黄冈学习 (其中有分区后勤部副政委庞俊同志的新婚妻子喻萍、我的两个表哥陈守中、陈守正<刚从武汉跑出来参加新四军>、我和弟弟 )。洪山公学中学部, 设在黄冈县滨湖咀, 像一个湖中小岛, 乘船才能到学校, 这里是学习的好地方。可是好景不长, 日本鬼子要来扫荡, 我们只好转移到破安南。一路夜行昼宿, 走夜路真是提心吊胆, 小路沟沟坎坎, 一不小心掉进稻田里, 背包越背越沉, 两条腿越来越拖不动。这时会有大龄男同学, 尤其是共产党员, 他们把你的背包拿过去, 背在他们肩上。我记得周宏玉、詹伯超等同学, 常常帮助我们。当在村子临时休息一两天时、白天晚上要轮流站岗放哨。我们班有两支枪, 一支是汉阳造的, 又重又长, 另一支是小马枪, 还短一点, 我为了背小马枪, 一叫就醒。当时用敬香来计时。平时我胆子很小, 听人家讲鬼故事就害怕, 夜深人静在村口放哨, 心里更是发怵 , 可还要壮着胆子不让同学看出来, 怕背一个“ 娇气”、“ 胆小鬼” 的名声。1944年, 割麦插秧季节, 破安南中心县委里需要一批干部到各乡去发动群众, 组织农救会, 妇救会。学校也挑选学员参加, 起初认为我小没有我。我找到班主任, 申诉我能去的理由。之后学校不仅批准我去, 还让我担任三人小组的组长。我蹲守的村子, 就在木兰山边的, 棺材山脚下。这里的老百姓, 觉悟高, 好发动,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很快就把农救会、妇救会组织起来了, 我也从中受到锻炼和考验。1944年, 我校住在大悟山时, 边区还发生过一件大事, 即流行性“ 脑膜炎” , 传染很快, 学校只得停课, 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病逝了, 我积极参予他们的安葬事宜, 受到吴芷英校长在队前表扬, 我的学习热情更高了, 积极开展班上的文娱活动, 就在这一年加人少敏青年队 ( 党的外围组织, 是以豫鄂边区党委 书记陈少敏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生活非常艰苦, 缺衣少食, 同学们把仇恨都记在日本鬼子帐上, 更加发奋学习。1944 年底学习结业, 同学们都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日本投降后, 我和杨争荣从边区行署文艺工作队调到野战部队二三旅文 工队。这个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随三五九旅南下原延安鲁艺的 ; 有大后方重庆国立剧专的 ; 也有在五师搞过文艺工作的, 大家聚在一起, 工作协调一致, 如部队打了胜仗, 创作组的同志立即下部队采访, 回来就编出小节目, 旧调配新词, 连夜排练, 第二天部队出发前, 就给他们演出, 用部队的战绩来激励士气,增强战斗力, 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部队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攻克了河南几座县城( 桐柏、枣阳、湖阳、新野 ) 直通襄阳樊城。我们文工队,紧紧跟随着部队, 在行军路上, 我们走在部队的前头, 设鼓动棚, 三五个同志一组, 打快板、说顺口留, 三言五语,战士们很受鼓舞。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 面带笑容, 精神抖擞的说: “ 你们辛苦了”、“ 感谢你们的鼓舞” 。我们的劲头更足了, 嗓门更大了, 热情更高了。我是队里年纪最小 ( 16 岁 ), 可我从不拉 队, 我们每次到宿营地, 第一件事就是写标语, 写完后就提上石灰桶、用麻扎的刷子, 往墙上刷标语。刷完标语后就扛一捆稻草到老乡家里, 烧热水, 等后边的同志到了好泡脚。队里的“ 同志哥” 戏称我“ 小积极分子” 。
1946年2月, 我和4位同志调到十三旅文工队 ( 队长杨景成、吴仁贤、陈一非还有我 )。3月5日, 十三旅文工 队党支部为我和曹彦举行入党宣誓大会。党支部这样做, 是为了造声势, 起个示范作用。我入党不久, 从大后方来的和边区的文艺工作者都陆续加入党的组织。我入党那天, 还不满十七周岁。可是过去和我一起的战友, 他( 她 ) 们入党时的年龄比我还小。
十三旅文工队的领导班子更强了, 队长方西, 原五师文工团副团长、王 坪指导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也是我1942 年抗大青训队的指导员, 杨景成副队长是原十五旅文工队队长、( 我的入党介绍人 ) 原是延安鲁艺的, 能拉小提琴, 也能作曲。这个队从重庆国立剧专来的同志更多, 他们在“ 中原突围” 前, 多数加入共产党, 后来都成为文艺战线的骨干。
1946年,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 掀起新的内战,30 万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 但最终我军还是胜利的突出了重围。为此, 中央首长周恩来, 董必武先后来到湖北宣化店。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 “ 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距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坚持斗争在宣化店, 拖住几十万蒋匪军… … 你们支援了东北作战, 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 你们取得了很大胜 利, 你们都立了大功。” 中原解放区的广大军 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在这严峻的日子里, 我们做了许多事情, 不一一续述。其中印象最深的两件事: 一是为了麻瘁敌人, 我们队到敌人哨所附近去为乡亲们演出。现搭台子, 借服装道具。演出结束后, 立即将服装道具还给老乡, 撤回几十里。这样做, 我们非常辛苦, 但给敌方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件事, 我们分成苦干小分队下部队, 发动战士自编自演, 开展秧歌运动。我们小分队有尤加利 ( 后改名田庄 )、我和曹彦下到38 团积极开展工作。可就在这时, 我患了湿疹, 两只手, 一双脚起水泡, 痒得钻心, 夜不能寝。团卫生所给我用新法治疗, 即四合一的香皂泡成浓液, 洗手和脚, 将老皮全部剪掉, 鲜红的肉堡上药用纱布缠上。我不能吃饭, 不能梳头, 不能上厕所, 房东小姑娘就帮我。尤加利和曹彦像亲兄弟一样照顾我, 阶级情、同志爱、感人颇深。直到我们要离开38 团, 我还不能走路, 团里派一匹马送我们回旅部, 我的脚得放在马脖子上, 否则疼痛难忍。
6月初, 旅部召开战士秧歌演唱竞赛大会, 各连队的节目个个精彩, 生动感人。我印象最深的是“ 四平之战” , 当时的音响效果太逼真了, 就像真正的战场一样。演技之好, 专业团体也不过如此。连队的演出对我们专业队业说, 是一面镜子, 也是一种鞭策。
6月26日, 部队行动了。过了平汉路, 我被调到中原军区司令部, 和他们一起行动。做人尾追堵截, 敌机低空飞行扫射, 历经千辛万苦, 我也是两次死里逃生。从宣化店出发, 经湖北、河南、陕西、再河南、由陕县过黄河长途跋践, 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时, 已是1947年元月下旬, 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过了黄河, 我留在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待分配工作。我妈妈和弟弟随李先念司令员从延安转移到达山西晋城。不久, 组织批准我去晋城看父母亲。而弟弟杨铸新,和刘思齐此时已去山西长治北方大学学习了。我回到第三军分区, 向组织要求也要去学习, 经组织批准, 于1947年9月赴长治北方大学教育学校学习。因此结束了我在新四军第五师近七年的战斗生活。在这段时间里, 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1940年，新四军鄂豫边区领导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朱理治、郑绍文、陈少敏、刘少卿、李先念。史沫特莱 摄（此照片档案现存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