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由中宣部、教育部、文旅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安阳举办了盛大的纪念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值此盛典之际，刘一曼先生出版了大作《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作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献礼图书，并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作新书发布，获得与会学者一致好评。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从考古学与甲骨学互证的研究方法，还是审慎严密的逻辑思路，也无论是从科学全面的新材料，还是精彩纷呈的学术观点，《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都堪称是近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将从甲骨学史、研究方法、作者的学术经历和该书的精彩观点等方面来评述《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对殷墟考古和甲骨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思考。人们对甲骨刻辞的认识和了解，早在1928年殷墟考古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甚至在部分文字的考释方面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从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集《铁云藏龟》，到第一部甲骨文考释著作《契文举例》，再到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等，他们的研究均偏重于文字的释读，直到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时，才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较全面地研究殷代世系历史。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启动，刻辞甲骨不再是传世的收藏品和文字考释的对象，而是成为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遗物中的一种，无字卜骨和卜甲也逐渐被学者所重视，进入甲骨学研究的资料库中。“当甲骨遇上考古”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甲骨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历史学领域的显学，甲骨学已经走过一百二十年，相关研究成果不可胜数，完全革新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知！在甲骨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总结研究历史、辨析研究成果、归纳研究方法的甲骨学综合性研究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甲骨学史的综合性著作不断问世，如《甲骨学六十年》、《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甲骨学史》、《甲骨学通论》、《甲骨学一百年》等。但是，这些甲骨学著作往往偏重于甲骨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以及甲骨学在殷商史研究领域中的诸多成果，而忽略了自1928年以来推动甲骨学前进、发展的动力是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或者说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重视不够。甲骨刻辞是众多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一种，如果把甲骨刻辞从众多共存遗物中单独抽出来，抛开其他共存的考古发掘资料，势必顾此失彼，影响对刻辞甲骨的整体把握。比如甲骨文的“射”字，从弓所射的“矢”的形制差异（锋刃镞、平头镞和直杆镞），共有三种不同的字形，但在甲骨文释义时统释读为“射”字，却忽略了不同字形差异的意义，如果结合与甲骨刻辞共存的镞的不同形态就很容易理解，而且可以理解得更深入透彻。实际上，与这些刻辞甲骨共存的遗物——镞也大致有三种，与三种不同写法的“射”字恰可对应。可见甲骨学研究与殷墟考古学关系密切，殷墟考古学研究和甲骨学研究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正如刘一曼先生所说：“从1972年起，长期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有幸亲自发掘出数千片甲骨文，对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密切关系深有体会。……笔者以为将考古学（特别是殷墟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必将使相关问题的探索更为深入。”相对于早年视角较为单一的甲骨学论著，朱彦民先生最近出版的《殷墟考古发掘与甲骨文研究》，就曾试图将考古发掘与甲骨文研究相结合，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朱著详于“历史”（包括发掘史与研究史），而略于“互证”（对考古学与甲骨学结合研究方法的探索），且其对“考古发掘”方面的叙述稍显表面化，在深度上甚至不能与20世纪50年代胡厚宣先生的《殷墟发掘》相比。该著作虽然提出了不少较新颖的学术观点，但整体上看仍算不上是一部令人满意的甲骨学综合研究著作。除综合研究的专著外，还有部分学者也在尝试将田野考古材料与文字结合，对甲骨刻辞的分期断代及殷商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进行探讨。比如在甲骨刻辞断代研究方面，前辈学者早期的研究多依重甲骨刻辞本身进行分期断代，董作宾曾在卜辞分期断代中注重坑位，后为迁就其武丁复古说而放弃，陈梦家在卜辞分期研究中也曾有条件地运用田野考古的方法，而刘一曼先生结合考古发掘的背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殷墟甲骨文是一种古代的文化遗物，是考古发掘的众多遗物中的一种，考古地层学在甲骨文断代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发表《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一文。再比如，岳洪彬、岳占伟发现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镞、骨镞和石镞等，存在三种不同的形制，恰好甲骨、金文中的“矢”和“射”字也有三种字形，且三种不同形制的镞的出土数量之比与三种字形的出现比例大致相同，并结合相关刻辞内容，对三种不同形制镞的功能进行探讨分析。此文与刘一曼先生的《殷墟车子遗迹及甲骨金文中的车字》研究方法相似，均为结合考古出土的遗物和遗迹去释读甲骨文、进而阐释殷商社会生活的典型案例。诸如此类的试尝性探索还有一些。在殷墟考古发掘已过九十周年、先秦史研究不断“综合化”的今天，单纯的甲骨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界的需求，我们需要更为专业的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的学术著作。刘一曼先生的《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正顺应了这一潮流！刘一曼先生常年从事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不仅参与和主持了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殷墟历次的甲骨大发现，包括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1986年和1989年小屯村中甲骨的发掘，亲手清理出数千片刻辞甲骨，而且还参与发掘小屯西北地遗址、殷墟郭家庄商代墓地和花园庄村西南制骨作坊，以及参与或主持多处商代车马坑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刘一曼先生的研究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商代青铜礼器组合研究、青铜兵器研究、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商代马车制度研究、商代贞人墓、殷墟商代墓葬制度、族墓地研究和族宗庙的研究，以及历代铜镜研究等。当然，结合殷墟考古发掘的甲骨学研究，在刘一曼先生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为突出。正是这种丰富的殷墟考古发掘的工作经历，使得刘一曼先生深深地认识到，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具有科学性、集中性和丰富性，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和新成果，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而甲骨学研究的成果又推动殷墟考古不断向纵深发展；考古学（特别是殷墟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两者是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刘先生认为：“在殷墟进行考古研究，青铜器、文字、陶器、遗迹等都需要懂一些，如果研究铜器，不懂文字也会影响研究的深入。……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性研究，要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对殷墟遗址、遗物的研究应与甲骨文、铜器铭文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这是我以前所做的，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目标。”刘一曼先生不仅是一位甲骨学家，更是一位考古学家。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学研究这两个前沿学科，在刘先生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1991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时，刘一曼先生曾发表《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一文。据刘先生说，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一本书的提纲，在文章发表时就曾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以后以此为题写一部专著，对文章提到的几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正是刘先生“将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术结晶，较之过去的甲骨学著作，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学术观点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本书共分五章，结合殷墟考古发掘对甲骨文的发现、整治和占卜、分期断代、考释和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宏观把控，又有个案分析，将考古学与甲骨学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自如，堪为经典。下面按照本书的章节顺序简要述评。本书第一章“甲骨文的发现与发掘”，是叙述甲骨文的发现与发掘历史。这一历史是每一部甲骨学史著作都要叙述的，很难出新意。刘一曼先生是1972年以后殷墟甲骨文大发现的参与者与主持者，对相关细节极为熟悉，所以本章的特色就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几次大发现的细节以及所收资料之齐全均超出以前。比如，1973年小屯南地H57出土刻辞甲骨208片，其中大版的和完整的卜骨多出于村民茅坑之下，发掘者曹定云先生感慨道“这些卜骨真是又臭又香啊”，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若不是亲身经历考古发掘者，一定无法了解这些发掘细节。此外，该书资料收集齐全，最新的发掘资料可至2016年大司空村H329所出的7片字甲，其中有近十处为尚未正式发表的新资料。本书第二章“殷墟甲骨的整治与占卜”，这是一个很依赖考古实物的课题。过去的学者对殷墟甲骨的选材与整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刻辞甲骨，而较少能够接触殷墟发掘的无字甲骨，这就很容易忽略普通居民点所用甲骨的一般特征。刘一曼先生长期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早已留心无字卜甲与卜骨，所以刘先生可以不受刻辞甲骨的局限，能够全面比较殷墟各地点卜甲与卜骨的特征。在笔者整理完2004年大司空发掘资料后，刘一曼先生又把2004年大司空发掘出土的所有无字卜骨和卜甲找出，按照她独特的思考方式重新整理一遍，再与殷墟遗址不同区域出土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提出较为新颖的见解。在观察考古发掘出土的无字卜甲卜骨的同时，刘先生2013年~2018年间先后做过六次甲骨施灼实验，选取不同的材料模拟甲骨烧灼的整个操作过程，灼出的灼点和兆纹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似。这些实验考古学的结果，对刘先生认识无字甲骨提供了较好的对比材料。在此基础上，刘一曼先生指出，小屯等核心区域出土的卜甲要比殷墟其他地点卜甲更大，整治的更为彻底和精良；其所出土卜骨在选材及整治方面要比其他地点更为规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刘先生认为既与占卜主体身份不同有关，也与占卜机构的规模、等级有关。该观点颇为新颖，值得学界重视，也为后学者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再如，关于地方方国入贡龟一事，较多学者据《周礼·春官·龟人》“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认为入贡活龟，黄天树先生通过对量词“屯”（纯）的考释，认为入贡经过加工、背甲与腹甲分离的龟版。刘一曼先生从殷墟各居民点发现的龟腹甲与背甲的多寡出发，认为殷墟多发现腹甲而少发现背甲的现象，可以佐证黄氏观点可取。这至少是从考古层面提供了一项新的证据。过去，由于部分著名甲骨坑的存在，学术界多认为有专门埋藏或存储废弃甲骨的场所，如YH127，或认为是埋藏甲骨坑，或认为是存储甲骨的档案库。刘一曼先生细致分析著名甲骨坑内的甲骨分布特征、共存器物、坑的形制与结构等，认为殷墟除了散佚甲骨坑、废弃甲骨坑外，还发现埋藏甲骨坑，如花东H3、小屯北YH127、YH251、屯南H103等。至于专门的存储甲骨的“档案库”，目前在殷墟尚无发现。第三章“考古学与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是甲骨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刘一曼先生一直以来的研究重心。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科学化，始自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进一步发展于陈梦家。董、陈二氏以后，甲骨断代研究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对董氏“十项标准”中“书体”一项（也就是陈氏所说“字体”）的进一步发挥，要把甲骨分类（主要依据字体特征把甲骨文分成不同类）跟甲骨断代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提出了著名的“历组卜辞”早期说和殷墟卜辞“两系说”；另一方面，是以刘一曼先生为代表的田野考古工作者，把考古地层学进一步引入甲骨分期断代研究中，强调考古学背景对甲骨分期断代的重要意义，反对“历组卜辞”早期说。从甲骨断代历史来看，前一个发展方向延续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脱离甲骨出土背景，专注于卜辞本身特征，是整理早年盗掘散出的或传世的甲骨文资料，尤其是其中王卜辞行之有效的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王卜辞乃商王掌握的占卜机构贞卜吉凶的遗物，王位传承不息，占卜机构自然也延绵不断，王卜辞的演变也就蕴含了某种内在逻辑。根据字体特征分类，进而确定各类组卜辞年代，无疑就是这种内在逻辑的一个方面（世系、称谓是另一方面）。但是，这种办法很难应对田野考古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如大量非王卜辞年代的确定，就不是字体特征能够解决的，而要依据层位、共存遗物等考古学背景加以确定。至于方国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如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文），更无法与殷墟甲骨文的字体特征直接对应，只能依据考古学背景加以解决。除了非王卜辞，考古学背景也是王卜辞断代的基础。刘一曼先生提出，出土甲骨文的灰坑可以分为早期坑、中期坑与晚期坑三类，其中早期坑对断定甲骨的时代有重要价值，因为中、晚期之遗物不会出现于早期坑中。运用此原理，董作宾先生所划定的文武丁时期的组卜辞、午组卜辞、子组卜辞，应提前到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它出土于YH127坑、YH005、YH448等早期坑里，它的年代不会晚到文武丁时期。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发现组与午组卜辞出土于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地层与灰坑中，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这就从考古发掘中，彻底解决了
组卜辞的年代之争。
历组卜辞年代之争，是最近几十年卜辞断代的核心，关系到王卜辞分期体系的架构，意义重大。在刘一曼先生看来，殷墟发掘九十余年，科学发掘甲骨数以万计，却没有一片历组卜辞出土于早期坑的例子，可见历组卜辞的年代不会早到武丁、祖庚、祖甲时期。这是以刘先生为核心的田野甲骨学者总结发掘和整理殷墟甲骨文经验所得出的认识，值得重视！直到最近曹定云先生还与刘一曼先生联名发表文章，讨论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早晚关系问题，文中对甲骨学研究中运用地层学的重要性，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它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但二者的关系，地层学是基础，是根本，地层学决定着类型学。……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从地下出土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科学发掘而获得的。它与商代的陶、铜、玉、石、骨、蚌器一样，是一种文化遗物。所以，若要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即便是不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也应当了解甲骨文所处的坑位和地层关系，并将之作为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另外，刘一曼先生还提出，对于早于武丁的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刻辞卜辞的探索，也不能完全依靠字形字体特征来判断，而只能从考古的地层和坑位入手，注意那些地层关系较早的发掘单位中出土的刻辞甲骨。刘先生通过梳理考古发掘资料，认为1973年小屯南地H115所出《屯南》2777、小屯YM331填土所出《乙》9099、小屯YM362填土所出《乙》9023-9024和《乙》9100、洹北商城“戈亚”骨匕、小屯YH090所出《乙》484和小屯YH251、YH330所出的《合集》22197及《合集》21691刻辞甲骨，都应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可见，依据考古背景进行甲骨断代，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也是应对未来甲骨新发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我们也要指出，由于甲骨学家们研究目的的差异性，依据字体特征研究甲骨文也有它的优势，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不同类组甲骨文的差异，探索甲骨刻辞背后的写手、机构及占卜规则。第四、五两章是甲骨学与考古学的互证和个案分析，其中第四章用考古学材料释读甲骨文字及研究甲骨文，第五章是用甲骨文研究遗迹现象或考订遗迹、遗物的性质与年代。学术界对甲骨学与考古学的互证研究并不陌生，许多经典考释成果都是来自于此，如学术界对耒耜的考释、对“殷人服象”的认识，都离不开殷墟的考古发现。最近，岳洪彬、岳占伟两位先生对殷墟出土实物镞与甲骨金文中“矢”、“射”字的对比研究，区分出三种功能不同的“矢”字，就是受刘一曼先生对殷墟车子研究方法的影响、借用这种互证研究方法的成果。刘一曼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突出，如她对甲骨文中“工”的研究，就突破了由文字材料到文字材料的单线思维，大量采用殷墟考古发现的工匠墓作证据，论证甲骨文中的“工”字有“工匠”的内涵，并将工匠墓分为工奴、平民工匠及高级工匠三类，还辨析了商代工匠的族组织关系。这样，作者对甲骨文中“工”的研究，就较过去单纯认为“工”是官名更符合殷墟的考古发现。再如对“車”和“輟”的研究，甲骨文的車字是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一辆单辕车的图象，而輟字则表现为车辕或车轴折断的形象，过去的研究者把这两个字都作为車字的异体字处理，后肖良琼认为应该释为“輟”。刘一曼先生发现，1995年殷墟梅园庄发掘的M40的车马坑中，有一辆马车在埋葬时车辕和车轴均折断为两段，为肖良琼的观点提供了考古学佐证。在这两章中，作者除了引用经学术界广泛论证的研究成果，还将她以往的研究成果，用为案例。除了对“工”字的研究，还有第四章对甲骨文中的“龙”字的研究，第五章对殷墟发现的车马坑和车、族宗庙、贞人墓、“
”墓等遗迹或遗迹现象的研究，皆是作者的心得之作。是以，这两章所展示出甲骨学与考古学的互证研究成果，无疑对以后的商代考古研究及甲骨学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比如，作者在讨论甲骨选材与整治方面的问题时，只是把研究范围由刻辞甲骨延伸到殷墟出土的无字甲骨上，尚没有对殷墟遗址以外的甲骨有过关注，略为缺憾。既然殷墟核心区与一般族邑区在甲骨选材与整治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殷墟与殷墟之外自然也会存在更有趣的差异。所以，我们期待有学者可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再比如，作者在第四章列举了大量可以与考古发现相对应的象形字、会意字，凡80字，其中第38“兕”（
、
）字中，作者已经指出兕是野生水牛，也认识到“司辛”石牛属于野牛，却没有严格区分兕与牛的实物形象。在作者论述西北岗王陵区1500号大墓出土两组石龙、石虎、石牛内涵时，强调牛是常见的家畜，这也没有区分家养黄牛与野生水牛（1500号大墓石牛形象）的不同，造成了一定混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之处，仅是作者庞大学术体系的少许瑕疵，完全遮掩不了该章中其他案例的合理性和精彩论述。
经过一个多世纪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学研究方法日臻成熟，甲骨学研究离不开考古学，两者互证，可得益彰之效。刘一曼先生的《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就是甲骨学与考古学互证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密切结合的力作”。与之前单纯的甲骨学著作相比，作者更关注考古背景在甲骨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甲骨学研究对考古学研究的指引和提示作用。所以，本书最为经典之处无疑是作者坚持甲骨学与考古学的互证研究，推动两个领域的深入发展。本书既介绍了甲骨学的一般知识，又详细剖析重点案例，能够做到学术史与个人观点的辩证统一，实为研习殷墟考古和甲骨学的必读书目。如果青年学者有志于殷墟考古和甲骨学研究，这会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入门书籍，可以给青年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作者：岳洪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