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基础知识(11)
第二节 对联的产生和发展
刘叶秋先生曾有这么一段话：“对联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对联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文艺形式，单音个体的汉字，使它的产生具备方便的条件；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诗，开其句法之先河；由六朝的酝酿至唐初而形成的近体诗，又给它提供了格律的依据；于是五代时对联的出现，就如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学海纷葩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92页）
关于对联的发展，常江先生《中国对联谭概》（华夏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概括为“萌芽阶段”（由魏晋南北朝至唐末五代）、“发展阶段”（宋元）、“成熟阶段”（明清）。余德泉先生《对联通》（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以唐代为“对联的产生时期”，宋元明为“对联的发展时期”，清代为“对联的鼎盛时期”。湖北周质澄先生将对联的历史沿革分为萌芽（从汉到五代）、推广（宋、元）、繁盛（明、清）、振兴（建国后）四个时期（见王庆新主编《中国当代联坛千家论典》，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40页）。我以为，这三个说法大体上符合对联的发展史。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自序》，第一句话就是：“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馀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在《楹联丛话·卷之一》的开头又说：“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他转述的纪昀的话，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消夏录五》：“门联唐末已有之，蜀幸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30页）
他的这个说法，大约来自以下史料：
《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载：“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
北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的《杨文公谈苑》说：“幸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节圣节名。寅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类苑》卷四十七）
北宋初张唐英的《蜀梼杌》说：“蜀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非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圣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
北宋黄休复《茆亭客话》记载：“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前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喜书札，书东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蜀主”即孟知祥，“伪太子”即孟昶。
北宋秦再思撰《洛中记异录》也有孟昶自书桃符的记载：“孟蜀于宫城府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之子喆尝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祚长春。’喆受拜，致于寝门之左右。”（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南宋学者、藏书家李攸《宋朝事实》说：孟昶“每岁除夕，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以其非工，昶自命笔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