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号茶室】包惠僧：一个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的“一大”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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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降临的时候，位于西城区西便门大街十号院的一排住宅楼的窗子里，有的已经透出了灯光，有的还是一个黑洞。

这些日子，越来越多的窗子里的灯不再亮了，那窗子里面的主人，有的已经被逐出了北京，有的正在被批斗或陪斗中。

这也是一个大院，而且住在这个大院里的户主随便哪一个人到了地方，也必定会是受到前呼后拥的欢迎，但那是从前了，而此时这个大院的人再去地方，那就是下放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可名状的“礼遇”。

这个大院就是国务院的机关宿舍。

远处传来的嘈杂的声音渐渐的平息时，夜已经深了，家家户户的灯也都渐渐地熄了。接近午夜时，只有一个窗子里，一灯如豆。

夜静，月光如水，蛐蛐的叫声响起。

一个体态有些臃肿的老人从宿舍楼里慢慢地走了出来。

老人的行动明显有些吃力，他一只手拄着手杖，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的提包，警惕地四下张望，在确信四周无人后，他佝偻着腰挪着碎步来到楼头院墙的下边，找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蹲了下来。

老人把提包里的东西倒在了地上，然后又伸手摸了摸，确信提包里再没有什么了，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火柴，把从提包里倒出的东西点燃。

火光中，被焚烧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那是足有上百封的信函，每个信封上都写着：

“包惠僧大兄亲启，弟陈独秀”。

一阵秋风吹来，火苗一下窜起了老高，老人向后一躲，坐在了地上。

“呜”的一声，他捂着自己的嘴抽泣起来。

2

老人就是信封上那个被陈独秀称为“大兄”的包惠僧，此时，他已经71周岁了。

“大兄”当然是他年轻时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尊称。

老人生于公元1895年的1月15日，不过老人本人并不记得这个公历的生日，在他所有的简历中他填写的都是1894年12月20日，因为老人属马腊月生，所以那其实是夏历甲午年的十二月二十日。

我为什么不说是农历而偏要说是夏历呢？这是因为夏历是1970年前后才被RED GUARDS改叫农历的。

老人比陈独秀小了将近15岁，这在他们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两代人了。

但老人却是陈一生中少有的能维持始终的挚交，也是陈在弥留之际，唯一赶到病榻边为他送行的一大代表。

1942年5月27日下午一时许，得知陈独秀病危消息的包惠僧从重庆匆匆赶到了江津。陈的妻子潘兰珍托起陈的头，扒开了陈的眼皮，对他说：“老先生，包先生来看你了”，陈的眼球转了一下，一滴泪滚了下来。

晚9点40分，陈独秀走了，走的悄无声息。但他的心里应该知道，他的老友惠僧此刻就在他的身边为他送行。

3

今天的人们去那个特别的会议纪念馆会看到一个当时与会者的介绍牌，那牌子上写道：

在这个介绍里包惠僧差点就被“等”掉，而此前介绍的十二人里，干脆就没有了他，但实际上，他才是当时主角，因为他不仅是广州的代表，而且是代表中身份最高的支部书记，更重要的是，他是建党人陈独秀的“特使”和“全权代表”。

所以，如果你穿越回到一百年前的那个7月23日就会发现，毛代表并未出现在现场，现场的C位是包惠僧和两个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湖南的两位代表毛与何此时还在路上，他们应该是两三天以后赶到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

具体是哪一天呢，许多年以后毛问李达，李达也记不清了。

4

一大召开时，“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

南陈没有参加，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这个“一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之所以认识不足，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组织已经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了。

1920年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除了向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外，还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使成立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等杂志就办了几个，加快了在上海以及南方建党的步伐。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

1920年5月初，沈定一、戴季陶、陈望道、沈雁冰、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等七人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按照党史专家丁弘先生的说法，这一天其实应该算作中共真正创建的日子。

1920年8月，陈独秀、沈定一、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七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沈定一是瞿秋白第二位夫人杨之华的前夫的爹，戴季陶是蒋介石的把兄弟，陈望道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沈雁冰就是茅盾，李汉俊是提供会场的，施存统是日本小组的创建人，他有一个儿子比他有名，叫施光南，俞秀松是杭州“五四”的领导者，四十岁时死于“肃反”。

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是1920年11月，他应陈炯明之邀(一说是应孙中山之邀)前往担任的。陈独秀比较热衷于这一职务。

1921年5月上旬，包惠僧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之托，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因人力物力缺乏已陷于停顿为由，赴广州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

而此时的陈独秀正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他对包惠僧说:“我暂时不能回上海，我想争取把广东大学预科办起来，正在筹建校舍和筹措经费，我走了恐怕就搞不成了，那就是等于白在这里呆了几个月，所以我不能离开。”

陈独秀不去上海开会，本来一个小组出两个代表的广州就由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占了一个，另一个就是陈公博，而包僧所在的武汉支部就出了董必武和陈潭秋。

而李大钊没有参加也是因为校务工作太忙。

也就是说“南陈北李”都没意识到这个会议被后人称为“一大”。

“一大”结束一个月以后的1921年9月，包惠僧再次受大会之命赴广州请陈回上海就职，这回陈独秀先向陈炯明提出辞职未获批准，便请了假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后再向陈炯明辞职，陈炯明也就不得不答应了。

下面是前苏莲时期的两幅油画，第一幅是列宁在1898年3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共前身)成立大气上的讲话；第二幅是列宁在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大会上的讲话。这都是真的么？1898年3月1日列宁在西伯利亚吃'墨水瓶'，1917年11月7日，列宁还在从德国开往俄罗斯的火车上（见《老托的宿命》）。

对比可见，我们的党史要真实得多。

5

包惠僧是在1920年2月的上旬在武汉认识陈独秀的，那时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文华书院、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和《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包惠僧此时的身份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三家报社特约的记者。

2月底的一天，包去采访陈，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并给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各地写信。包惠僧收到陈独秀的第一封来信，陈希望他和刘伯垂、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武汉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大力推动下，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成立，25岁的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包出任周曾担任过的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南昌起义后，包与中共脱离了关系。

1938年5月，包与陈分别到了重庆，那时包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起初陈住在时任禁烟委员会主任的老友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搬到江津，先住在江津城里，后来搬到乡下杨进士宅，最后就死在这里。

陈死前，包曾多次去江津看望他并资助他，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主要就是在这三年。包也曾多次劝陈搬到他的身边，陈推辞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

6

1948年，包举家迁到澳门隐居。

1949年10月的一天，包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周接到后回电说，我到处找你呢，快回来吧。

1949年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

“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旁人说什么。”这是包惠僧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