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与北京文化 | 科举取士 殿试贤良

北京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保和殿，以及天安门、御道等处，都与科举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清朝决定进士录取名次的殿试，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内进行；宣布进士录取名单的传胪仪式，在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太和殿举行；书写着登科进士名单的皇榜，张贴于皇城正门的天安门宫墙之上，宣示中外。这些无不体现着古代中国对科举的重视和推崇。

从历史上看，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经历了由血缘为主到以德才为主的不同阶段，其中出现了如世禄制、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等官员选拔方式。但与以上方式相比，自南北朝酝酿，隋代发端，唐初定制的“科举制度”，因在选拔上更具广泛性、公平性、更有利于阶层流动，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豪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吸收更多人才服务政权，加强国家稳定，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具有生命力的一项伟大创造，其影响散播海外，遍及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并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对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官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京国子监太学。（摄影：徐怡涛）

中国正式的科举制度，自唐武德五年（622）定制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结，经历了约1300年的历程，特别是自宋代以后，科举制度日臻完善，在国家取士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益被公认为官员的最佳正途。到明代，科举制度更是登峰造极，明代官场甚至出现了“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院，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现象。官方的极力推崇，使科举在民间深入人心，由此出现了大量追求登科及第、光耀门庭的文化现象，产生了大批相关文化遗产。

与民间对科举的种种重视相比，国家则是将科举提升到国家制度和国家形象的高度。例如，从宋代以来，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各省学官主持的省级考试，乡试中第者称为举人，可赴首都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会试，会试中选者成为贡士，可进入皇宫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依据殿试成绩，贡士被分为三甲：第一甲前三名即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经过殿试考取进士功名的考生，即被称为“天子门生”，从此开启一生的仕途。

保和殿 清朝决定进士录取名次的殿试在保和殿内进行。（摄影：王臧博）

金榜 图为光绪二十年“金榜”（局部），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依据殿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和二甲前七名次序由皇帝钦定，之后一、二、三甲按成绩排序填写金榜。 （许灵）

对于参加科举的考生，特别是对于那些出身平民阶层的考生来说，考中进士即可参与国家治理，有机会施展平生所学和人生抱负。登科的进士们如能在未来的仕途中报效国家、造福人民，就可以实现儒家追求的人生价值，享受世人的敬仰，乃至青史留名，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虽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已经落幕，但其深远的影响和在中国历史中留下的印记仍不少。例如，在作为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北京城内，至今依然有许多与科举相关的遗产、遗迹，如国子监、北京孔庙、各省会馆等古代建筑群；又或如府学胡同、贡院东西街等道路名称；再如琉璃厂等因科举士子而兴盛的文化商业街区等，皆因科举而在北京城内留下了影响至今的烙印。但如果我们仅看到这些遗存、遗迹，还尚不足以体现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国家中的重要性和彰显度。

辟雍 北京国子监中有一座坐落于圆形水池中的方形重檐攒尖大殿，名为“辟雍”，是国子监的主体建筑，始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我国仅存的皇家学宫。乾隆皇帝曾亲临国子监讲学。辟雍大殿与环水构成玉璧状的方圆结合构图，这种建筑规制由来已久，考古发掘的汉代长安城辟雍遗址，即是一处由环水围绕的方形宫殿。古代“璧”通“辟”，辟雍的这种方圆结合构图，可能即源自古代以玉璧沟通天人的寓意，象征皇帝将天道传授予人间，令万民遵从。

实际上，在象征国家正统、体现国家意志的北京中轴线空间序列之上，也有诸多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之处。除了前文提到的故宫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保和殿，以及天安门、御道等与科举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外，荣获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获准奉旨从御道出天安门，在北京城内巡回，举行隆重的夸官仪式，以彰显皇帝对科举出身的特殊尊荣，借以激发民间传承耕读家风，鼓舞知识精英投身科举，为国效力。

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内现存元、明、清三代共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元碑3通、明碑77通、清碑118通，碑身上共镌刻着51624名进士的科次、姓名、籍贯和名次，其中不乏张居正、徐光启、刘墉、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名人，是研究元、明、清三代科举制度和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虽然国子监内现存的进士名单并非元、明、清三代进士的全部，如元代一共9次科考，仅存3通题名碑，但国子监内的进士名单仍记载了元、明、清三代600余年科举历史中的绝大多数进士。600年科举，5万多名进士，足见科举之难，进士得来之不易。 （摄影：徐怡涛）

总之，北京中轴线上一系列与科举相关的遗产，都体现着科举的重要性。而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一些国家的文庙、学宫、书院，城市或乡村道路上竖立的进士及第牌坊，民居雕梁画栋上的科举故事，各种地方戏曲唱腔中的才子佳人，乃至中国古代婚礼上模仿状元夸官服饰的新郎服饰等等，则处处体现着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全面且深刻的渗透和影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科举制度遗留下的种种文化遗产和历史印记，去探寻一千多年间的中国以及中国人，触摸国家变革与历史演进的脉动，体会先人执着的家国情怀，认识中华民族伟大的成就，更可以激励世人，开创更辉煌的文明。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