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一直在给我们上课
病毒学家内森·沃尔夫博士在《病毒来袭》一书中，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整体观测了人与病毒的关系，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过程；审视了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影响。
北京大学科学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张大庆教授特别撰写了书评，谈了他读这本书的感想。
“令人担心的是，疫苗的研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都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对所有人的健康威胁。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幸运的是，《病毒来袭》的作者、病毒学家内森 ·沃尔夫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建立一个这样的系统。
他们帮助我们了解即将来临的病毒风暴，告诉我们流行病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他和同事们是如何检测和捕猎病毒，又是如何运行全新的病毒监控系统的。”
流行病成为文明史的转折点
长久以来，微生物在人类的历史中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偶尔以瘟疫的姿态出现，横扫数个城市、影响几个王朝；偶尔低调地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在王朝覆灭、亡族灭种的大事件里充当不可察觉的“幕后黑手”。
微生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年代，在古巴比伦王国流传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在记载史前大洪水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对一连串灾难的描述，其中就包括神的天谴（瘟疫）。晚些时候出现的《圣经》之中，也有相当多关于瘟疫的描述。
然而，要确定哪一个病原体领导了第一场影响人类进程的流行病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享誉全球的美国世界历史学家威廉 ·哈迪 ·麦克尼尔（ William Hardy McNeill）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亚洲和欧洲的病原体就开始影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
公元前430年，产生出辉煌的希腊文明的雅典与另一个古希腊强国斯巴达酣战不休，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正悄悄来临。这场改变了雅典历史的灾难起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一种未知的疾病传到埃及，再由船只经过地中海传到了港口比雷埃夫斯（ Piraeus）和雅典。病魔只肆虐了很短的时间，但它杀死了大约 1/4的雅典陆军，至少有 1/3的雅典人口死亡。
更可怕的是，灾难还摧毁了人们的精神。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人们失去了自己以往的信仰和道德标准。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的记载，以往最稳重、备受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至今我们都不知道罪魁祸首是哪种微生物。我们只知道，这场流行病沉重打击了雅典帝国，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不复强盛，这一切成为了西方文明史的“转折点”。
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在公元165~180年间也遭受了流行病的侵袭，这次被称作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的疾病流行造成了感染区内 1/4~1/3的人口死亡，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拉开了序幕。但这并不是黑死病最为闻名的“演出”，真正使得它让人类世界“闻风丧胆”的是它在欧洲的肆虐。
1348年~1361年间流行的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病，也是中世纪医学史上最大的灾难。黑死病也叫作淋巴腺鼠疫综合征，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藏身于黑鼠皮毛内的跳蚤上而引起的以“鼠—蚤—人”模式传播的疾病。因为患者会先出现淋巴结溃烂，而后引起肺部病变，到了后期整个人因为缺氧而变黑，到死亡时多会整个人呈黑色，故而得名黑死病。
黑死病的流行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街道上空无一人，大片的城镇、乡村陷入荒芜。世界沉浸在可怕的寂静之中，医生和神父都束手无策…… 1347年~1350年间，黑死病的一次爆发使欧洲人口减少了 1/4。
大量的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不均，改变了劳动者的存在形式，农奴从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劳动者……黑死病只是麻风病、结核病等众多流行病的代表之一，它们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深地动摇了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人类与病毒作战的短暂“欢愉”
人们现在认为黑死病起源于蒙古，是蒙古人穿越欧亚大陆的行动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如果说欧亚之间的病毒交流尚且受到距离限制的话，当历史前进到欧洲向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病原微生物就真正踏上了全球传播的旅程。
美洲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从亚洲徒步穿过大陆桥到达美洲的，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水水位上升，美洲便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片新大陆没有出现像亚欧大陆那样的复杂农耕文明，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也晚于旧大陆，并且没有像旧大陆那样产生诸多的城市流行病。
加之新大陆的居民驯化饲养的动物很少，使得源于动物的疾病也出奇得少，可以说，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当久经瘟疫“洗礼”的欧洲人踏上这块大陆时，和他们一起到来的病原微生物便悄无声息地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1519年，西班牙人试图征服阿兹特克帝国（Azteca）,尽管入侵者拥有火枪，阿兹特克人还是凭借人数众多和顽强的巷战抵御了西班牙人的攻势。形势在1920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天花病毒随着一个受感染的奴隶来到了墨西哥。
不久，天花的流行就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 Cuitláuac）。阿兹特克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可怕的疾病不会伤害西班牙人，军队士气低落，幸存者也陷入惊恐之中。
可以说，天花病毒替西班牙人打了一场“生物战”。这种情况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时得到重演，天花病毒杀死了印加帝国国王和他的指定继承人，剩下的两个王子开始内战，帝国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西班牙人便坐收了渔翁之利。
曾经如此肆虐无忌的天花病毒最终败给了免疫接种。牛痘的接种使得天花病毒无法再伤害人类，1977年，它在全球的疾病谱中绝迹。
16~20世纪之间，人类在医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6世纪解剖学的发展、17世纪生理学的进步、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立，加上19世纪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建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巨大飞跃共同成就了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政府职能的提高、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开展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天花成为了人类靠自身努力根除的第一个疾病。
如此巨大的胜利催生了更高的企求，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个当时看来相当可行的目标——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人类对天花病毒作战胜利后短暂欢愉中的一个幻想。麦克尼尔略带悲剧色彩的言论恰好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精准答案：“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许多人或所有人的威胁
尽管此前书写了诸多流行病带来的可怕场景，我始终无意于对疾病流行的后果，对病原微生物的威胁做任何夸大。如今，针对细菌的抗菌素催生了耐药菌的产生，以多重耐药结核菌为代表的微生物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诸多耐药菌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医院，面对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我们研制更强大的杀菌武器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强大的敌人。
在病毒的领域，1918~1919年那场流行全球的大流感的惨痛记忆还未完全消除，新的病毒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疫苗的研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都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
更可怕的是，病毒对人类宿主的适应能力是匪夷所思的，它能高频率地发生基因突变，甚至能与另一种病毒进行基因重组。试想一下，若是一种高致命性的病毒和一种高传染性的病毒在某个宿主体内相遇了，意外地产生了兼具二者特点的能广泛传播又致命的病毒，当这种病毒伴随着一个个宿主的脚步穿梭于全球的飞机场、火车站之中的时候，这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可怕的梦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就像是这个梦魇的现实版本。
2011年，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有3400万，尽管制药公司一直在研发改进控制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尽管医生、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社会学家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针对艾滋病的斗争行列，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它依旧在四处传播。
哈佛艾滋病研究所国际艾滋病中心主任乔纳森 · M ·曼（ -Jonathan M. Mann）在为《逼近的瘟疫》（The Coning Plague ）一书写序言时提出，艾滋病正在给我们上课，这一课的内容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对所有人的健康威胁。
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以便尽快发现新疾病的暴发，或旧疾病的异乎寻常的传播。没有这样一个真正能在全球工作的系统，我们就真的是无遮无拦，只能靠命运来保护自己了。
幸运的是，的确有人在建立这样一个“早期警报系统”。《病毒来袭》的作者、病毒学家内森 ·沃尔夫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很早便预见到了全球化条件下微生物对人类潜在的巨大威胁。他把地球比作一个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全球性的连接使地球上出现全新的疾病，扩展了可怕的动物病毒的传播范围。
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内森 ·沃尔夫博士创立了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环球疫情预警和应对网的一部分，充当了人类与病毒对峙边界的守护者角色。
在本书中，内森 ·沃尔夫博士帮助我们了解即将来临的病毒风暴，告诉我们流行病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他和同事们是如何检测和捕猎病毒，又是如何运行全新的病毒监控系统的。
身处现今这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每一次媒体对于新的流行病毒的报道 ，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猜测和或多或少的恐慌。对于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来说，在一个病毒学家笔下去了解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不失为一个睿智的选择，若是能在阅读中分享到作者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更是善莫大焉。
编辑：魏婉笛
制作：张昊华审核：孟小捷
原文刊登于《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