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的长安历史画卷——读《长安道》有感 焦仁贵
《长安道》是萧迹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十三朝古都西 安(古称长安)的故事。作者说:“千百年来,围绕这一片沃土流传 着许许多多有着神秘色彩的故事,如同一枚枚珍珠撒落于黄土地中。”他要把那晶莹的耀眼的发光的拣出来,透析赏玩,炫耀于世, 警戒于后,喻世明言。这拣珠之法,就是作者与传统写法的不同, 是区别秦史唐传之类惯常笔法的独特创新。以屈屈二十多万的文字,尚不足以概述一朝之故事,何谈十三朝。但作者置十三朝史于平台,剖析拣晶,取精舍赘,以幻想、梦游、转世、投胎、因果, 穿透古今,超越现实,“一夜游了几千年。”融古今于一体,转投胎 于人兽,打通古今通道,跳跃今昔之际,变幻人兽之间。叙述自由 洒脱,情节跌宕起伏,史实启人深思,命运揪人牵挂,开悟启蒙醒 世,感慨叹息愤然。作者以简洁洗练之笔墨,达鸿篇巨著之效果, 独特之写史手法令人敬佩。
正因为这部小说写法的奇特和另类,甚或表述手法的怪异,我们不得不溯源一下小说。《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头巷语之说也”。本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遍闲传,侃大山,各人心思心情的自由表达,情绪激情的尽情释放。鲁迅对小说下的定语是:“至于小说, 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他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 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鲁迅还说 过,小说“一为娱心,一为劝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以为萧 迹的小说是最接近本意的。他没有忘记小说的娱乐功能,更没有忘记达到娱乐功能的可读性,以及可读性之“街头巷语”。既便是历史题材,严肃的历史史实,他在不悖史实的基础上,尽力戏化娱化幽 默化,使人爱读爱看,吸引人去读去看。应该看到,自从有了小说 以后,小说的功能和作用及属性被不断改变,变得为我所用。而且随之也改变了一批批适应它的读者,适应了的读者再为那本不是小说的小说叫好,鼓励作者写出更多的不是小说的小说,小说境况劣矣!因此,萧迹无疑在改变这种状况,写出接近小说的小说,改变 被改变了的读者。对于他的作品的目的,他有很明确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而言,重要的是要好看要有趣要有味儿有灵魂。现实生活已经够纠结的了,我们之所以通过文学通过各种艺术创造虚拟的世界不就是想脱离片刻的真实,在虚拟的三界里获得陶醉和轻松。”
作品是表达思想的,有思想的作品不失为好作品。但思想的白显,犹如玉之白露,少了珍贵,更缺了获取者探寻的乐趣和突然发 现的惊奇,曲境得之更显成功之感。因此,文学的深度往往含有它潜藏思想的技巧和文字表述的含蓄,直白表示失败。这当然是评家的标准和世俗的评判。能否两全其美,即曲隐与直白共用,含蓄与白露并存,我以为是可以的。当作者思想大于形象,曲隐碍于表 达,人物难达喷涌之思时,作者赤臂上阵,口出直言,直点要津, 不但无节外生枝之感,且有画龙点睛之效。这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示范,叙史中不断有太史公曰。也就是我说,我有感要说。柏杨狱中十载,整理出《资治通鉴》,名曰柏扬版《资治通 鉴》,与其他版本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有柏扬曰。每到精彩扣人心弦处,即有柏扬曰:即柏扬有感要发,有言要畅,有训要遗,有警要 示,这是史中任何人物代替不了的。柏扬曰将同《资治通鉴》而传世。孙犁的芸斋小说,成功的运用了此种笔法,文中或文末,不时 出现孙犁曰:有感叹之曰,有哲理之曰,有醒悟之曰,有遗嘱之 曰,是行文至此不得不书之言,吐则为快。因此,在研究孙犁的学 者看来,这不但是孙犁的创造体,且是孙犁的新风格。他们说在其他作家的小说中,只能看到人物,看不到作者,在孙犁的小说中, 既能看到人物,更能看到作者。用小说表达思想,表达观念心态, 表达心路历程,萧迹的《长安道》可说是双峰并存的,人物代我 言,我自言。他没有用萧迹曰,但不曰之曰贯穿全本,每一章每一 节,关健处,有感处,悟道处,共鸣处,即秉笔直书,或章首,或 中节,或末尾处处皆见:“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但要做好自 已”。“只要是人,他的内心总会有两面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恶与善,最善变的正是人的这两面性,有时善至极,有时恶至烈。”“有 取舍就有拒绝。拒绝,对于任何一个需要你的人来说,你就是无 情。”“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却不知路多了,坑就多了”。“很多 人都是这样,他们面对强权强势,唯唯诺诺,不敢发声,却又把自 己种种委屈不满而衍生的负面情绪和愤怒倾泻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 身上,从而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在我眼里,这种人真的就是人 渣。”“没有原则的帮助人,其实是在害人害已”。“对我而言,死亡最 好的结果就是让那个把我变成狗的人不再因为我成为一条狗而天天 快乐了。”好了,不必抄录了。读着这些萧迹曰,似读历史,又似听箴言,似听故事,又似觅哲理,似看小说,又似看政论,其中的敏 锐批判,使你想到鲁迅笔法。时有读杂文之感。当然,行文间看出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厚实。作为熟悉作者的朋友,我感到了自传的成分。心路历程的呈现。
创作长篇如同造屋,穷家造之需攒钱备料三年五载,富家虽钱多料足,运筹尚需一年半载。先期的准备,不但决定工期,质量尚 在其中。写长篇的作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或共同经验,即创作 的准备期,深入生活,体险生活,搜集资料,熟悉环境,进入状 态,然后找一清静无扰之地,把自已关起来,告别亲友,暂时失 踪,下蛋或生子,其中的折腾和艰难就不说了。路遥写《人生》时搜集了十年的《人民日报》,不断翻阅找感觉,促己入境;陈忠实 写《白鹿源》时,翻遍了周围几县的县志,找回民国的风土人情。这种创作的经验连同他们的创作成为文坛佳话。《长安道》的作者,打破了这一规律和经验,甚或相反,不知有此规律。在没有生 活,没有搜集,没有备料,没有准备,没有构思的五无状态下,自 然而然,自觉的流文出来。这似乎不符文源的规律,有天方夜谈之嫌,但这确是作者的创作之状。就他已出版的十三部长篇小说来看,无一部循律而生。作者有公职在身,纯属业余创作,时间决定 了他对创作所需生活的接触。如果按照所谓的创作规律创作,下一个蛋需三五年,最快也得二三年,何有十三部之多呢!我揭示作者 这个创作秘密,有些人很可能把它与胡编乱造联系起来,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就会打消这种联想。他的长篇小说,曾获过大奖,引 起过轰动。《高家堡》写陕北一个堡子,作者只去过那里一两次, 可谓骑马观花,但小说里的高家堡的一条街,每一户人家,地理相 貌,人物对话,历史源源,深得当地百姓认可,说太真实了。如果 我们把一个苦苦追求,循道创作出几十万字的老作家,和一个“玩” 戏法似的创作出五百万字的年轻作家相比,会是什么感觉呢,我的感觉是,时代毕竟变了,所谓的创作经验或规律,终会被年轻一代 抛弃或创造,这也是历史规律。需要解开萧迹之迷的是,他的神 速,他的泉涌,他的奇幻,他的梦一般的创作,到底是怎么形成 的,是从那里来的,天才是一个可考虑的因素。如果否定天才,那 只有一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下神”。可天下读书郎多矣,破万 卷者不少,神笔有几2还是天才嘛!不服不行。
萧迹专攻长篇小说,已出版的十五本书中,只有两本散文集, 十三本长篇小说,短篇、中篇空白。不知是不屑,还是不愿,甚或 认为没有必要。如果是后一种,那可真是奇才了。要知道,创作的铁律是短篇、中篇、长篇,名家经验喻之孩子走路站、立、走、跑。造屋盖厦之一二三层,不可违之常识也。萧迹偏偏违了,且越过了所谓的必经必过,捷径达标。同行刮目,奇迹,另类。自然, 这也多少给他带来被认知认可或获奖佳评的延迟滞后,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雄心和创新意志。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劳动中出“劳模”,有老黄牛式的劳模,有不怕苦的劳模,有拼了命的劳模。有的劳模倒在了书桌旁, 有的劳模牺牲在创作室,英年早世,为文学献身。于是无形的规律形成了,吃得苦中苦,方得好作品,拼命创作,走出什么,走向什 么。文学成了苦难和牺牲的代名词。当然谁也没有这么提倡,但文名的诱惑使得有人不顾命的扑向文学。记得三十年代,有过“玩”文学,有过娱乐文学,大概也是复于小说的本意。要想娱人,必先娱 己,己之不娱,何以娱人。萧迹创作,始终处于轻松状态,婴儿出 世的前夕,毫无征兆,无十月怀胎的煎熬,更无临盆分娩的痛苦, 突然就拿出一部长篇,不由得令人惊讶,怎么没听说!是呀,人们 习惯了怀胎分娩的规律,怎么没显怀就出来一个。创作如同干活, 心灵手巧脑子灵光,出活就快;心淤手笨死脑筋,出活就慢。出不 了活,还要硬出,拼了命地出,我怀疑他是不是选错了活,应该另 选一个活去干,何必在文学上拼命呢,多不合算!萧迹的逆律而创,说明长篇创作这活,适合他干,干得漂亮省劲。干了那么多活,从没听他说过苦累之类的话,一部接一部的干,悄无声息的出。恢复文学创作的正态。
由《长安道》创作的破律,到长篇创作的破律,到创作手法的破律,艺术表现的破律,我感觉萧迹就是文坛上的破律者。但我不忍用这样的名词,在世俗者眼中,它是贬损的。但我读到的看到的确是一个破律者的形象。那些先贤名家们的创作经验和规律对他来 讲,实同束缚,他自觉不自觉就破了。破了之后,才感舒畅和痛快,文思才像流水哗哗流出,流在自己的渠道里。我特别敬重创作的规律和经验,因为它代表了辛勤、汗水和更大的付出。对继承者来讲,意味着轻松、捷径、少走弯路。但我更敬重规律的破坏者和经验的抛弃者,他是进步的象征,是台阶的迈上,预示着新规律的 产生,标志着新的开始。令人不解的是,口口声声文无定法的创作者,一旦创作起来,却循规觅律,以经验为是,往套里钻,并标榜 走某作家的路,宗归某派,追随某流。相对于死守规律不放者,我 更敬佩萧迹这样的破律者。他向我们明示,在文学艺术面前,他不是一个跟进者,一个循道者,一个按部就班的规矩者。而是一个超前者,超越者,破律迈进者。不如此,文学艺术何以进步求新。当 然,破律者是孤独的,有时是寂寞的,特别是在文坛赏律遵律的状 况下,破律者要付出超常的耐心,要有足够的等待性,要有强大的 自信心。这是作者的胆识,也是他的实力。
历史小说,重要的一点是对史料的深挖,对史实的把握,行文 真实。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认识是明确的,把握是准确的。他说: “以前总以为千年的文字会说话,每一撇每一捺都是刻印在石碑上的,后来才知道,历史是真实的,但记录历史的人不是每一个都睁 着眼睛的。”作者的历史观是很深透的,他卑视那些闭眼的记史者, 崇尚那些睁眼的观史者,自己要做睁眼史者。寄予这样的认识,他的这部《长安道》是真实可信的,是去伪存真的,甚或有对争议史料的个人探讨。即便出于可读性的需要,在细节上的超常构思,也在史实的筐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