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宋成校，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通信邮箱：schengxiao@163.com
Doruk Cengiz, Arindrajit Dube, Attila Lindner, Ben Zipperer,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3, August 2019, Pages 1405–1454, https://doi.org/10.1093/qje/qjz014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using 138 prominent state-level minimum wage changes between 1979 and 2016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first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increase on employment changes by wage bins throughout the hourly wage distribution. We then focus on the bottom part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and compare the number of excess jobs paying at or slightly above the new minimum wage to the missing jobs paying below it to infer the employment effect. We find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low-wage jobs remained essentially unchanged over the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direct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average earnings was amplified by modest wage spillov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Our estimates by detailed demographic groups show that the lack of job loss is not explained by labor-labor substitu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We also find no evidence of disemployment when we consider higher levels of minimum wages. However, we do find some evidence of reduced employment in tradeable sectors. We also show how decomposing the overall employment effect by wage bins allows a transparent way of assessing the plausibility of estimates.
文章利用美国1979年至2016年期间138个重要的州级最低工资变动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与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最低工资变动对低薪工作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工资分布中的工资区间来估计最低工资增加对就业变化的影响。然后，将重点放在工资分布的底部，比较工资水平超过或略高于新最低工资的超额工作数量与低于新最低工资的缺失工作数量，以推断就业效应。研究发现：低薪工作的总数在最低工资增加后的五年里基本上没有变化。同时，由于工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最低工资增加对平均收入的直接影响被放大。另外，在工资分布的底端，失业人数的减少并不能由劳动力替代效应来解释。最后，文章还根据人口特征、不同行业以及在职员工与新入职员工等划分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检验。最低工资政策在美国各级政府的政策辩论中占据显著地位。加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和纽约已经通过立法，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至少还有其他五个州正在将其最低工资提高到12$或更高多。在过去三年里，十几个城市制定了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通常显著的高于州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标准。另外，最低工资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是：最低工资对低薪工作的总体影响是什么？尽管“新的最低工资研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详见Card and Krueger 1995; Neumark and Wascher 2008），但关于这项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的研究却很少。因而，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来估计最低工资增加对整个工资分布的影响，随后重点关注分布在工资底部的就业变化情况，以估计最低工资增加对受影响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考虑到最低工资的增加将直接影响到以前工资水平低于新最低工资的工作，因而在新最低工资处或者略高于最低工资处会产生工作“聚束”现象，称为“额外工作”。而且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的影响会逐渐消失，在某一点之外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政策的总体就业和工资效应可以从最低工资增加的局部就业变化中推断出来。例如，通过达到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超额工作岗位数量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岗位数量之间的差异来评估就业的变化。为了考察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的影响，文章采用事件研究分析方法，利用1979年至2016年期间138个主要的州级最低工资增长情况开展研究，估计最低工资增加发生前三年和发生后五年每美元工资区间的就业变化。因此，文章将工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工资区间，使用这些工资区间来评估最低工资增加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高的后五年内，低于新最低工资的工作岗位数量大幅下降；在最低工资处或略高于最低工资处出现超额工作。但是，正如预期的那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工资分布上部有任何的就业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研究设计的科学性。最低工资增加对受影响工人的平均工资存在影响，使受影响工人的平均工资上升了约6.8%，受影响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显著增长意味着自身工资（或竞争模型中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就业弹性为0.41。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通过估计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的影响，可以评估并区分最低工资增加对就业变化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另外，文章通过在模型中控制不同变量与状态特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而对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不同行业、在职与新入职员工进行划分，开展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并通过事件分析法对最低工资变化按事件进行估算。最后，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并解释了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与事件分析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文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节解释了概念方法和模型设计。第三节分析了总体就业效应、工资溢出效应和最低工资增加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第四节进一步说明了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文章从工资分布底部的就业变化来推断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如图1，红色虚线显示了在没有最低工资的情况下的工资分布。蓝色实线表示实际的工资分配情况。其中，最低工资为MW。
另外，作者采用delta法计算这种弹性的标准误差。文章从估计最低工资对小时工资分布的影响开始分析，图2显示了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图2报告了最低工资变化五年后的平均就业变化。（1）低于新最低工资的工作岗位明显大幅下降（1.8%）。（2）在新的最低工资（$0工资区间）上，工作岗位也显著增加。（3）在新的最低工资标准3美元以上的就业人数也有显著增加，在新的最低工资标准1美元和2美元上就业人数增加幅度不大，且在统计上不显著。（4）在新的最低工资4美元以上的超额工作岗位占2.1%。（5）而最低工资以上5美元到17美元或更多就业变化都很小。从统计上看，这条红线代表了就业变化的连续总和。
表1中对时变、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因素进行控制，作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第（1）列报告了图2和3所示的最低工资增长五年后的平均估计值。第（2）列和第（3）列分别考虑线性和非线性的时间因素。第（4）至（6）列考虑了工资分布的差异性。
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相似。第一，在所有模型中，受影响工人的实际工资在统计上都有显著的增长：这一增长介于5.7%到6.9%之间（第（1）至（3）列）、在4.3%到5.0%之间（第（4）至（6）列）。第二，相比之下，受影响工人的就业比例变化在统计上都不显著，且估计系数上比工资变化估计系数小，这种影响介于-1.9%和3.6%之间。第三，第（7）列提供了就业和工资的估计值，受影响就业的估计值为0.025、工资的估计值为0.063，实际上与第（1）列相同，证明了使用工资区间对模型进行估计没有实证影响，基准模型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通过研究不同人口群体的就业反应来评估在工资分布底部是否存在劳动力替代。表2报告了无高中学历、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工人、妇女、黑人或西班牙裔个人以及青少年的估计值。例如，按教育程度和年龄限制样本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高中学历的人来说，失业估计值
，而对于那些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则为−3.2%。这些缺失工作岗位的估计值分别比全样本估计值（表1第（1）列中的-1.8%）高261%和78%。在所有的情况下，除了黑人或西班牙裔群体，超额工作岗位都大于缺失的工作岗位，这表明就业效应是积极的，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表中前五个人口群体相对于自身工资的就业弹性在-0.086至0.570之间。那些没有高中学历的人，他们的就业弹性相对于工资是0.475，在10%的水平上显著，青少年的最低工资弹性为0.125，比文献中的一些估计值更为积极，但在统计上仍不显著。
许多文献都集中在特定的行业，如餐馆，那里的最低工资具有特别的约束力，因此更容易发现对部门工资的明显影响。在表3中，我们报告了各经济部门的估计数。该表显示：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差别很大，最低工资在餐饮业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预计失业率为10.1%，而在建筑业似乎没有约束力；最低工资在非贸易部门（6.6%）比贸易部门（1.6%）或制造业部门（1.7%）更具约束力。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也因部门而异。研究发现，在最低工资或高于最低工资处的超额工作岗位数量少于可贸易部门的缺失工作岗位，因此就业效应为负（−11.1%），且不显著。同样，制造业的点估计值表明大约10.1%直接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工作消失。但是，并未发现在非贸易、餐饮业和零售业中存在负面影响。分别考虑最低工资对在最低工资提高之前就业的工人（在职工人）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的影响。将样本分为在职员工和新入职员工，利用CPS对每个受访者进行两次访谈的事实，正好相隔一年。该划分将样本限制在1980-2016年间。图4显示了新入职者（A组）和在职者（B组）对应的估计结果。对于这两组样本来说，新的最低工资显然是有约束力的，低于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岗位明显减少，而处于新最低工资标准水平的工作岗位明显增多。这突出表明，将样本限制在在职工人身上的研究只能部分描述最低工资上调的全部影响，因为新入职者也会受到该政策的影响。
绿色和蓝色虚线显示了每个组的就业变化的连续总和。这两条线显示，在这两种情况下，上尾就业率变化不大。如果雇主正在用高技能工人取代低技能工人，应该会看到以前雇佣的工人的工作岗位有所减少，也许会被高技能的进入者所抵消。另外，在职员工受到的影响系数为9.5%，明显大于新进入者（1.9%），其中一些差异可以由溢出效应解释。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量化了最低工资的直接影响和来自工资溢出的间接影响。直接（或“无溢出”）工资增长计算方法如下：
在式（2）中，受影响工人的总工资增长率
包含了这一直接效应和工资溢出的间接。因此，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异，
即为溢出效应。表4中第一行显示了对整个样本的估计结果。第（1）列重复了表一中第（1）列中估计的总工资效应，即6.8%；第（2）列显示，在没有溢出的情况下，工资将增加4.1%；而第（3）列显示39.7%反映了最低工资增长的溢出效应。
表4还报告了几个子样本的估计值。例如，在几个关键人口群体中，溢出效应在总工资增长中所占的份额相对相似：没有高中学历的人（37.0%）、青少年（34.7%）、没有大学学位的人（40.2%）和妇女（35.9%）。本部分分别估计每种事件产生的就业影响，并评估当考虑更具约束力的最低工资增长时，这些影响是如何变化的。为此，作者创建138个数据集，数据集包括事件h的状态和按事件时间划分的8年面板的控制变量。回归方程是：
图5，面板（A）显示了缺失工作的估计值与新的最低工资之间的非参数关系。为了计算前者，使用最低工资与中位数工资的比率进行衡量，也称为Kaitz指数。
当最低工资高于中位数时会有更大的影响，
的系数相当大，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最低工资与中位数工资比率较高的事件会产生更多的失业。但是，这与达到或高于新最低工资标准的超额工作人数几乎相等。因此，就业效应几乎没有变化（斜率为0.006），如图,5面板B所示。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本文所研究的美国最低工资的增加水平还没有达到对就业产生相当大影响的程度。
最近的实证文献使用经典的对数最低工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logMW）进行研究，发现在美国背景下，总体失业效应很大( Meer and West 2016)。作者将经典的对数最低工资对就业人口比率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进行分解。图6中对每个工资区间，在状态和时间固定的情况下，对同一时期、四个年度滞后和两个对数最低工资的年度增长率进行回归。柱状图条形图显示平均处理效应除以样本平均就业人口比率，而紫色虚线绘制了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工资区间的变化总和，可以看出，在15$的工资区间后，总效应开始显著为负。
另外，图6显示最低工资增加与工资介于6至9美元/小时的大量就业变化有关。6美元/小时和7美元/小时工资区间中的就业人数大幅减少，而8美元/小时和9美元/小时工资区间中的工作岗位数量大幅增加。总的负就业弹性（如-0.137）几乎完全是在超过15美元/小时的工资区间中累积的。作者进而解释了为什么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和本文的事件研究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对就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完全是由于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纳入样本所推动的，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变化很少，然而1980年代的就业变化总数与2000年代最低工资变化有关。虽然这会影响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但它不会影响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得到估计结果。文章从工资分布的变化来推断最低工资增加的就业效应。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能够评估最低工资增加对低薪工人的总体影响，而这部分群体恰是最低工资政策的主要目标。文章的主要估计结果显示，在最低工资处及略高于最低工资处的超额工作数量，与低于最低工资的缺失工作数量非常接近，而且当工资水平超过最低工资4美元时，最低工资增加对就业变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低技能工人的情况也类似，这表明劳动力替代不太可能成为我们研究设计考虑的一个因素。此外，文章所研究的最低工资水平——介于工资中位数的37%到59%之间——还没有达到失业人数相当大的程度。然而，如果最低工资超过本文所研究的标准，那么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如果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可贸易部门的影响更大，则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增加的就业效应可能更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