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甜姐儿”黄宗英今晨逝世，享年95岁
转自“上观新闻”
今天凌晨3点28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逝世，享年95岁。
去年，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94岁的黄宗英获得终身成就奖。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现场的她，让儿子赵佐代领了奖，并代表她读了获奖感言——
“此时此刻，我要对巴老、佐临和所有的师长们说：学生没有让你们失望，小妹做到了！我要感谢上海的观众和读者，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厚爱；我要感谢党，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教导；我要感谢这片土地，感谢人民，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抚养；我鞠躬。”
黄宗英是中国电影界令人难忘的“甜姐儿”。
1941年，她主演个人首部话剧《甜姐儿》；
1946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追》，之后分别在《幸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出演重要角色。1954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
1960年，担任剧情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编剧；
1965年后，她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曾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有报告文学《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小木屋》等，随笔集《故我依然》《上了年纪的禅思》，与徐迟、肖复兴共同创作报告文学集《为了你，我的祖国》，与丁玲共同创作报告文学集《一代天骄》，2016年出版《黄宗英文集》。
黄家兄妹。前排左起：黄宗英、黄锐华（享年99岁）、黄燕玉（享年103岁）。后排左起：黄宗洛（享年86岁）、黄宗江（享年89岁）、黄宗淮（80年代去世）、黄宗汉（享年83岁）
黄宗英曾说，“我的人生就是我的艺术，我的艺术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真实不变的人生！”
9岁丧父、15岁失学，黄宗英最珍惜的事就是看书。一有时间，哪怕在演戏候场的间隙，她都喜欢坐下来学点什么。她说，相当数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及其中的人物，“伴着我走过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敦促我为文学艺术尽心尽力做些微贡献”。
黄宗英和大哥黄宗江在兰心剧院后台（1942年）
新中国成立后，黄宗英成为较早转到专业作家行列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她认为，一个作家，要发出该发的声音。
她的《大雁情》呼吁要给一个饱受不公平待遇的植物学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他平反。
为了帮助研究高山植物生态的科学家实现在西藏建立一个观察站的梦想，黄宗英筹措经费，带着团队三进西藏，帮助女科学家圆梦——第一次进藏，她写出了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年，第二次进藏考察，她跟踪拍摄了纪录片《小木屋》；第三次进藏，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和科学家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因严重高原反应昏迷了两天两夜。
电影《追》剧照（1946年）
翻开黄宗英作品集，灵动的表达溢满字里行间，率真的情感表露一览无遗。正如有人所评价：黄宗英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她的文学。
银幕外，还有作家梦
2016年，“甜姐儿”黄宗英所著《黄宗英文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文集共四卷：第一卷《存之天下》，写亲人朋友；第二卷《小丫扛大旗》，收录了报告文学、人物特写、早期的影视剧本、诗歌等作品；第三卷《我公然老了》，主要是散文作品；第四卷《纯爱》，收录了黄宗英、冯亦代的往来书信，时间为1993年2月26日至11月4日。
她是舞台上的“甜姐儿”
1925年，黄宗英出生于北京，7岁随父移家青岛，9岁丧父，孤儿寡母去天津投亲，进树德小学就读。1941年初秋，黄宗英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她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从此走上戏台。
电影《丽人行》剧照（1948年）
在《可凡倾听》里，黄宗英曾回忆道：“我不记得哪个当口上去，正愣着的时候，被舞台监督给推出去了，没想到角光那么厉害，底下像个大窟窿似的，我就蒙了。后来，我赶快出了第一句话，又不知道哪儿说第二句话，他们都有经验，追着我的话往回倒，我就说了第三句话。”手忙脚乱里，黄宗英下了台，心想“戏给自己搅乱了”，这时黄佐临出现在她身后，告诉她，明天还是她来表演。
在上海的剧团里，18岁的黄宗英结识了年轻而有才华的同事郭元彤，艺名异方，但对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婚后18天就去世了，这给黄宗英的第一段婚姻蒙上了难以忘却的阴影。在以往的采访中，黄宗英曾说：“结婚那天，他就病了，是扶着结婚的。我第一次看见人稀里哗啦就死了，就往太平间里推。”
短短18天的婚姻悲剧，使黄宗英的精神受到了重创。半年后，她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来又应聘到南北剧社，担纲了不少话剧的主演，成为红极一时的“甜姐儿”。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对黄宗英十分关爱，两人于1946年成婚。这是黄宗英的第二段婚姻。
最成功的角色是“赵丹妻”
1946年冬天，黄宗英主演了第一部电影《追》，从此由舞台走上银幕。紧接着，她又主演了影片《幸福狂想曲》，这个偶然的契机，使她与赵丹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片子快拍完了，赵丹和黄宗英说：“你不应该离开，你应该是我的妻子。”现实中的幸福狂想曲悄然奏响。后来，黄宗英与程述尧离婚，和赵丹走到了一起。两人共同合作出演了《乌鸦与麻雀》《丽人行》《聂耳》等作品，其中《乌鸦与麻雀》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喜剧电影。
黄宗英和赵丹
1951年，赵丹、黄宗英夫妇因为电影《武训传》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赵丹扮演武训，黄宗英也出演了一个角色，影片讲述出身贫寒的武训，几十年行乞卖艺，积攒善款，筹办义学的曲折经历。最初上映时广受好评，但在当年5月却被突然定性为“反动电影”，铺天盖地的否定、批判迎面而来。那是最艰难的时刻，黄宗英在《可凡倾听》里说道：“我们俩小吵小闹多得很，大家伙儿都知道。但是每当一批《武训传》，我就马上站在他旁边了。每次他受到大委屈的时候，我一定站在他旁边。”
丈夫“阿丹”是黄宗英最重要的人生伴侣。1980年，赵丹因病逝世，两人相依相伴了32年。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提起赵丹，黄宗英都会说，只要自己活着，阿丹就不会“死”。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痴迷廿年一一赵丹只为演鲁迅》，从1960年开拍《鲁迅》，“阿丹”直到生命尽头，还在牵挂着鲁迅这个角色。在《可凡倾听》里，黄宗英说：“他要演戏，整个人就跟疯子似的，整个人就变鲁迅了。到服装仓库里头，淘来淘去，把鲁迅可能穿的东西都穿自个儿身上。他演什么都要像什么。所以当时抽烟抽得特猛，而且抽得要烧着手指头。”去世前几天，“阿丹”的胡子来不及剃了，人也特别消瘦，黄宗英觉得“他晚年躺在那儿，特别像（鲁迅）。”
晚年的黄宗英与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谱写了一段安静幸福的黄昏恋，但赵丹始终是无法取代的一生挚爱。“人家问我一生你难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说难为赵丹妻。你一生中最成功的角色是什么？我说同样的，也是赵丹妻。我活着，不能让他死了。”《可凡倾听》里，可以听到黄宗英这样子说。
成为作家的演员
作家，是演员黄宗英的另一重身份。1952年，黄宗英被调到上海文学研究所，奉命转行成为编剧。从此，银幕上的黄宗英逐渐隐退，作为报告文学《小木屋》《大雁情》《天空没有云》作者的黄宗英开始广为人知。
巴金（右）、黄宗英（左）在波兰第二节世界和平大会上（1950年）
黄宗英写的第一个剧本大纲名为《平凡的事业》，剧本完成后一遍就通过了，这令她备受鼓舞。不过紧接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曾回忆说，自己10个月内连写了8个剧本大纲，却都被毙掉了。写剧本太“磨人”，幸亏当时的领导夏衍告诉她，要是写不出剧本，每年出几篇散文或报告文学也行。提起这，黄宗英也直率：“我初中毕业，哪儿知道什么是报告文学。只是除了剧本，我什么都想写。”
1982年，黄宗英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入藏，并全程跟随生态学者徐凤翔做野外考察，最终写就震撼读者的《小木屋》。但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作家必须到故事发生的一线去观察和记录。20世纪90年代，黄宗英第三次跟随徐凤翔入藏考察，结果却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给她的身体带来极大的损伤。《可凡倾听》里，黄宗英回忆：“缺氧之后，如果我当时就回来，大概不至于这么厉害。5月1日昏过去，5月3日醒过来，后来我一直坚持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才随着大队赶回。20多天来一直带病工作，所以血管始终就伤得厉害了。”
晚年，黄宗英还有一个报告文学的梦。“我久想采访一个研究大粪的专家，到农业科学院去，到他的家里去。”
黄宗英主演电影《为孩子们祝福》剧照（1952年）
年事已高的黄宗英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每天让脑子动一动”，看书、练字、有时也弹钢琴。她曾在《可凡倾听》说，“我早上起来要练舞，当然不可能到街上去跳舞，但是我可以练一练。我从来没觉得闷，活着兴趣很广，我活都活不过来呢。”
“丑丫今已雪盈颠。无多春暖花开日，不少风欺霜虐天。银幕舞台留旧梦，荒原极地续新篇。壮心未逐前尘散，绕室彷徨百遍旋。”《可凡倾听》里，“甜姐儿”的自叙诗言犹在耳。
*2000年06月16日《解放日报》，曾刊登黄宗英文章《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今日再刊于此，以作纪念。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待我打开书页，却仿佛自己已化为莘莘学子之一，听博学多才年方二十三四岁的傅雷讲课，我仿佛看到赵丹也在课堂里，一九三三年正是作为小小剧团团长的赵丹，被故里南通的国民党通缉，带着冲出险境的得意乘船悄悄来到上海，把父亲嘱咐他学律师的学费交到美专。唉，我到哪儿去问阿丹有没有听过《二十讲》？只知道阿丹对傅雷还是挺服贴的……
只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课堂的四面墙已经消失，书册像一袭魔毯把你带往几个世纪前的翡冷翠、罗马、荷兰……恰如傅雷《序》中言：“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他告诉你十三世纪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是诞生但丁、培根、圣多玛的时代，也就诞生了基督教圣者方济各。圣方济各颂赞自然、颂赞生物，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燕姊，称树木为树兄，说圣母是一个慈母，耶稣是一个娇儿——这在艺术上可纯粹是簇新的材料，于是童年时就已在荒僻的山野的乔托，乃承担了方济各几座教堂寺院六十多幅壁画和内部装饰，乔托的画成了天真动人的诗。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是《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小鸟儿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蹲在方济各面前，像一群小孩在静静倾听，真是妙极了。所以说“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者自乔托始”。他是文艺复兴的先锋。于是我们跟踪傅雷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对艺术之神皈依之虔诚走近波提切利，走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让我们通过画面听到音乐的律动、历史的走向、心灵的震颤，并教会我们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汇聚众多人物的题材里，能够找到那准确地精心勾勒一件事物的一举手一投足的一分钟。呀，我的笔难以描述二十万字的《二十讲》之博大精深，我想到历史和人物皆因关键的一分钟结晶，而积累，而沿袭……
有一天，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来到冯亦代的病房，我谈起得到《二十讲》的珍本，只是字太小，我的视力在退化，有的篇章不得不去复印放大，有的片段若按我年轻时的记忆力真想背下来，人还是要相信些什么的。小董说：“我们出了新版本啊！是大三十二开本，字清爽。老版本限于当时条件只选了五十四幅插图，而当年傅雷讲课时，是配有大量名画图片的。傅敏为了实现父亲的宿愿，在旅欧时带回大量名画图片，共选用二百一十四幅。可精彩啦。”“那一定很贵吧？”我问溜了嘴。“不贵，才六十多元，我送你。”三联书店一直常常赠书，果然董总没过两天就寄来一本新版《二十讲》。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已经第四次印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