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周公摄政暨成王在位的绝对年代（修订）
【内容摘要】：成王在位年数的研究确实复杂，搞晕了无数的学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把“周公摄政７年”与“成王继位７年”混同了。哲在此要特别强调提出“成王继位年”、“周公摄政年”、“成王亲政年”三个概念，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獨一無二的研究成果，就是：周成王的确切在位年数含“成王继位“１年、“周公摄政”７年、“成王亲政“２９年，共计三十七年。周公摄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４３年，反政成王于公元前１０３７年；共计七年。成王亲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３６年，薨于公元前１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时为成王三十七年夏正四月初六乙丑日，年寿约４８岁；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成王继位１年，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亲政２９年）。
【关键字】：周公旦 周成王 毛懿公 毛叔郑 冉季载 武王母弟 文王嫡子
《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报告》（下文简称断代工程）中断周成王在位２２年、周康王在位２５年，又迷信《史记》所载而定周穆王在位５５年。此处明显存在漏洞，工程专家们却为了迎合所谓“历谱”，硬是不顾常识而随意篡改二王年数，却冠以国家学术成果的名义，以至于闹出笑话来，让国家声誉蒙羞。
小学生都知道，科学不能违背常识这一道理。
我们来简单推算一下自成王到穆王间各王年寿和继位时年龄：史书皆称成王即位时“幼，不能莅阼”。到底多大，说法从“在襁褓之中”到十三岁都有，算最大２０岁。则依断代工程在位２２年，死时最大４２岁，则其子康王最多２６岁，依断代工程在位２５年，死时最大５１岁，则其子昭王最多３５岁，依断代工程在位１９年，死时最大５４岁。昭王死，其子“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父与子岂不是差不多同龄，世上哪有有１０岁以下生子的？（上述推算还是取各王皆１６岁生子测算，也达极限。）
有人会诡称穆王继位时年龄可不依《史记》，然《尚书吕刑》穆王自称年已“耄耋”，看来他寿九十多岁还是可能的。依断代工程在位５５年，则穆王继位时年龄也差不多要４０余岁，则昭王生穆王须得是十三岁左右，这已经是极端违背常理的了，难道你家生娃一生一个准，头胎必定是男孩？假如嫌这种推论证据不足，则有《尧公簋》铭文可把断代工程结论直接否定。
《考古》２００７年３期上发表了朱凤瀚先生《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该文介绍了香港私人所藏的尧公簋，并在考释铭文的基础上分析了相关的西周王年、唐伯侯于晋等历史问题。其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朱凤瀚提供的“尧公簋”实物照片和铭文
从尧公篡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物作成的时间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２２年，康王２５年，均少于２８年。所以，自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可以说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成书于东汉的《孔子家语》、蜀汉谯周《五经然否论》、《资治通鉴外纪》并云周成王十三岁即位，东汉许慎《五经异议》以为周成王十四岁即位，从《尚书》、《逸周书》、《史记》诸书周武王死后成王尚未成年、周公摄政，七年之后还政成王来看，这一个年龄应该是可靠的，即是由二十岁成王成年开始亲政上推七年得出。《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并云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寿五十七岁，这一年龄应该于史实也较近。
《史记周本纪》有一句话：“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而断代工程却置之不顾。依断代工程，成王、康王总计４７年，扣除周公摄政７年征战四方，用了刑措，最多４０年刑措未用，哪里去找“四十余年”？
而《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大量出土铜铭也间接证明了，除了周公平叛三监之乱，伐奄、滅蒲，伐淮夷。（《竹书纪年》原注：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成王年间确有二次伐东夷的事实。如此，则不足“四十年”矣。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成王的在位年数是多少呢？
汉以前典籍未见有确切记载。孔颖达疏《尚书▪顾命》：“成王崩年，经典不载，《汉书▪律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顾命》之文，以为成王即位三十而崩，此是刘歆说也。孔以甲子为十六日，则不得与同矣。郑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传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几年崩也。”
孔颖达所疏归纳了汉人对成王在位年数的说法，主要即是刘歆的三十年与郑玄的二十八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要两种观点。三十年或二十八年，皆是从成王在周公摄政后之第二年亲政，即《尚书▪洛诰》那一年始算的。
那么，谁说的对呢？哲以为，此二说亦对，也全不对。
我说它对，是指以文献记载历日推溯的方法是对的。我说它错，一是指刘歆对胐日、哉生魄等月相名称的理解有误。
二是历日推算是以《诏诰》中夏三月召公相宅起，到成王去世日为止的。已知成王于夏四月“甲子日不豫”，“翌日乙丑崩”，则在位年得虚加一年。因为前王无论何月去世，继任必在下一年夏历春正月即位，而不会在同年，故二者结论都需加一年。
三是指无论刘歆，还是郑玄乃至后来的学者，都没注意到周公摄政年起于何时这一关键问题。纵观古今，几乎无人提出过“成王即位元年和周公摄政一年”各有所指这一关键认知。文献也好，学者也罢，大多是将两者混为同一年。
古四分历数据：１年３６５．２５天，１月２９．５３０８５天。以四分曆术推演，自《洛诰》“唯三月丙午朏”至《顾命》“四月哉生魄……甲子”为３０年估，则共有１０９９８日。计有３７２月又１３日。以丙午朏在初二，“哉生魄……甲子”在十五。丙午朏在初三，则“哉生魄……甲子”在十六。
同样，自《洛诰》“唯三月丙午朏”至《顾命》“四月哉生魄……甲子”估为２８年，则共有１０２７８日。每月以２９．５３０８５天计，共有３４８月又２日。以丙午朏在初二，“哉生魄……甲子”在“初三”。丙午朏在初三，则“哉生魄……甲子”在初五。
通过分析可知，若采用刘歆的“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观点排历，所得成王在位年数就是三十年；而采用“朔而后魄生，望而后魄死”的观点推溯，所得成王在位年数则为二十八年。两说的不同，实际上是源自于他们各自对月相含义的不同理解。
“朏”，《说文》里是确指“朔之三日也”。古文月采篇也说“三日曰胐”。可见“朏日”的指称是很明确的，就是指每月的初三日。也即是铜铭历日中常见的“初吉”之日。
故而相比较来说，郑玄的二十八年说较为接近史实。若以郑玄说，则成王在位年数为三十六年（含周公摄政七年），对不对呢，也还不对。因为郑玄也是忽视了周公摄政之前成王即位一年的事实。
＂断代工程＂以＜召诰＞历日定成王元年为前１０４２年，也是基于＜召诰＞＜洛诰＞为同一年的认识，且以为作于成王七年。事实上，据哲的研究，＜洛诰＞、＜召诰＞是作于“成王亲政始年”，也即“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后一年。
成王在位年数的研究确实复杂，搞晕了无数的学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把“周公摄政７年”与“成王继位７年”混同了。
哲在此要特别强调提出“成王继位年”、“周公摄政年”、“成王亲政年”三个概念，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獨一無二的研究成果，就是：周成王的确切在位年数含“成王继位“１年、“周公摄政”７年、“成王亲政“２９年，共计三十七年。
即周公摄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４３年，成王亲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３６年，成王继位于公元前１０４４年。
有人会问，你这个结论准确吗？自西汉以来，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研究了都没个结果，你为何这么自信地说周公摄政之前成王已经在位有一年？哲曰：无它，常识尔。
世人皆知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幼，不能践胙。”既然是摄政，则与王即位年必不同年，否则视同篡位了。即算事实是同一年摄政，史家记录也会把它视为下一年。正如前面所说的，如前王无论是何月去世，后王继任元年必在下一年，而不会在同年。前王去世当年应还是归称前王某某年。
哲曾说过，所谓学问，往往不过是点滴阅读过程中的常识累积。不用畏惧和迷信专家，待到别人的学问在你心中只是常识，那你就是大家！
然在学术研究中，很多学者往往忽略了常识，钻进了学术牛角尖中而不可自拔。比如前面提到的以各王年寿和即位年龄来推论成王在位年，是不可能只有２２年的，但断代工程专家们却依旧漠然无视。
在《逸周书》里，其《武儆》篇说：“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注疏》是将此注疏于“（武王）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条下，可见他是认为武王临终始命立储。
实际上，这里明明是指文王十二祀（武王十一年，即克商前一年）四月的某天，姬诵被武王立为太子。顾颉刚也是错解为“因武王得了不祥的梦，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好，就接受了周公的王位传子的建议，把儿子诵交给周公，立为嗣王。”这二人都是因为忽略了“年、祀“纪年有别的结果。
逸周书 书影
简单说，文献铜铭中”维某祀、维王某祀“是指前王薨的第某年，亦可用来纪年，但与时王纪年会出现序差１年。（可参看哲之文章：《大小盂鼎》历日考证兼谈“年、祀”之不同）
可见，武王立储是在克商前一年之事。又《逸周书·明堂》：“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知武王是在克商后六年去世。即算取司马迁所说的武王克商二年后崩，成王也要三岁了。
所以说司马迁记“武王崩时，成王在襁褓之中“，纯粹是无稽之谈。亦可知成王继位时必在七岁之上。从诸多史书的说法来看，成王即位时大致在十一、二岁，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淮南子·汜论训》中说，国君诸侯“十二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国嗣也。”这个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的，想必是成王继位事件的遗孑。
《竹书纪年》载：“（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在这里，“王加元服”被置于“王即位”之后，可见“加元服”并不是“继位”的象征，成王继位是顺理成章之事，一是早被立储，二是王即位皆在夏历“春正月”。
可以推论，成王继位在其十二岁时，武王崩时年十一。这或许也能解释司马迁为何说成王时在襁褓之中，可能史料中“十一岁”被误衍为“一岁”，致使司马迁误得出“在襁褓之中”的定论来。
竹书纪年 书影
顾颉刚曾认为：“武王死时年五十四，成王是他的长子，该有三十岁左右。”这又是以常识想当然了。
成王母为邑姜，太公望女。武王娶邑姜前，应是早就娶妻生子，取邑姜封其为正妃，则武王前所生子，都没有继承权。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后人据此而论，晋唐叔虞为成王弟，认为成王至少有四个弟弟都封了国。
哲以为，此说谬也。邗、晋、应、韩，盖皆武王庶子。周之分封，嫡子大宗皆不外封，有“守器承祧”之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封嫡弟康叔于卫，皆权衡之举也。
典型的有文王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鄭），其子嗣皆不外封。周公之子除伯禽外，皆封于畿内。何也，文王太姒之嫡惟五子尔，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康叔封、幼子冉季载（毛叔鄭），余者非太姒所生。故三叔以叛，周公诛兄放弟，人不以周公非仁，被诛杀者，庶兄弟也。
《晋公盆》铭文云：＂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国语·晋语八》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逸周书·王会解》言成周之会，唐叔已列于朝班，非是孩童。种种迹象表明，晋唐叔虞当为成王庶兄，且在武王庶子中排行为叔，其上还有“邗伯”。
晋公盆 铭文
尚书《顾命》中有六大臣“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史记》云“彤伯为成王宗伯。”不言彤伯何姓。王肃云：彤，姒姓之国，其馀五国姬姓。
哲以为，王肃所言恐非，宗伯一职管理王室族亲，非外姓所能担当。成王时，彤伯入为宗正，掌王亲属是也。
汉朝宗正皆由刘氏宗室出任。唐武则天侄武承嗣墓志铭中就有“周征彤伯，汉任刘平，忠规有序于宗亲，茂秩式分于河海。”
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始选其宗中之长而董正之，谓之宗正。” 可见汉、唐、宋以来皆以宗正为王室亲属担任，何以王肃言彤伯为姒姓，而后世学者不察焉？
《路史》称周成王封支子于彤。考成王封幼子臻于单邑，为畿内侯，称单伯。则彤伯或为成王嫡亲弟也，成康时任大宗伯，亦为畿内伯，类周公职于武王。
古今学者受司马迁之影响，多以为文王太姒有嫡子十人，其实误也。诗大雅思齐曰：“思齐大妊，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诗经·大雅·思齐
此段诗提及周姜者，实为文王元妃也。百实为伯之衍也，意思是后娶的次妃大姒兼有周姜之媚、大妊之贤，故其长子被立为嫡，自己亦以继妃为后。因长子伯邑考早亡，次子发遂为太子。
王国维说，“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
然事实上，殷之末，嫡长子继承制始萌也。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又孟子谓：“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只是殷之末年，周之早期，以元妃为正妻之制度尚未确立，大概还是停留在夫以妻贵，子以母贵的阶段。
考大王之立季厉，则显然是“夫以妻贵”。王季因娶大任而贵，文王因母为圣子，有圣瑞，加上娶了帝乙之女太姒，直接就算是殷王王孙。文王“以发为太子”，则显然是“子因母贵”。
邑姜的情形于太姒类似，被立为后，是因其父吕尚辅佐武王有克商之功。前面所说的，文王十二祀（武王十一年，即克商前一年）武王立姬诵为太子，显然不是偶然之举。
吴佳怡饰演的邑姜是姬发的王后，姜子牙的女儿。
《竹书纪年》称“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元女，武王之长女。”可见武王娶邑姜生姬诵前至少还生有一个或二个女儿。
以此推溯，则武王娶邑姜或在文王去世后一年，至少先有一女大姬，后生姬诵，至克商前一年始定嗣时成王不会超过七岁。
三代之时，男子三十娶妻，女则二十而嫁。考文王也是四十余岁始娶太姒为继妃，生武王大概也要到四十五六岁了，我觉得古人说成王年幼继位的说法是可信的，不会超过１３岁。
以周公摄政在成王继位次年始，后推７年，“周公返成王政”是在成王十九岁，二十岁始亲政。接郑玄的成王在位廿八年（实际应称廿九年）的结论，则成王去世时四十八岁（虚岁四十九）。
以前所见所有史书（包括《今本竹书纪年》）对周成王（含周公摄政共３７年）、周康王（２６年）在位年数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哲的结论是，古人诚不我欺，反倒是我们后人疑神疑鬼，把成王在位年数搞的一团糟。
当然，古代学者在推溯成王在位年时，没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公元纪年这样的时间标杆，让我们理解起来甚为艰难。且古人在各种史籍中使用不同的纪年方式、混乱错窜的文献注解疏证，亦让后人的研究深感吃力。如未能理解“年、祀”纪年法存在不同，就让王国维、顾颉刚等历史研究大家也阴沟里翻船，被引上歧路。
又如《周书·毕命》序称“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对于这个说法，后世学者中几无怀疑的。然哲要指出的是，《毕命》非康王作，而是成王之命，事在亲政十二年。断代工程专家错信了显然是经后人整理的尚书“序“中的话，取＜毕命＞中历日来定位康王１２年，自然挤压了成王在位年数。
周公辅政
《毕命》首段才是史家当时的序言实录：“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次后“王若曰”中，“王”回忆先王文武之勋烈，及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明确说是“既历三纪”（文、武、周公），止于其身，“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细读全文，通篇皆是成王语，哪来的康王影子。有人会说“弼亮四世”不是指的是康王嘛？然前既指“既历三纪”止于周公，则“弼亮四世”显然是指“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四世。
尤其是册命最后一句：「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是篇若为康王所命，自不会用成烈两字，更不会在册命文中一言未及成王功绩，可知古今学者皆失于疏证此间之误。
文献铜铭中，有关成康时历日资料有五条，即＜召诰＞（包括＜洛诰＞），＜毕命＞，＜顾命＞，＜庚嬴鼎＞和＜小盂鼎＞。大概是由于觉得后两条铭文历日与前三条文献历日无法协调，“断代工程”便对后二器表示疑问。舍＜小盂鼎＞而改动＜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历谱。这不是考证，是在凑数字了！
＜庚嬴鼎＞历日因刻写有误，可以不用。然＜小盂鼎＞历日和文献是协调的。哲曾撰“大小盂鼎历日考证兼谈“年、祀”之不同”一文，就是以＜小盂鼎＞历日推溯出了成王去世在公元前１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时为成王三十七年夏正四月初六乙丑日。这个结论是以往学者从来没有过的。具体可参看该文。
＜毕命＞有“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历日。在成康四十余年内只有前１０２５年（断代工程专家认为此年建丑，实际还是建子），前１０２０年（建子），前９９９年（建子）三个年份合。
断代工程专家因错信＜毕命＞为康王十二年事，自觉得前两个年份明显偏早，后一个年份相对“断代历谱”又偏晚。在这种情况下，工程选前１００９年作为康王十二年，使＜毕命＞的“六月庚午朏”到了六月初五日（朏为二三日）。这样根本不合历的结论，却拿来当作断代依据，这让人情何以堪。
事实上，＜毕命＞历日表明了此事正是发生在成王亲政十二年（公元前１０２５年）。《竹书纪年》载（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逸周書．作雒解》：「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这证明，逸周書中“二年“当是指周公代政二年，是实录。而《竹书纪年》中的相关记录是后人作了整齐，从中亦可看出周公是在”成王即位一年”后始摄政。
庚午胐，则是戊辰日朔，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公元前１０２５年６月２日（夏正六月）正是戊辰朔，以成王即位于公元前１０４４年算，此年正是成王亲政十二年（继位二十年）。
理正了＜毕命＞历日后，我们往上推溯，就会发现，＜召诰＞、＜洛诰＞所述恰是成王亲政第一年事，这个结论与传统说法有别，可以修正人们对周初历史的模糊认知。
传统说法，都认为＜召诰＞、＜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实际是成王继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
＜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在十有二月。”从文意上可以看出，此年为成王亲政后第一次主持祭祀。成王既在此年三月命召公相宅，又在年底主持祭祀，则右史显然不会将此年还作为周公摄政之年。
《洛诰》篇后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对周公于上年反政，共计摄政七年的简单史家说明。
《汉书．律历志》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哲以為，謬也。是刘歆的历日计算有误，他对＜洛诰＞文意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
是岁十二月戊辰是朔日。周家祭祀一般都在初一、十五、十六，不会选择在晦日。“周公以反政”若写作“已反政”则才是接近了史实。分析可知，＜洛诰＞的发布时间是公元前１０３５年１月２６日（乙巳年夏曆十二月初一戊辰日）。
《召诰》中：“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既望在十六，越六日为“乙未”，则知既望日为己丑，朔日在甲戌。知“成王至丰”时在公元前１０３６年２月２７日（乙巳年夏曆二月廿二日乙未日）。
《召诰》又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丙午为朏日（初三），则知朔日在“甲辰”。因该年一月也是“甲辰”朔，则右史加了“越若来三月”以示有别，则可知“太保朝至于洛”时在公元前１０３６年３月１２日（乙巳年夏曆三月初五戊申日）。
……限于篇幅，余下的可以自行推溯，可知与文献历日无一不合。哲以前也曾说过，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铜器，给你一个文献铜铭中的历日，你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绝对年代，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对铜铭文字、历史文献有个正确的认知。
像断代工程专家们对《毕命》是否是康王所作，就没有做一个正确的辨别，导致了成王在位年数被压缩到了２２年。以并不合历谱的数据来佐证错误的定论，难怪会被人攻击的一无是处。
清末今文学家廖平《经话》云：“周公、成王事为经学一大疑...乃知成王非幼，周公非摄，此《尚书》成周公之意，又有语增耳。...”此为无根之谈尔。
成王对周公的评价相当的高，于《毕命》中是将周公摄政是当作一代之王看的，可从文中“既历三纪”，“弼亮四世”等词眼体会得到。而周公是在成王继位一年后才摄政当国，七年后又反政于成王，也正是因为如此，成王年间的纪年方式很是独特。
如《毕命》就以成王亲政始算，写作“唯王十二年”，实际是成王继位二十年时事。《竹书纪年》亦有“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又记有“（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这类矛盾记载，正是反映了《竹书纪年》混入了两种不同纪年的史料，需要好好地理清。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竹书纪年》载：“（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懿公薨。”
王国维作注疏，引了两条材料。（《漢書▪律歷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偽《書▪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不知是否与成王作《毕命》同为一事，如是，则“秋，毛懿公薨“是否也有错简，需要另行认真研究一下。
总而论之，周公摄政暨周成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应该说已经推溯明白了，文献记载和历谱都已能一一吻合。故可定论：
成王即位于公元前１０４４年，是为成王继位元年；继位时年约１２岁；
周公摄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４３年，反政成王于公元前１０３７年；共计七年。
成王亲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３６年，薨于公元前１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时为成王三十七年夏正四月初六乙丑日，年寿约４８岁；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成王继位１年，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亲政２９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草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修订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历代毛氏族先祖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