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桢：鲁迅爱徒、北大高颜值学霸，33岁牺牲妻子陈少敏为他终生守寡
1931年10月，任国桢与战友刘天章、阴凯卿被捕后，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严刑拷打，始终未吐露一字。
任国桢预感时日不多了，敌人已经准备对他下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在狱中，他将身上那件贴身的毛背心脱了下来，交给了狱中的战友。
“我时日不多了，可是啊，党费还没有交，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交了，这件毛背心还请你转交给党组织，当作我最后交纳的党费吧”。
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带着决然的目光，将毛背心郑重的放在了战友的手中，此情此景，狱中的难友无不凄然泪下。
1939年11月，任国桢与战友被押往刑场，在就义前他头颅高昂，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仅33岁的任国桢和两位战友，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任国桢烈士
任国桢牺牲的噩耗传到了鲁迅先生的耳中，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徒，其悲愤沉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两个月之后，鲁迅为日本友人高良富子夫人 ，做了一首诗《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血洒崇陵噪暮鸦。
这首诗书尽了鲁迅当时的沉痛与哀悼，这无疑是向他的学生——任国桢烈士致哀的。
任国桢，无论是才是貌是一身爱国的热血，在33岁的大好年华牺牲，都令人感到万分的遗憾与可惜。
1898年任国桢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他也是丹东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人。
1918年，他先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又转入了本科读俄文系。
在学校里，任国桢因为长相很是英俊，又热爱阅读进步书刊，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非常受欢迎。
鲁迅先生
虽然是俄文系学生，但他经常往国文系跑，因为鲁迅先生在上课，他对鲁迅的杂文、小说百读不厌，从鲁迅那犀利的批判，字字穿透骨血的文字中，他充满了崇拜。
那不仅是一位用笔作斗争的渊博学者，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
1924年任国桢从北大毕业后，他翻译了一本16800多字的小册子，名叫《苏俄的文艺论战》，初稿译成后，他想请鲁迅帮忙把关、校订。
没想到这位颇有威望的大学者欣然应允，在看完译本后，连连夸赞他翻译的极好，还帮他联系了出版社。
这本浸透师生二人共同心血的译著，一经出版的1500册瞬间就售卖一空。
现在这本珍贵的译著，放在了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纪念馆
1925年，任国桢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走南闯北，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着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也一直与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保持着来往。
1930年，因为出现叛徒，中共在山东的驻扎点遭到破坏，组织上的人也被捕，中共中央经过商量临时决定让任国桢去担任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
此时，32岁的任国桢已经从一个北大高材生成为了党的带头人，他充满干劲，准备为革命事业再接再厉，因为多年奔波，无暇顾及家中的妻儿，两人也渐行渐远。
等他到达山东后，发现租房启事上写着要有眷属才给租房。
组织上便派来了一个女同志到他身边，假扮成夫妻来协助他工作，也能互相掩护，这位女战友就是他后来的妻子陈少敏。
陈少敏知晓他的身份，也知道他是鲁迅的爱徒，北大的高材生，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党员，当时很担心掩护不好反而拖累了他。
陈少敏 （左一）
而且在她心中以为这会是个沉默内敛，令人敬畏的领导者，可是等到见面后，真的把她惊到了。
任国桢面色白净，很是英俊，仿若一个白面书生，而且又谦和有礼，他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告诉她：
“组织的决定使我很为难，这样做是在为难你了，你看怎么办才好？”
听了这话后，陈少敏内心对他的距离感一下子就打消了，她红着脸说：
“我们是战友，我们的结合是革命的需要，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
就这样，二人居住在了山东青岛一个隐秘的地方，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任国桢凭借着强有力的感召力，将工人组织起来，为他们争取自身权益，陈少敏白天就在工厂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从事秘密活动。
不到一年的时间，山东的党组织就恢复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二人又被调到北方局工作。
陈少敏与任国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是假扮为相敬相爱夫妻，所以在朝夕相处间任国桢和陈少敏相爱了，经过组织的批准，他们“由假成真”，喜结良缘，还剩下了个可爱的女儿。
革命年代，夫妻总是聚少离多，当时山西的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破坏，急需人手去帮忙，任国桢工作能力强，之前表现的极好，他被组织任命为特派员前往山西开展工作。
1931年10月任国桢告别了妻子任少敏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身一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竟成了永别。
到达山西后，任国桢与组织上的战友立刻联系上了，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在每个共产党员身上，革命道路如此漫长，这条光明的大道需要太多的人付出生命，感慨之下，他书写了十个字：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死难。”
没想到，一语成谶。
有一次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党的秘书处的住地——典膳所8号，她本想隐蔽一下，等敌人走了再走。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力车车夫就是敌人伪装的密探。
当晚密探把目标侦查清楚后，就把这个地方暗中监视了起来，趁着任国桢和其它战友一起在这里开秘密会议时，一下子将他们全部逮捕了。
任国桢入狱后不久，有的同志因为禁不住敌人的诱惑临阵倒戈了，还供出了另外两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阴凯卿和刘天章。
在狱中，敌人为了诱导三人投降，连用多个花招却毫无成效，接着开始折磨他们：坐老虎凳，用香火烧，残忍的敌人甚至用烧红的铁链盘在了这个汉子的腰间，任国桢咬着牙齿忍着剧痛，一遍遍的只回复一句话：
“我叫王六卿，是个跑买卖的，其他全都不知道。”
刘天章烈士
眼看种种的酷刑和卑劣的手段都没能让任国桢和他的战友屈服，1931年11月恼羞成怒的敌人判处了任国桢与另外战友死刑，并下达命令立刻执行。
其实，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任国桢早已将身死置之度外，如今慷慨就义，以身殉国，也是英雄最好的归途。
可是啊，谁能无憾，妻儿不在身边，此生未能再见一面，恩师鲁迅的情义还未还完，再也无能对酒畅谈。
但是革命的胜利，终究是要有人流血牺牲。
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在赴刑场之前，刘国桢将身上的那件毛背心脱了下来，这是他能为党做的最后一件事了，那就是拜托狱中的党员——请将他的这件还算完好的衣物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
这个刚烈的汉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心念念的都是党，如何不令人动容……
1931年11月23日，任国桢、刘天章、阴凯卿被押向刑场，任国桢身穿沾着血迹的旧蓝布长袍，三位战友在太原小东门外慷慨就义！
牺牲时，任国桢年仅33岁。
得知丈夫牺牲后，妻子陈少敏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几天后，刚强的她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她将孩子托付给了母亲，又继续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
因为这是她的信仰，也是丈夫任国桢的遗志。
十分不幸的是，孩子在外婆家没多久，就因病夭折了，这种接连两次的打击，令她一度无法走下去。
陈少敏 （中）
晚年的她，卧室中长年放在她和任国桢的照片，每当同别人说起与他假扮夫妻的岁月，老人笑了，想起丈夫当年英俊帅气的模样，心中充满了自豪。
谈到丈夫与鲁迅的师生情，更加动情的说道：
“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徒！他写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
这一说，就是半辈子，孑然一人，从未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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