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首诗《江南逢李龟年》便写尽了唐朝兴衰，也就只有杜甫能做到，被誉为七绝第一

杜甫被誉为“诗史”，是因为他的人生线条一波三折，呈现出极为动荡的起伏状态。

前33年，他都处于漫游时期，少年意气风发，游历天下，结交名人雅士，其中就包括李白。而立之年后，他决定入仕报国，于是进入首府长安，一待就是十年，这是他人生的第二阶段：长安待业时期。

长安，让杜甫的仕途梦彻底破碎，在这里他看清了朝廷的腐朽、官场的黑暗，尤其安史之乱后，他更是目睹了百姓遭受的苦难，所以他便踏上了流亡之路，步入人生的第三阶段。这时他的诗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写出了经典的三吏、三别。

但是，杜甫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主要来源于人生第四阶段：西南漂泊。

这时期的杜子美饱经风霜，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死磨难，丰富的阅历已经让他的笔染上了抑郁顿挫的色彩，所以他在这人生的最后10年里，写下了大量优秀的千古名篇。

今天这首诗就写于杜甫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公元770年在长沙的某一天，他将所有感悟都融汇在了28个字当中。创作的起因非常巧合，是因为杜甫在长沙偶遇了一个旧相识，他就是当初名满长安的著名歌手李龟年。

当年，李龟年红极一时，为长安权贵倾情演唱，而杜甫有幸听到过一回，听得是热血澎湃。只不过再次相遇时，杜甫已然白发苍苍，而李龟年也已经过气很久了，沦落到无人赏识的地步。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既视感，促使杜甫写下了这首诗。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崔九是崔涤，曾得玄宗宠幸，在当时是大姓人家。杜甫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李龟年曾经的风光：帝王将相家中，名门权贵堂前，他都是座上宾。

从表面来看，这两句只是追忆过去、怀念旧人，可是“李龟年”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也就是开元盛世的代表。在杜甫心中，李龟年与大唐的鼎盛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岐王宅里”、“崔九堂前”，既表达了杜甫对开元盛世的追忆与眷恋，同时这两个地方又是当时长安精神文化的集中场所，非常有代表性。所以，前两句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杜甫对唐朝昌盛时期的寄托。

随后，杜甫笔锋一转，来到当下：正是江南风光好的时候，我在落花的季节又遇到了你。或许在开元时期，“落花时节”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时间段，也是人们争相赏景的时候，然而在唐朝由盛转衰之后，“落花时节”就不仅仅是季节了，而变成了一种大唐国势的隐喻：落花即衰败，大唐也衰了。

当然，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可以从“落花时节”之中品味出更多细节：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都杂糅其中，叫人难以分解。两个见证过开元盛世的人，在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之后，如今在江南又偶遇，可想而知二人心中的感慨是无限的。杜甫只需提一嘴“落花时节”便可，而其间的味道就很快地弥散开来。

这是经典的“藏咏”技巧。简单的表述下，却联结着四十多年的时代沧桑与人生巨变，尽管没有一句直接描写时世身世，但我们读到的却非常广大，能够清楚地看到到那场浩劫带给大唐的无法愈合的伤疤。

所以说，这首诗的包容度极高，可在杜甫的笔下却又显得举重若轻，浑然无迹，这就要归功于杜甫那出神入化艺术境界的表达了。《杜诗镜铨》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正因为它巨大的艺术魅力，这首《江南逢李龟年》被不少人送上了大唐七绝第一的宝座，小解认为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