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如何看待传统？| 尼斯比特
按：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保守主义思想家。本文摘译自其代表作《保守主义：梦想与现实》第二章《保守主义的教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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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保守主义者呼吁传统，并不是无条件支持所有过去的观念或事物。传统主义哲学，就像所有哲学一样，是有选择性的。一种有益的传统必定来自过去，与此同时，它本身又必须是可取的。它是连接我们与过去的纽带。法国的布尔热援引过同代人沃格的名言“死者仍有发言权”，这句话也得到过著名文学评论家布伦蒂埃以及艾略特的附和。在宗教和法律中，“传统”的词根意味着把一种“神圣的委托保管物”传递下去。
福克兰子爵——或许是英国内战中最名副其实的英雄——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如果改革不必要，就有必要不改革。”还说过一句更朴素的话，“切勿庸人自扰”（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不过，并不是说柏克以降的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变革。柏克有句名言，“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柏克的真诚。事实上，我们知道柏克确实崇拜1688年革命，而他之所以同情北美殖民者很大程度上在于后者进一步发展了英国传统。
注：福克兰子爵，即卢修·斯卡里（Lucius Cary，1610~1643），英国作家、政治家，1640~1642年出任下议员。英国内战之前，他既反对查理一世的政策，也不赞同议会反对派的激进主张，曾力主妥协，未果。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内战爆发后，出于忠君思想加入保王党，后来在一场战斗中殉职。
柏克及其继承者所反对的是“革新的精神”，即无端地崇拜变革本身；他们反对一部分群众浅薄而又普遍地从无休止的新奇事物中寻欢作乐。这种革新精神一旦运用到人类制度上，将变得极其危险。
柏克认为，一个民族的真正宪法存在于它的制度的历史中，而非存在于它的书面文本，这种观点一直得到保守主义者的附和。德·迈斯特认为，雅各宾派的“宪法”是一个可怕的笑话。他写道，“它们是为 ‘人’制定的。但是世间并不存在 ‘人’这种东西。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多亏了孟德斯鸠，我甚至还知道有人是波斯人，至于 ‘人’，我要说，我在哪儿也没有遇见过；就算有，我也对他一无所知。”德·迈斯特论述过美国宪法，本着一贯精神对它赞誉有加，认为它前途无量。不过，这里有一个症结所在，美国真正的宪法不在于那份书面文件，而是并且将一直是美国人在新大陆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习俗和传统。他认为，美国成文宪法所明示的和没有明示的，与英国人带到光荣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及其毗邻地区）的传统高度一致。柏克关于一个民族的真正宪法的观念，在19世纪成为最强势的观念之一：它广泛存在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宪法研究中，有趣的是，它也存在于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国人的信念中，后者逐渐认为，一部历史的、不可更改的、神圣的“宪法”与俄国本身是无法分离的，（俄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批判由此得以建立，并持续至今。
对于美国人放弃现成的城市（诸如纽约和费城），执意在马里兰州的穷乡僻壤“无中生有地”营建新国家的首都，德·迈斯特感到可笑并加以鄙视。它不会成功的，德·迈斯特说。不过，在奚落这位先知之前，我们不妨先为德·迈斯特这位传统主义者—社会学家喝彩。华盛顿特区可怜而又浮夸的历史，它无休止地寻求身份，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相比却始终自觉低人一等，这种情况进一步佐证了柏克和德·迈斯特及其宪法和首都理论的先见之明。
保守主义者对古人和传统的尊崇还有一个特征。他们相信：不论既有的架构或权宜之计多么陈旧，人们总是能从它们持续发挥的重要功能中获益，不论是心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保守主义对19、20世纪自由派的改革法案的深刻思考，明确反映出这种信念。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拟古主义、腐败的“口袋选区”，以至愈发孱弱的上议院（实权已经被自由派剥夺），难道这些实体不能继续对社会、对社会纽带、对柏克所思所想的事物发挥重要功能吗？当时，柏克写道：“人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诸多目标尤其错综复杂，因此，单纯地措置权力（simple disposition or direction of power）既无法顺应人性，也不会圆满地完成任务。”
历史之于保守主义者，犹如自然选择之于生物演化论者。演化论者认为，任何人不曾也不会掌握这种权利，即谁将成为新物种。正是通过偶然的选择过程，通过反复试错，最终造就了生物世界的辉煌壮丽。进化选择所固有的智慧，要远远优越于任何个体所固有的智慧。如果不与变化、发展的自然过程保持一致，育种者的努力显然是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