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伦理--为保罗·利科逝世十周年而作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
自然中的某一个，甚至是最不可思议的某一个，为数众多，这就是人。
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浪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马的女儿耕地，犁头年年来回的犁土。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存在着对于纪念的滥用”，利科在一次访谈中曾如此说过，“但纪念不是滥用”，那么纪念是什么？如同记忆的麦地，秋日成熟之际，于田地中开辟一个存置麦穗的场所。就像利科引述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话所说，一个记忆的场所（lieux des mémoires）。利科所谓滥用即是针对人们对这样一个场所的滥用。这或许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记忆越来越贫乏，好像缺失这样一个场所，就无从施展自身与时间的叙事关联；而是更多地意味着，存于纪念当中的记忆，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叙事关联从一开始就显得模糊。滥用无疑利用了这一模糊的现实。
个人的记忆在纪念的滥用之中被汇入集体的记忆，而集体的记忆正在积极地尝试着给纪念本身这个充满歧异性的场所一种一致性，也正是这样一种一致性，越来越成为拉扯记忆并让记忆变得空洞，进而塑形为记忆象征的一种力量。就像利科谈及的，更糟糕的情况在于，甚至个人的记忆也需得授权才能被寻回、被整理、被理解。在今天，我们与我们的记忆之间，已经横亘着一条河面汹涌泛滥而河底却在暗渡陈仓的大河。在河面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们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仿佛随时可能被其吞噬，而在河底暗渡陈仓之间，人与人的协作与共同生活却在不可知的某处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统治着。
一条奇怪的大河，一条横亘在记忆与纪念之间的大河，一条看起来被一致性之水满溢而几至泛滥的大河。它持续地引发事件，以至于它几乎就是事件本身。这一事件，不仅在记忆与纪念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投掷一致性的催泪弹，而且在道德准则与情境判断之间、在言说与行动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历史与时间之间等诸多裂隙之处故技重施，与之相应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了记忆的困难、道德的困难、判断的困难、行动的困难，当然，最最重要的，与我之纪念紧密相关的，还有阅读的困难。
人们在谈到纪念之时，虽不能说，它必然与逝去的相关，但至少与不可寻回的相关。不可寻回，但始终有着一种力量要求去寻回。也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寻回，而是标记，是一次发明、一次开辟、一次保存，或者说保全，在一个记忆的场所。并不必然存在这样一个场所，但是有了那样的标记，有了那样一次发明、一次开辟、一次保全，那些歧异的、杂乱的、模糊的记忆，就会靠拢过来，丛集一处，仿若云团，酝酿着一场春雨。所谓“春雨贵如油”，对于阅读而言，那种偶有所获、欣然自得，乃至得意忘言之体验，一如甘霖普降、枯木逢春。如果一本书毫无拾得之趣，亦乏怡人之乐，那多半是读不下去的。起码在我这里，所谓“青春阅读史”的发端，乃是阅读的一种自传体验。
一本书，在阅读之中，如果不能“自得”与“忘言”，便弃之如敝屣。其中“自得”在于找到书与我之间的关联，而“忘言”在于让这种关联保持自身的模糊状态。这与当时我所处的教育机制是完全相悖的：教学读书，更多在于习得而非自得，在于统言而非忘言，所以后来读福柯，觉得所有的言说、话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再后来读德里达，更是觉得于巨大的阴谋中又有一个难以拆解的谜团，无不应和我“自得”与“忘言”的私心。直到读利科，才觉得遇到一个障碍。而且这个障碍，第一次不是来自别人、来自所谓的机制或者社会，而是来自我自己。如此障碍，曾在某一时刻，让我意识到，那条我所认识的奇怪的大河，之所以河面汹涌泛滥而河底暗渡陈仓，或许也有我自己无意识的怂恿在。就像利科在谈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时所说的，记忆也是需要授权，而我们在很早的时候，远在意识所及之时，可能已经将记忆授权给那条奇怪的大河了。
二十二岁开始读利科，我看的是他那本《活的隐喻》，一如继往地读不懂。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每在我好像要读懂的时候，在利科的文本之中，总是会有一股力量，以一个思路异常清晰的句子或和盘托出的判断，将我的“意会”完全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阅读利科，既无法自得，亦无能忘言，剩下来似乎只有好好“理会”、慢慢“体会”了。然而偏偏那个时间里，我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去理会的，而至于体会，正可谓“体之不存，毛将焉附”，连“体”本身也是模糊的。俨然一头阅读中的野兽，在字词与字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书页与书页之间肆意冲撞。我们知道，阅读总是抱持着一定的意向的，每个读者有每个读者的意向，如此意向最终要与文本（的开放性）对质，甚至包括作者的意向在内，最终也是要与文本（的开放性）对质，但是青春期的阅读，往往将这样一个“对质”的时刻，认为一个规训的时刻：一种天底下所有的文字、文本、书籍都将烟消云散的劲头，果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利科对我那个时候的阅读，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没有第二个作者可与之匹敌。利科的重要性，在于他并非是纯粹的障碍，他还是透明，有着一种若隐若现的解构的友爱在他的文本之中，犹如泥泞河底闪烁的珠宝。你可以想象到，那只野兽，哦不对，是河妖，在那条奇怪的大河里上窜下跳，一会儿露出河面以奇怪的言说、概念、观点恐吓河畔的动物，一会儿潜入水底，沿着河床张牙舞爪着前行，河底的视野完全被它模糊了，而它就喜爱在这样的模糊中猎奇冒险，以至于在这样的环境中，珠宝灵光乍现的闪烁，实在难以找寻。但是，光，就在那儿。哪怕被自身的模糊性呛到，它还是会全然不顾地地察寻翻找，就像宇宙中一切的河底都需要耕耘一样。
是不是要将那头野兽猎杀在丛林中，或者将那只河妖降伏在淤泥里，就像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保罗·利科引述狄尔泰评论施莱尔马赫的话所说：诠释学的功能，在于反对浪漫的任意性和可疑的主观论于历史领域旷日持久的僭越，从而重新建立历史确定性的基础？那么，透明究竟又来自何处呢？我觉得，这似乎是利科在自己独特而广博的研究中尝试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利科一直在传统诠释学的那种无法忍受的张力中审慎地工作，同时也是在当代各种流派的冲突之中协调地工作。他首先会告诉你，障碍就在那儿，但与此同时，他还会面向整个障碍的传统说，透明也在那儿。就像那条看起来几乎分裂而从内部断裂的大河一样，在河面的汹涌泛滥和河底的暗渡陈仓之间，如果一种阅读的命运、行动的命运或者保罗·利科所谓的“哲学的命运”，不是构建一种诠释的关联，而是愈演愈烈地挑起分裂，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意识形态一致性对于如此局势的全面接管与普遍统治。换句话说，重新回到习得与统言，重新回到在文本之上的作者和读者的传习与教育之中。但这显然不是利科的意愿。
保罗·利科在谈到亚里士多德《论诠释》这个文本的时候，他写道：“诠释，就是话语本身，就是全部的话语”，然后他又借助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说：“在成为关于语言的诠释之前，诠释首先是一种通过语言而进行的诠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更为激进地补充一句：诠释还是一种通往语言的诠释。不仅是关于语言，也不仅是通过语言，更为关键的，是通往语言。通往语言的开放性，通过作为全部话语的诠释，通往文本。正是在文本的意义上，利科将障碍与透明全部纳入阅读的辩证法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历险，而如此历险并不是在文本完成之时，而是在作者伏案写作之际，甚至在忽然有着写作的念头那个瞬间，这样的历险就已经开始了。阅读所开启的历险，并不能纯然地归咎于像狄尔泰批评施莱尔马赫时所说的“浪漫的任意性和可疑的主观论”。更为极端地说，阅读所开启的那个瞬间，和写作所开启的瞬间，是同一个瞬间。这一瞬间和诠释学一直强调的历史确定性不无关联，只是在保罗·利科这里，他用另一个概念替换了“确定”，那就是：确信（la conviction）。
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这本记录利科多次讲演的书中，当利科讲到“确信”这一概念时，他引入了一个插入段落，题为“行动的悲剧”，而这个插入段落乃是出自他对于自己的儿子奥利维耶（Olivier Ricoeur）的纪念。这个段落的副标题为“再次为奥利维耶而作”。而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的扉页，也同样写着“纪念奥利维耶”。就像利科在访谈中曾经提及的，在他的写作中，“每一本书都是接着其他书没谈到的问题写下去的”，而不管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还是《从文本到行动》，其中一个明确的问题，对于利科而言，就是去回应自己儿子的跳楼自杀。这当然是一个终极的问题，但是在保罗·利科颇具哀悼色彩的思考中，这还是一个如何在伦理生活中有确信地去行动的问题。
“确信”，不是毫无障碍地确信，也不是通过障碍、通过客观和理性将透明的可能完全去除，而是在障碍与透明的冲突之中。恰如保罗·利科所说，“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动摇了以道德原则为指导的实践的冲突，那么我们就抵挡不住让我们随波逐流的道德境遇主义的种种诱惑”。因此，确信，注定带有一种悲剧的色彩，换句话说，就像在阅读中，既无以在理性的层面全然越过障碍抵达作者的意识，也无法按照自我的浪漫任意性让文本彻底透明，阅读，总是意味着一遍又一遍的阅读，反复地置身意想不到的冲突之中。
悲剧的声音，这一非哲学的声音，在保罗·利科看来，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悲剧的教育实现一种直接的教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不能产生一种直接的和单一的教导，悲剧的智慧才让实践的智慧经过道德境遇判断的考验。悲剧，让任何伦理的话语，或共同生活的话语，无法被完整地复述。这就是悲剧的行动性，或者说行动的悲剧。换而言之，那无以完整复述的，就是行动要去开启的。悲剧的智慧，“在将以失望而告终的直接劝告和对无法解决的冲突逆来顺受之间”，开启了另外的道路。通过引述黑格尔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分析，利科指出，安提戈涅的重要性，在于她援引那个未成文的神律的模糊性，从而让自己确信，并以此来确定所有成文法的人性界限。在利科看来，安提戈涅的悲剧，不是通过赴死让自己的道德（行动）净化，而是引入新的冲突或者说更大意义上的冲突，让自己的道德（行动）重新确立了方向。
这一重新确立的方向，就是确信的方向，无以习得，也无以自得。这一方向不被任何一个作者和读者而掌握，也不公开地、公共地印刷在任何一本书的字词与句子之间，它是冲突本身，它是事件本身，它也是伦理本身。然而利科特别强调，这一方向，并不是内在孤独的状态，而是基于内在的独特性资源的共同生活的状态。因此，阅读即是行动，是保全模糊性的行动，而非在阅读完成之际，好像斩获了某种技能、某种观点、某种猎物之后再行动，阅读和行动于诸多间隔或间断之中，彼此反复开启。这是我在阅读保罗·利科文本的冒险经历中得到的一个体会，尽管如此体会，在意会与理会之间经常有着遗迹难辨的危机，但对我个人而言，它确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