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爱民丨我是公社好社员
在农村传统的耕作方式中，有许多技术活，扶犁耕地赶马车，摇耧撒籽麦场活，样样都有一定难度，掌握了这些技术才称得上“全把式”。许多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一辈子，仍然把式不全，只能当个“半卦子”。我正儿八经干农活也就是四年时间，四年中见一样学一样，学一样会一样，学一样精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全把式”。
生产队技术组是几个成年的汉子，整天甩着响鞭，赶着骡马，十分神气。老早就想学会这一套，每当看到别人在耕地，就缠着人家要扶着犁跑两个来回。看似简单的活，做起来可真难，犁搭得厚了地犁不透，搭得薄了一不小心犁就溜到上次耕过的犁沟里了，失去重力拖拽的骡马撒腿就跑，喊也喊不住。别人耕的地犁沟直直的，地面平平的。我耕的地耕沟像蚯蚓爬过，弯弯曲曲的，地面一岭一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偷着练，就能顺利地驾驭骡马了。
技术组长看我好学又勤快，就给队长说技术组人少，要我去。刚到技术组很新鲜。早晨天不亮，就到饲养院，拉着喂饱饮足的马牛，背着犁就出发了。田野里空气湿润清凉，东方天际的鱼肚白让人心中充满希望。养足精神的牲口撒欢、嘶叫着，搅乱了田野的宁静，唤醒了沉睡的村庄。
第一次单独耕地给我分了两头牛。这两头牛个子不大，壮壮实实的，一公一母，总配一套犁，社员们叫它们“两口子”。套好牛，一挥鞭子，牛一伸腰拉犁往前走。可是，刚走几步，内侧的母牛停下了，外侧的公牛也不走了。我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可牛就是不走。开始怕丢人不敢吭声，后来实在没办法，喊在另一块地里耕地的人来看。人家看后哈哈大笑说：“母牛的锁肩都快溜到背上了，它怎么拉？”我说：“母牛肩小，锁肩上的绳子我又不敢系得太紧，怕勒住牛的喉咙。”他说：“没事”，就把锁肩上的绳紧了紧，一挥鞭，牛乖乖地拉犁走了。
牲口是通人性的，特别是马很灵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一声吆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它都能领会你要它干什么。学会耕地、耙地等农活，我又开始学赶马车。这是技术活中的技术活，三套的马车要赶着它翻山越岭，过桥趟河，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常说车夫眼十丈远，要胆大心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重要的是要和马有感情，人马合一。车行夜路，马儿突然竖起耳朵，惊恐不安。老车夫说，这是路上不净，有鬼怪或野兽。这时车夫站在车辕上“啪啪”甩几个响鞭，马儿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据说响鞭可以避邪，清朝皇帝出宫不是也要甩响鞭净道吗？车行险路，车夫打起精神，那马儿也就精神起来，昂着头，动作特别敏捷矫健。上坡时，车夫一边挥动着鞭子，一边大声喊着“驾驾”为马儿助威，那马儿就煞下腰，四蹄蹬地，拼命往上拉。
老车夫说：“哑巴畜生不会说话，但心里和人一样明白。你平时精心伺候它，它关键时候才会帮你。”我很爱那三匹马，套车前要给他们饮足水，用刷子把毛刷干净。卸套后，要拉它们遛遛，落落汗，再打个滚放松筋骨。赶车时，鞭子甩得“啪啪”响，可就是从不落在他们身上。冬天外出拉车，路边露宿时，宁可自己受冻，也要把被褥搭在马背上。那马老远看见我“咴儿咴儿”地叫。走到跟前就用嘴在我身上蹭。马的嘴唇软绵绵的，摸着很舒服。
一天往水利工地运石头。几千斤的载重车快下到坡底时关木（刹车）失灵了 。我拼命拉关木绳，一点作用也不起。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眼看就要车毁人亡了。我只能抱着辕杆，大声“吁—”。那驾辕的枣红马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一样，屁股用力往后坐，四条腿像四根柱子死死蹬在地面上，蹄子在山坡上蹬出长长两条沟。车安全滑到坡底，枣红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毛全贴在身上。
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饲养院，养着队里的全部家当，五六匹骡马，七八头牛。一个生产队是否搞得好，看看槽头牲畜的数量就一目了然了。饲养院还是队里集中活动的场所，社员会在院子里开，干部会就坐在饲养员的大炕上开。饲养员一般都是上了年级的老农，我们饲养院离水井远，每天挑十几担水喂牲口，拉几车子土垫圈，活很重。队长就叫长治伯和我一老一少搭班干。长治伯是个很好的老人。老两口带着一个傻儿子过日子。老人三代赤贫，旧社会给地主打长工，解放后才成了家。他很厚道，干活也很卖力，曾当过生产队长。但他不识字，不懂政治。“四清”运动时，工作队让他忆苦思甜，他说着说着就说到东家如何对他好上去了。后来，就不让他当队长了。
饲养牲畜很累人，白天担水、垫圈，晚上前半夜是不能睡觉的。干了一天活的牲口全凭晚上吃草料。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这个道理。喂牲口讲究可大了，“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草料一定要铡细。喂前要细致地筛去土灰，拣去杂物。每次放的草不能太多，吃完了再添，这叫“小货勤添”，牲口爱吃。如一次放一大堆，时间长了草就疲软了。添上草还要加料，先把草拌湿，再撒上麸皮，搅拌均匀。拌得太湿，牲口不爱吃；拌得太干，吃了容易肠梗阻。饮马也有讲究，出工前要饮足水，收工后又热又渴的马是千万不能饮的，不然就会生病，甚至死去。长治伯晚上从不让我喂牲口。一是不放心，二是也舍不得。善良的老人太爱孩
自从我当了饲养员，以往宁静的饲养院慢慢热闹起来了。一帮年轻人有事没事就往这里跑，特别是下雨天，从早到晚饲养院里都是欢声笑语。后来，连别的生产队的年轻人也常过来玩。在那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书籍，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农村，任何一种能带来欢笑的形式对年轻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可是，好景不长，有人嫉妒了。不久，我就结束了这牛倌的生活，被指派到别处干活了。
在当农民的几年中，也当过一段头头，那就是生产队长御封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劳动中总有一些又累又脏的活，队长派这些活很为难。有的人硬，他派不动；有的人软，好派，但总派人家去也明显不公平。于是，生产队长想出一个好办法，成立青年突击队。重活、脏活让突击队干名正言顺。队长金口亲封我为突击队长。当年我十八，领着一群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二十一二的青年有声有色地干起来了。“三夏”时，我们包了打麦机前的活。一天二十四小时两班倒，汗水和麦秸上的灰和在一起，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又脏又累不说，自造的打麦机操作起来也十分危险。春耕前往地里运粪，每个人一辆架子车。刚解冻的黄土地像发面团一样松软，车轱辘深深陷在地里，我们伸长脖子，挣断腰杆往前拉。尽管如此，年轻人凑在一起干活总是快乐的。
那年夏天，青年突击队奉命上山割青蒿，就住在高高的岘山主峰下。青蒿割下来要放在山坡上晒干，然后背到草场上垛起来，等以后往回运。割青蒿最怕的是胡蜂。这种蜂又粗又长，毒性十足，惹疯了能蛰死牛。蜂窝座在灌木从中，一不小心碰上是很可怕的。有的人被蜇一下，脸肿得像发面馍，痛得直叫唤。一天中午，我正在一道埝上割得起劲，“轰”的一声，飞起一群胡蜂。情急中，我把手中的蒿草往头顶一抛，纵身跳下两米多的土埝，摔在下面的玉米地里。虽然摔得呲牙咧嘴，但胡蜂失去了追逐的目标，在空中飞舞了一会儿，又回到巢里去了。
当时，外出劳动待遇已改善，生产队给带着油和白面。我们自己蒸馍，擀面条。从山沟里挖小蒜，摘水芹菜。又是拌蒜面，又是凉拌菜，吃得有滋有味。饭后，就到山坡上去摘野果。民谣说：“山里娃，不受穷，破派落，欧梨红。”那野果鲜红鲜红，摘不尽，吃不完。吃足了野果就到沟底去洗澡，那清澈透凉的山溪水，洗去了一天的疲劳。躺在平滑的青石上，仰望着蓝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潺潺的水声、鸟鸣声，那叫一个美。不过，弟兄们玩归玩，干活绝不含糊。每次开饭都是催几次才收工。半月下来，干草垛堆得像山一样。
接下来就是运输了。二十多里山路，每天跑一个来回。凌晨三点，我们就准时集中，一头牛拖着连成一线的五辆架子车叮叮当当地往山上爬。到山上装好车，吃了饭就到山沟里玩。在清凉的山沟里躲过炎热的中午，下午驾车下山。那陡陡的爬山路被暴雨顺坡冲出一道道水槽。驾着装得高高的草车，一不留神，一边轱辘碾在水槽里，车子一偏就翻车了。翻一次，车子上的草就要重新装一次。后来，看人家山里人车子拉得飞快也不翻，就向人家请教。原来车子要装得又低又宽，低了降低重心，宽了保持平衡。同时，驾车要灵活，急速行进的车一个轱辘短时间离地也翻不了。经过学习，我们驾着满载的车在坎坷不平的下山道上也能行走如飞了。
不知是谁向生产队告状，说这几个年轻人每天拉一车子底草回来，混工分。队长批评说：“你们每天跑几十里路就拉那一点草，以后多装一点。”我反复解释他都不相信。最后，他说：“我明天和你们一起去。”
第二天到山上，我说：“队长，你今天给我们分任务，每个车子一堆，分多少我们装多少。”队长给我们每个车子分了一大堆。我说：“再分点。”他说：“把这装完就不算少。”开始装车了，队长和他的助手把车装得像在山下拉草一样，窄窄的，高高的，很整齐也很好看。我们仍然把车装得宽宽的，一个人装，一个人在上面反复踩踏。装完了，车子还没我们以往的多。队长反复看看，也不知这几个小子捣的什么鬼。我们几个一嘀咕，今天我们的车子要走在队长车子前，不然他一翻车我们就走不了啦。吃过饭，队长刚躺下，我们就说：“叔，我们先走了。”一路驾车飞跑，也没见队长的车跟上来。后来听说那天他的车子翻了五次，回来都快夜里十二点啦。从那以后，队长再也没跟我们一起上过山。
青年突击队活干得漂亮，没有我们完成不了的任务，人们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接着，队长谋划了一个大任务，上山开荒。生产队土地并不少，但那时产量低，再加上交公粮、卖余粮，分给农民的口粮就少得可怜。上山开荒的面积不统计，收的粮食可全部分给社员。
山地是在离村几十里的黑疙瘩。盘山路到岘山庙，还要走羊肠小道，再翻两道沟。岘山庙是这一带山的主峰，地势十分险要。当年日本侵略军到豫西，就抢占了这个制高点。从这里下山烧杀抢掠，放火烧光了有抵抗力量的贺村。至今老百姓中仍流传着歇后语“贺村房子——烧得不轻”。黑疙瘩一是与有人居住的地方远，二是山太高，三是草木茂密，从远处看黑乎乎的，所以才得了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像出征的战士，背着打的四四方方的背包，扛着生产队发的崭新的镢头，背包带上别着一把崭新的镰刀，豪情万丈地向深山进发。过了岘山庙脚下的槐树胡洞就开始翻沟了。陡陡的碎石坡一走一滑，有人连摔了几次，只得拄着镢头慢慢走。第二道沟中住着一个瘸腿老人，他只知道自己是山西人，被日本人抓到岘山修工事，几个人抬着大石头放在他背上，把胯压坏了。几十年与外界隔绝，他不知道日本人投降，不知现在是什么社会，也不知道触及每一个人的文化大革命。
站在黑疙瘩脚下，抬头落帽才能见顶。山是石山，只有快到山顶，才能看到那圆锥体的山尖上长着茂密的灌木。第一天晚上就睡在一个平坦的山洼里。深邃的夜空繁星点点，四周是黑漆漆的山峰，除了几声虫子的叫声，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之中。怕狼，就轮流掂着镢头站岗。长途赶路太累了，那夜睡得很舒服。
建营房不算难。在阳坡就着山势挖一个三面靠山、一面朝坡的大坑，房体就有了。盖房顶的材料满山都是，砍几棵粗点的树做大梁，细点的树做坡椽，用藤条把长长的草织成草苫，一层压一层厚厚地盖在房顶就成了。这房子风吹不倒，雨林不透，水冲不着，很牢固的。
清除灌木很不容易，那粗粗的藤条缠绕在一起，就像在整个山头织成一张网，拉一处到处都动。有人说放火烧，但如果把别的山引着火了，事就惹大了。我们决定先把藤木分割成若干小片，然后一片一片烧。镰砍钝了——磨；手碰破了——按一把细土；衣服刮破了——光身子。肉破了能长，衣服破了就没遮体的可穿了啊！每放火烧一片，我们都分散围在四周，烟熏火烤，再难受也不敢后退半步，直到灌木彻底化为灰烬。每次下来，人人都是一脸烟火色。
开垦很困难。草根、树根把地表二十公分厚织得严严实实，镢头用力刨下去，只能从原缝中拔出来。否则，撬断镢头柄也撬不动一块地皮。反复摸索，找到了窍门。先用镢头斩断一块地皮与四周的牵连，再把它撬起来。办法有了，开荒的速度也快了，每天一个人能开二分地。那片千千万万年草木茂盛的山头被我们彻底剥了皮。古老的植被完全被破坏了。在那四十度的陡坡上，再形成植被谈何容易。在荒地开出的第二年，有的地方就露出了石头，暴雨把表层的土壤冲到山沟里去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那时的行为真是一种罪过啊！
伙计们干活很自觉，收工后烧水做饭，大家抢着干。年轻人爱美，就在这除了我们还是我们的荒山上，大家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在野高粱秸秆上插一排枣刺作梳子，洗脸盆盛水当镜子，我们着实过了一次原始生活。大家唯一的要求就是每天晚上讲故事。我把自己偷看的《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七拉八扯地讲，有时实在没的讲了，就复习功课——把原来讲过的再搬出来讲，可大家仍听得津津有味。那年代讲这些东西是违禁的。可我们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就没人管得着了。大家也一再发誓，下山后谁都不会对人讲。想想那群一身泥土、两手老茧的年轻农民，哥们之间那淳朴、真挚的感情，再难寻觅了……
作 者 简 介
焦爱民，笔名艾子，河南灵宝市人，研究生学历，历任教师、公务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成熟做人 相约成功》、《秋天里》等八部作品集和回忆录。人生信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公公道道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