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文读音、白读音和旁读音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文读音多用于读书或书面语，故又称读书音。例如1861年出版的教会罗马字上海土白本《论语》《大学》和《中庸》都是用文读音注音的（according to Shanghai reading sound），可见当年读书是用文读音的。白话音用于日常说话，故又称说话音。在闽南地区，文读音称为“孔子白”，白读音称为“解说”。
文白异读现象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白异读现象是指同一个字有文读和白读两种读音。在同一种方言里，每一个字一般都有一个白读音，即本地原有的读音，只有少数字既有白读音，又有文读音。例如“大”在上海话里白读音是［du6］，文读音是［da6］。一般认为白读音是本地原有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就读音的来源而言，白读音是内源音，即来自本方言内部的读音，文读音则是外源音，即不是来源于本方言的读音。文读音最初用于读书，后来也渗透到口语中的“文理词”，即较文的词汇。例如上海话“大学、大会、大概”中的“大”即用文读音［da6］，“大门、大风、大碗”中的“大”则用白读音［du6］。故文读音并非仅仅用于读书，口语也用。表1是厦门话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应用实例，文读音用于文理词，白读音用于土白词。
表1 厦门话若干例字文读音和白读音与文理词和土白词匹配表
文白读是语音层次上的现象，用在不同词汇或场合的白读音和文读音在理性语义上是相同的，只是读音不同、风格也不同而已。如果两音所表示的语义不同，即不构成文白异读。例如温州方言的“毒”字有两音两义：［dɣu8］，名词，毒物；［dau6］，动词，用毒药毒死。此类“声调别义”现象普遍见于各地方言。例如在各地吴语里“易”字普遍有语义不同的舒促两音。舒声的“易”义为“容易”，是形容词；促声的“易”义为“交易”，是动词性的。“数”也有两音两义，如温州方言：［su5］名词，数目；
动词，点数。这些都不属文白异读。有“声调别义”的字，在《切韵》里，往往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读音，例如：“数”有“所矩切”和“色句切”两个反切；“易”有“以豉切”和“羊益切”两个反切。“声调别义”也见于古汉语和现代普通话，不是方言的特点，与方言的“文白异读”无关。
训读音的性质与白读音不同，不宜与文读音匹配构成文白异读。用汉字记录方言词，有时不用这个词的本字或原字，而借用一个同义字或近义字来记录，这个被借用的字即是训读字，这个字的读音仍按本字或原字的读音读，称为训读音。如闽南方言借用“帆”字记录“篷”这个词。“篷”字即是原字，“帆”字即是训读字，其读音仍按原字读作［phaŋ1］，不按“帆”的本音读作［huan2］，［phaŋ1］即是训读音。训读字的特点是皆有原字或本字与之对应，［phaŋ1］与原字“篷”相对应。“帆”和“篷”是两个不同的字，虽然有两个不同的读音，但不像文白异读那样是一个字的两个音，故不能构成文白异读。又如梅县客家话“蚀”字训读音［sat8］，原字是“折”，与“蚀”的读音［sət7］并不能构成文白异读。有的方言学著作把训读音当作白读音，视为文白异读现象，显然是不妥的。
有文白异读的字在不同方言的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如在闽南话里几乎占一半，据李如龙的统计，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字有1409个（李如龙 1962）；在吴语里只占不到十分之一，据叶祥苓的统计，苏州话里文白异读字有219个（叶祥苓 1988）。
有的方言白读音和文读音的语音系统不同，文读系统用于读书。例如江苏丹阳方言，並定群等全浊声母平声字有文白两种读音，文读音近官话，白读音近周边吴语。“丹阳方言处在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界，读书音接近江淮官话，说话音接近吴语，文白异读的字多。读书音有四个字调，分别相当于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连读多变调。”（吕叔湘 1980）更有甚者，有的方言的文读音系统用于与外地人通话，例如浙江的金华方言，文白异读字数量比周边吴语多得多，“梅、三、安、多、瓜、千”等字都有文白两种读法。
文白异读是有对应规律的。除了个别字以外，哪些字有文白异读，是有规律可循的。厦门话的文白对应规律有194条之多（李如龙 1962），苏州话也有9条（叶祥苓 1988）。以下举例用上海话。
①*见母开口二等声母文读为［tɕ］；白读为［k］：
家［tɕia1/ka1］：家庭、家长；人家、百家姓
交［tɕiɔ1/kɔ1］：交通、交际；交代、交白卷
②*见系合口三等韵母文读为［ue］韵；白读为［y］韵：
贵［kue5/tɕy5］：宝贵、贵宾；价钱忒贵
围［ɦue6/ɦy6］：包围、围棋；围巾、围身围裙
③非、奉、微三母合口声母文读为唇齿音；白读为双唇音：
问［vəŋ6/məŋ6］：问答、学问；问路、问问题
闻［vəŋ6/məŋ6］：新闻、闻一多；闻闻搿朵花
肥［vi6/bi6］：肥料、减肥；肥皂
④日母（除止摄外）开口三等字声母文读为［z］；白读为舌面鼻音：
人［zəŋ6/
］：人才、人事；人家、乡下人
日［zəʔ8/
］：日记、日历；日脚、日里向
⑤*日母（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文读为零声母；白读为舌面鼻音：
儿
：儿童、小儿科；儿子
耳
：中耳炎；耳朵
⑥*梗摄开口二等韵母文读音为［əŋ］；白读音为
。
生
：生命、书生；生日、生意
争
：斗争、争鸣；争争吵
⑦歌韵开口一等韵母文读为［u］；白读为［a］:
拖［thu1/tha1］：拖拉机、拖地板；拖鼻涕
多［tu1/ta1］：多少、忒多；多碗饭
⑧鱼韵见系韵母文读为［y］；白读为低元音［a］或［E］：
锯［tɕy5/ga6］：锯子；锯板
许［ɕy5/hE5］：允许；辣许、许头
虚［ɕy1/hE1］：空虚；五虚六肿
⑨常用特字：
大，文读为［da6］：大学、大家、大队、大哥
白读为［du6］：大门、大碗、大米、大房间
去，文读为［tɕhy5］：去年
白读为［tɕhi5］：到北京去
各地文白异读的规律不甚相同。如1.6所列①②⑤⑥条（左边带星号者）在南部温州方言无文读音。温州方言有186个字有文白异读，见表2，其中有122个字（右上角带星号者）在苏州方言无文白异读。
表2 吴语温州方言有文白异读的字
，韵母读
，与近代音相近，用于“拖拉机、地拖拖把'等。
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
太学是汉代最高教育机构，始于汉武帝。太学置博士弟子，汉元帝时多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多达万余人。此后历代皆有太学制度，后代又称“国子监”，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授课往往采取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习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学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学生的方言母语不同，老师授课使用何种方言没有文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使用当时的“雅言”。回到家乡的博士子弟应该就是把最早的文读音带到各地的人。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产生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历代长盛不衰，现代愈益发展，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钱穆 1993）。而押韵和平仄的准确与否是评判考卷的重要标准。“最早期的北宋进士考试遵照唐制。晚唐对诗赋的格律要求比较严格，落韵的答案一律不及格。”（平田昌司 2016）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是《切韵》音系，而字音的规范自然是帝都所在的中原音或北方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于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太学是官办的，古代的书院则多是民办的。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初。宋代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清代书院达二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几乎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各地书院的教学语言未必是标准的官话，因为教师的籍贯五花八门，但是即使是用方言教课，也应该是尽量使用文理词和读书音（即文读音）教学的。
近代在各地流行的地方戏，例如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语言特点之一是书面语化，即多采用文理词和文读音，例如越剧的官白“遇文白异读时，文读和白读可以互换的，舍白读而取文读。如‘未’取［v］声母，而舍［m］声母；‘人’取［z］声母，而舍
声母。在现代越剧舞台，这是主流。”（黄玮2006）在旧时代听戏是一般民众主要的休闲活动，地方戏对文读音在民间的传布显然也能起不小作用。
至于当代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媒介，更是大大促使方言产生大量新的文读音。
下面谈谈“旁读音”的概念
外源音除了有来自标准语的文读音之外，还有来自外地方言的“旁读音”。旁读音大多来自当地的权威方言。例如温州话的“卸”有两读：［sei5/ɕia5］，后一音来自上海话。
“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例如上海郊区金山话，本来没有舌面的［ʑ］声母，近年来因与上海市区话频繁接触，产生新的［ʑ］声母，“徐邪象情习谢”等邪母字和从母的“嚼”本来读［z］声母，今新派皆读［ʑ］声母。
旁读音不符合本地语音演变规律，例如温州话麻韵开口三等（章组）按规律应读［ei］，但“卸”的韵母又读［ia］。
“旁读音”这个概念或术语可以与文读音和白读音并列，成为汉语方言字音三足鼎立的三个层次。这个概念对于方言历史层次和方言接触研究都是很有用的。
旁读音个案分析
（一）杭州话的旁读音。老派杭州话字音没有文白异读现象，只有极少数所谓白读音是例外。但近年来由于大量周边吴语区民众移居杭州，一般吴语的白读音也输入杭州话，例如：戒ka5丨江kaŋ1。对于杭州话来说，这两个新的字音即是旁读音。
老派杭州话罕见文白异读现象，例如“晚米、晚稻”的“晚”字读
。这是白读音，文读音是
，如“晚上、晚娘后母”的“晚”。因为杭州城里人不种庄稼，这个白读音显然是从种植稻米说吴语的乡下人那儿学来的。“豇豆”的“豇”读［kaŋ1］，也来自乡下。在一般吴语里，普遍有200个左右的字有文白异读现象。例如见系二等字，如“假、江、界、街”等，太湖片吴语普遍有文白异读，但杭州话只有颚化这一种读法。古日、微二母字，如“闻、问、耳”等，各地吴语普遍有文白异读，但杭州话也只有一种读音。
赵元任（1928：83）指出：“别处有文白两读的字（家、问、交、江、樱、角、甲，耳等等），在杭州大都一律取文派的音，白话中取白派音的字甚少。”又说：“杭州人说话颇有点像常州人读国语白话文。”他在书中声母表和韵母表上详列各地吴语的文白读字音，杭州话无一字有文白异读情况，即各字都只有一个文读音。例如梗摄二等字“硬、杏、争、孟”，杭州话都只有一读，赵元任特别说明文白读同音（赵元任1928：83）。
杭州近年来产生的“白读音”，据赵庸（2006）调查，至少有68个，应是来自周边吴语，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白读音。特别是1958年起，因招收大批农民进城做工，市区总人口由1949年的62.48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88.44万人，增长41.55％。这些农民即来自周边吴语区。改革开放以来，外来人口大增，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周边吴语区。其它吴语的使用者与杭州人的交流日益频繁，也加强了其它吴语对杭州话异读现象的影响。见表3。
表3 杭州话里的旁读音与邻近吴语白读音比较
（二）温州话的旁读音。温州话麻韵开口三等（除见系外）原读［ei］，没有例外，今“车”又读［o］韵，“卸”又读［ia］韵。［o］和［ia］即是来自上海的旁读音。“车”的［tso1］的读法仅用于从上海输入的新事物“汽车、脚踏车、裁缝车缝纫车”等，原有的“车”，如水车、徛车儿童车等，读［tshei1］。“卸”字原读［sei5］，后因上海至温州的海轮航线开通后，上海来的水手卸货时，带来“卸”的上海音［ɕia5］，从而“卸”字有了新的读音。见表4和表5。
表4 温州话麻开三精组的音变规律及“车”字的旁读音
表5 温州话麻开三章组的音变规律及“卸”字的旁读音
（三）上海话的旁读音。上海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第一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20年代；第二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三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第四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上海话里的旁读音大多是在第三期定型的。例如桓韵（合口一等见组）读［uø］；桓韵（合口一等帮组）读［ø］；覃韵（开口一等泥母）读［e］。见表6。
表6 上海话里来自苏州话的旁读音
另有些特点则是苏南和浙北两地共同影响的结果，例如古晓母（灰韵）原读［f］，苏南和浙北许多地点读，上海音也变读［h］。又如缩气塞音声母［ɓ、ɗ］变为普通的塞音声母［p、t］。再如入声韵，老上海话原有［yøʔ］和苏州话或宁波话的［yœʔ］相对应。此韵在现代上海话里变为［yəʔ］，见于“血、缺、月”等字。遇摄合口三等，如“书”字，老派松江话和老派上海话原读［y］，苏南和浙北许多地点读
，如宝山、嘉定（以上两地旧属江苏省）、湖州、长兴、安吉、余杭、萧山、嵊县、新昌等。上海话从第三期开始读
。
（四）北京话的旁读音。北京话（普通话）里有一个来自上海话和广东话的旁读音，即［kha］。现代汉语有许多外来词最初是通过上海话或广东话翻译的。如：卡片（card） | 卡车（car） | 卡通（cartoon) | 卡宾枪（英文 carbine） | 卡路里（法文 calorie） | 咖啡（coffee） | 咔叽（khaki，中文又写作“卡其”，纺织品）。普通话不但吸收了这些外来词，同时吸收了上海话和广东话的一个音节［kha］。普通话本来没有［kha］这个音节，“哨卡”和“卡住喉咙”的“卡”字原读
。普通话从此多一个音节
。这是语言接触改变一种语言音系结构的实例。见表7。
表7 北京话的一个旁读音
“卡片、卡车”等外来词最初是从上海话翻译的。“咖啡”和“咔叽”这两个外来词最初是从广州话翻译的。“咖啡”的早期写法是“架啡”，见于《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广东方言字常在通用汉字左边加“口”，也用这类字来翻译英文，例如“噠、啤酒、啡、菓、哔叽、佛囒仁、罢囒地酒、荷囒、咪唎加国、咭唎国、佛囒哂国”。上海来源的外来词没有“口”字偏旁的特点。
北京话里另一个旁读音是“搞”的读音
。“搞”字不见于《广韵》，其本字应是开口二等巧韵见母的“搅”。搅字见于《广韵》巧韵古巧切：“手动。《说文》：乱也。”本来只有“搅拌”义，北京话今音读
，西南官话今音读
。后来此字在西南官话里词义引申为“做、干（某事）”。北京话将此字音义一并引进，并新造了一个形声字“搞”。对北京话来说，
就是“搅”的旁读音。
旁读音有几个特点
（一）旁读音来自外地方言。旁读音不是本地原有的读音，也不是来自标准语的读音，而是来自外地方言的读音。“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这里所谓“外地方言”一般都是当地的优势方言，例如在吴语区，上海话相对于温州话是优势方言。现代温州话“车”有两个读音［ei］和［o］。麻韵开口三等本地音原读［ei］韵，例如“水车、风车、车栾”等词中的“车”，都读［tshei1］。但是在“脚踏车、裁缝车、汽车”等词中的“车”，都读［tsho1］。［tsho1］这个字音来自上海话，因为这些新式的“车”都是从上海输入的。温州话里这个来自上海话的［tsho1］就是“旁读音”。
中心城市的方言相对于郊区、郊县或乡下的方言，是优势方言，郊区方言往往从城市方言借入旁读音。例如新派金山县（今称金山区）方言从上海市区方言借入旁读音声母［ʑ］。见表8。
表8 金山话旁读音［ʑ］声母字
（二）旁读音不符合本地方言语音演变规律。从本地语音演变的规律来看，旁读音是语音演变的例外字音。
在现代上海话里一字两读或多读特别多，除了文白异读外，共有220多个。一字两读或多读可能是历史层次不同，也可能是字音来历（一字有两个或多个反切）不同，本地本来就可能是两读或多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方言接触造成的，这些又读音自然不在本地方言音变规律之内。现在举两个例子，见表9。
表9 上海话不符合音变规律的旁读音举例
比较音韵地位相同的字就可以知道这些又读音不合音变规律。例如与“婿、宣”两字音韵地位相同的字读音跟这两个字不同。又读音显然是外来的，从表9可知，“宣”字和“婿”字的又读音（斜线后面的读音）是旁读音。此类并非文白异读的又读音，在上海话同音字表里可以找出200来个。
（三）旁读音可能是个别字音,也可能是成系统的。各种方言中的旁读音，可能是个别零散的字音，但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形成系统的。例如现代上海话中来自苏州话的［ʑ］声母旁读音；杭州话中来自周边吴语的旁读音；厦门话里来自泉州话的旁读音。
老上海话的邪母和从母皆读［z］，今部分字今读［ʑ］，即来自苏州话，例如表10所列字音。
表10 上海话旁读音［ʑ］声母的系统性
桓韵合口一等见组字，老上海话韵母读［ue］，今上海话读［uø］，即来自苏州话；桓韵合口一等帮组字，老上海话韵母读［e］，今上海话读［ø］，即来自苏州话；覃韵开口一等泥母字，老上海话韵母读［e］，今上海话读［ø］，也来自苏州话。见表11。
表11 上海话桓韵和覃韵旁读音
杭州话里的旁读音对应于周边吴语的白读音，也有明显的系统性。例见前文表3。
闽语的厦门话受泉州话的影响甚深，据传教士闽语著作，老厦门话的日母字读［dz］。后受泉州话的影响，变读［d］或［l］，如“日”［dzit→lit］。今厦门话日母一律读［l］，系统性很强，例外很少，如：
热 liat8 | 惹lia3 | 儿 lia2 | 而 li2 | 二 li2 | 如 lu2 | 儒 lu2 | 乳 lu3 | 辱 liɔk8 | 入 lip8 | 褥 liɔk8 | 饶 liau2 | 扰 liau3 | 绕 liau3 | 柔 liu2 | 肉 liɔk8文读 | 染 liam3文读 | 然 liɛn2 | 燃 liɛn2 | 人 lin2文读 | 仁 lin2 | 忍 lim3文读 | 任 lim6 | 认lin6 | 韧 lim3文读 | 软 luan3文读 | 润 lun6 | 闰 lun6 | 瓤 liɔŋ6文读 | 让 liɔŋ6文读 | 若 liɔk8文读 | 弱 liɔk8文读 | 仍 lɪŋ2。一个例外是“耳”
。
成系统的旁读音有可能反客为主，取而代之，成为主流。上海的［ʑ］声母和厦门的［l］声母都是如此。
有了旁读音这个概念，一般方言的字音就都应有三大层次，即文读音、白读音、旁读音。就来源来说，白读音是本地音，可称为“内源层”；文读音来自标准语，可称为“外源1层”；旁读音来自非标准语的外地方言，可称为“外源2层”。
表12 方言字音的三大层次
但是杭州话只有白读音和旁读音，据本文的思路，传统观念上杭州话的“文读音”实际上是“白读音”。杭州话里的所谓“白读音”，如“戒”［ka5］，实际上是旁读音。“戒”原读［tɕiɛ5］，即是白读音。杭州话只有白读音和旁读音，而无传统观念上的文读音。
广义的“外源层”还有可以包括底层（来自底层语言）和外语层。不过因为方言里的底层音（substratum）和外语音往往是零星的现象，是不成系统的，其重要性不可与旁读音相提并论，只有旁读音才能与文读音和白读音鼎足而立。况且方言里的底层音和外语音来自别的语言，不是方言之间互相接触的结果，可以另行讨论。
社会语言学上，还有所谓“傍层语言”（adstratum）。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在互相交融时或交融后，另有第三种语言对它产生影响。这第三种语言即为傍层语言，它可以没有民族学的前提，即在地理上并没有侵占过底层语言。这个概念是Edwin Bryant在研究吠陀语（Vedic，即后来的梵语Sanskrit）词汇输入达罗毗荼语（Dravidian）问题时提出来的。日语从西方语言输入大量外来词，西方语言对于日语来说就是傍层语言。汉语对于日语来说也是傍层语言，日语里的吴音、汉音和唐音对于日语来说，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旁读音”。
各地方言普遍有文白异读现象，白读音是本地原有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文白异读是语音层次上的现象，文白只是读音不同，字义是相同的。文白异读在数量和字音分布上因方言不同而不同。就读音的来源而言，白读音是内源音，文读音是外源音。古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文读音产生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外源音除了有来自标准语的文读音之外，还有来自外地方言的“旁读音”。“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各种方言中的旁读音，可能是个别的字音，也可能是成系统的。旁读音来自别的方言，大都是本地区的强势方言，是通过方言口头接触形成的。笔者主张确立“旁读音”这个概念或术语，它与文读音和白读音并列，成为汉语方言字音三足鼎立的三大层次。“旁读音”对于方言接触、方言演变和历史层次研究都将是很有用的概念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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