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鲸鱼疗愈“镇”痛

舒达丨影像作品《migaloo》

12月14日，景德镇2020年的第一场冬雪如约而至，对安坐空调房内品饮咖啡的小资青年而言，飞扬的白絮也许会让他们想起一次难忘的约会，或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可对必须在室外工作的环卫工、快递员而言，他们很难对雪滋生出与浪漫有关的想象，毕竟在2℃左右的低温环境下谋生，又赶上扰人的大风蓝色预警天气，心情怎能爽朗得起来。

由于工作、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咖啡青年与外卖小哥在面对飘零的雪花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作为一名原国营瓷厂工人的后代，我却由飞雪想到弥漫于制瓷坯房里的微尘，想到利坯师傅刀下被修整的瓷坯，想到青年艺术家舒达创作的影像作品《migaloo》。

当鲸鱼在海洋中死亡，它的尸体会沉入海底，形成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成为数十个深海种类的生命乐园，生物学家将此过程称为“鲸落”。舒达的《migaloo》用瓷泥塑造出一条鲸鱼形象，然后将其放入水中自然分解，通过模仿大自然的鲸落现象，以此表达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思考。

当我在“72亼青年艺术家计划”系列展看到《migaloo》时，感觉自己内心的某处郁结开始消融，此前能让我发生如此情绪剧烈变化的展品，便是位于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由无数原国营瓷厂职工照片组成的“众人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席卷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国企“改制”潮，令诸多瓷业工人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原本可预见的未来变得混沌不明，硬着陆式的企业改革让毫无准备的他们无所适从。尽管“改制”已是数十年前的“旧事”，但它仍是不少景德镇人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被外界所诟病的当地手艺人缺乏契约精神等现象，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改制”后遗症——被迫离开国企的工人曾深信“企业为家”，单位就是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地方，而突如其来的变革让他们感觉自己遭遇了残忍的背叛。

父亲下岗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对世事一知半解的年纪，聚集在瓷厂宿舍楼栋间寻求对策的父辈，他们脸上那种震惊与茫然交错的表情，的确对我的成长经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走进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看到当年风光一时的“十大瓷厂”实物展品时有时光倒流的感觉，而通过馆内“陶工录”电子档案未搜索到父亲姓名时却又失落异常的原因。

博物馆内的那堵不断游走着老瓷厂职工照片的“众人墙”，则让我想起《三毛从军记》里的台词：“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正是数以万计类似于我父亲这样的无名“岳武穆”，以青春与激情谱写了中国当代陶瓷工业史这部传奇，虽然有功、但终是无名！

如果说数年前“众人墙”让我愈发对那段陶瓷工业史意难平的话，那舒达的“鲸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与那段历史实现和解。与《migaloo》相遇前夕，我便开始与艺术评论人子贺等人共同参与建国后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的梳理与“集体记忆”研究项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瓷业的恢复、发展及变革等相关材料的归纳与分析，让我得以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可心中那根刺始终未能拔除。

当我看到舒达《migaloo》的影像画面中，以瓷泥塑造的“鲸”缓慢地在水中分解，而散落开来的泥团不断下坠时，瞬间想起曾风光一时的老瓷厂在“改制”后，其厂房被分隔成若干区域由私人承包作为小作坊使用，而这些小作坊正是今天许多陶瓷品牌企业的前身；那些名闻遐迩的国营瓷厂解体后，原本在厂内美研室从事图案绘制、器型设计的能工巧匠走上社会，其中不少人逐渐蜕变为备受尊敬的陶艺大师。

《migaloo》迫使我直面一个早已察觉、但拒绝承认的事实：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改制”，其实促成、或者说直接导致景德镇向后来的“大师之城”、今日“文化之城”的转型。

与父亲表情有关的记忆不会被消除，但它不再仅仅让我感到愤懑，也由此相信了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说过的那句话：“艺术能够治愈一个受创的国家，甚至分崩离析的世界”。

当然，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虽然景德镇被部分媒体热捧为“艺术高地”，官方也对外宣称每年来此创作的外来艺术家早已过万，但像《migaloo》这样可以疗愈景德镇历史之痛的作品却近乎为零。

就连艺术家舒达本人也承认，创作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抚慰景德镇，而是试图探讨一些更为“宏大”的话题。

（王勇，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景德镇市作协评论委员会成员，景德镇陶瓷评论家协会理事。先后任《中国陶瓷》（艺术版）杂志执行副主编、中国陶瓷电视频道新闻中心主编，现为《东方陶瓷》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