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的文化
作为创业者，硅谷，是不可不提的一个名词。
先进的生产关系、宽松的创业环境、多元的文化氛围，这些都是造就硅谷的可见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三个要素的形成呢？追本溯源，答案需要从历史和人文中寻找。
先看旧金山湾区波澜壮阔而又机缘巧合的产业进化过程。
淘金热催生铁路业，而铁路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
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
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
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
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简而言之，这就是旧金山湾区整个20世纪的历史。
问题是，这样是如何完成的？
硅谷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其历史是根植于湾区的经济和社会之中的，这里众多高科技公司的迅速发展也是与当地发生的“文艺复兴”分不开的。
所有伟大的技术进步中心同时都曾以拥有举世瞩目的艺术创造力而自豪，比如，雅典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美丽年代”的巴黎和20世纪之初的柏林。
硅谷处于一个珍视创造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有挑衅、破坏和漠视权威的处世态度。
别样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式的反传统文化似乎一直根植于湾区的基因中，它们始于早期的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后来延续到嬉皮士一代。
硅谷一直以拥有高度的创造性为荣。
我们可以说，除了创造力，其他一切都属于细枝末节。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特立独行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它早于硅谷就已经存在，而且让这里的技术发烧友建立了“自己动手”的文化，正是他们创建了硅谷。
传统的观点总是强调硅谷的发展得益于来自大学的技术转移，特别是经由初创公司实现了商业化进程。
这当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技术发烧友们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发烧友们代表着一种对新奇技术的小玩意儿和自己动手的激情。
我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硅谷是一个由高科技公司组成的经济体，因此这些公司当然是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所创办的。
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反方向来观察硅谷的商业模式：由于这是一个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开办公司的地方，因此他们的公司不可避免地都是高科技公司。
当你分析一浪又一浪的初创企业是如何起步的时候，你会认识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种 “西大荒”的精神。
“西大荒”精神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独立个性和敢于冒险的态度，它是硅谷所有发明者和一代宗师们的灵魂。
在财富的问题上，硅谷人凭直觉的理解，与华尔街、大公司或政客们的看法非常不同。
简而言之，硅谷人对财富的态度是：财富不等于金钱。
金钱是用于交易的一种纸质的标记物。
它是一种有用的支付手段，用以衡量价值；它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工具，用以帮助完成交易（交换的媒介）；它有时也是一种保值的工具。
如果一家中央银行不加印钱币，或者银行不通过放贷增加货币，金钱的流通就是一个“零和”的局面。
所以，金钱只是一个标识物，是一种转移财富的方式。
而财富则由用以改善人们生活的商品和服务组成。
它包括了有形的商品（食品、衣服、房屋、汽车、电器和用具等）和无形的活动（度假、飞行、理发、美甲、保健和教育服务等）。
如同企业家、天使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在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怎样致富》中所说：“大多数企业所做的就是制造财富。他们做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利润不过是个度量工具而已。不应该把衡量标准与核心价值混淆起来。”
另外，很多人相信“饼的大小是固定的”这一谬论，硅谷的看法却正相反：富人同别人一起致富会让彼此变得更加富有。
硅谷人愿意付出代价来与人合作，把饼做得更大。
一份职业是什么? 就是一种极慢的创造财富的方式。
手工艺文化之重要，在于它证明了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创造财富。
硅谷出现在美国西海岸，正是是一种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使然。
“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了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
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
当靠自己的奋斗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于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
这一现象在硅谷得到了最为崇高的体现。
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实验田。
硅谷通过与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结成的三角关系，促成了先进科技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结合。
硅谷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先进科技结缘（这是社会学的实验）；与此同时，也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结缘（这是经济学的实验）。
这使硅谷成为了一个多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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