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882期】郭进拴|读何建明《山神》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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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文艺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五十六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

【郭进拴原创】读何建明《山神》有感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何建明创作，《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百锦城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华山论剑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山神》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白烨、汪守德、李炳银、张陵等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丁晓平主持。据悉，作品由《中国作家·纪实》2018年第1期头条推出，主人公正是这位被誉为“当代愚公”的山村老书记、老党员黄大发，并入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这部作品讲述了他带领村民坚持36年开通“天渠”的传奇故事。为创作这部作品，何建明深入贵州山区，抵达生活现场，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三次走上地处千米之高的悬崖上的水渠。正如何建明所说：“你问我为什么非要走这样的险路，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品质。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写什么题材，必须要尽可能地抵达现场，离现场越近越好。你能不能在现场得到第一手材料？你能不能亲自去感受一下？这是考验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最基本的素质和最重要的文德。”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何建明的《山神》写得异常精彩、感人，达到了精深、精致、精美，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思想冲击力和社会透视力,是作者多年来对于文体探索的一次重大突破与创新。在《山神》这部新作中，何建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体艺术探索，场景构建、结构设计、心理描写、对话叙述等艺术手法信手拈来，将黄大发的传奇故事的讲述推到了极致。主人公黄大发老人只是大山深处一个贫困村的书记，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将“小人物”黄大发的故事叙写成传奇，本身有一定难度，但作者以其多年创作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感觉为基础，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多种创新。如作者构建了大量场景，以场景叙事塑造英雄人物黄大发。在序言部分“上天的路”一节中，作者首先构造了一个“我”跟随黄大发走天渠的惊险场景。还运用除“我”之外的他者视角来讲述黄大发的修渠故事。在第一章、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以当年与黄大发进行深入接触的两位水利工程人员黄著文与张发奎为讲述者，从侧面展开修渠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以上在故事叙述层面做出的种种探索外，作者还在作品开篇与收尾处予以创新。在全文的开篇部分，作者运用了一个情景式的设问：“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命托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在引发读者好奇心之后，作者将话题引向作品所要讲述的人物和故事，将读者迅速带入故事。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在报告文学文本上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值得我们学界进行多维度的阐述与评价。甚至还有专家认为，《山神》就是中国版的《老人与海》，作者将黄大发塑造成了海明威笔下圣地亚哥式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正是多年来我们所期待与追求的。真正的英雄就是在绝望和困苦中依然微笑的人。“山神”黄大发，即是中国背景、中国环境下孕育出的中国式英雄，是正踏上伟大前途的社会发展极盛时期，坚强的、痛苦的、奋斗着的中国劳动者的代表。《山神》开篇即全文的序言部分是典型的散文笔法，描述作者本人跟随黄大发“三上绝命悬崖”的所见所感。作者毫不掩饰自己攀岩过程中的紧张、恐惧、怯懦，但最终在黄大发的引领下，他战胜恐惧和怯懦，翻过一座座悬崖峭壁，走到“天渠”的源头。“序言”部分“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写的是自己攀岩走渠过程中的紧张、恐惧和怯懦，实际上是以“天渠”之高、之险烘托开渠之筚路蓝缕、艰难万险，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对作者而言，“三上绝命悬崖”更是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朝圣，它在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起一座情感的桥梁，作家与其书写对象之间建立起父子般的深厚情谊——何建明对黄大发的感情不只是崇仰、敬佩，还有发自内心的爱和怜惜。从叙事角度看，“序”为后文埋下了伏笔、设置了悬念；从表意角度看，“序”既点明了创作主旨——“要将这山神用精气砍出的一条天渠的故事告诉世人，让全世界永远记着中国有这样一位山神，他用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干成了一件前无古人的旷世壮举、人间奇迹”，同时奠定了全文低回曲折又昂扬壮美的情感基调，可谓构思巧妙、意蕴丰厚。第七章结尾部分依然采用散文笔法，兼有诗歌的澎湃激情和铿锵韵律，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势磅礴的排比句、排比段，犀利深刻的设问句、反问句有机融合，将“英雄赞歌”推进到高潮乐章，进一步张扬了黄大发精神的时代意义和恒久价值，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与序言部分遥相呼应，形成首尾圆融的艺术整体感。

作品的重心是第一至第六章。不同于首尾两章的散文笔法，第一至第六章大量运用小说笔法处理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场景呈现和细节描述，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结构上，作者摈弃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线性叙事逻辑，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从事件发展的中端落笔。第一章写的是“他者”眼中的黄大发，通过县水利局副局长黄着文回顾他与黄大发40年来的往事和交情，鲜明、立体地呈现了“山神”黄大发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品格。这种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倒错”，以醒目方式建构了黄大发的“山神”形象，并为下文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充分铺垫。人物形象“立”起来之后，再按事件发展的自然进程安排叙事逻辑：修渠失败——外出求学（查找原因）——集资立项——大功告成。黄大发修渠历时36年，其间可歌可泣的素材非常多，恰当选择叙事重点、合理安排简繁详略至关重要，否则就有可能流于波澜不惊、冗长乏味。作者紧紧抓住修渠过程中的五个关键节点，以黄大发誓死修渠的主观意愿和人的主观意愿难以实现的矛盾冲突为基本叙事动力，在人与自然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等矛盾冲突中推进故事，塑造人物。书中叙事细致绵密，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准确凝练，人物生动鲜活，尤其是场景呈现和细节描写深得小说美学之精髓，常常恰当妥帖、韵味深长。书中有两个场景让人记忆犹新，一个是黄大发去隧道查看“哑炮”的情景，一个是他从工地下来，为因病去世的女儿处理后事的情景。前者临危不惧、坚定果敢，是山崩于前不退缩的铮铮铁汉，后者细腻温柔、悲伤欲绝，是满怀愧疚和哀伤的慈爱父亲。但情感本质都是“爱”，前者是对全体村民的“大爱”，后者是对女儿的疼爱。这两个场景不仅展现了黄大发情感心理的丰富细腻，更体现了黄大发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精神。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说：“好的小说，基础不是别的，而是人物……伟大的作家都是使我们通过某个人物去看他所要我们看到的事物。”老舍也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创造人物”的关键是“贴着人物写”，即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必须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情感情绪、精神气质。《山神》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黄大发这个农民英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一大批与修渠有关的人物群像：妻子徐开美、县水利局副局长黄着文、县水利局技术骨干张发奎、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张元华、老一辈杨春发等，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其心性、品质都明晰可感，都在修渠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没有把黄大发写成一个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而是凸显他对周围人的感召和引领力量，这样的叙事策略既是对报告文学“真实美学”的尊重，也深谙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真谛，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有裨益。作为一部讲述英雄人物光荣事迹的“歌颂型”报告文学，《山神》何以能产生巨大的审美张力和艺术感染力？关键在于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形式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散文笔法、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等多种笔法的巧妙互渗和有机融合、多种叙事视角的恰当选择与转换，赋予了《山神》别样的审美特质和强大的艺术张力。《山神》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山神》拥有精神的高度、生命的温度、艺术的盎然与振奋，更是人文思想与社会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显示了仁慈的目光、信仰的力量、劳动者的伟大。远在四五千年前，宽广的华夏大地上九死而不悔的治水英雄大禹，昆仑深处降服妖魔、雄霸一方的女王西王母创世般威严、征服一切的故事流芳千古、世代相传，其中传递出的远古信息，蕴含着中华民族意志力的磅礴内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山神》以他惯有的迅猛之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挺立在世界东方，堪与传说中人神兼具的英雄相媲美的民间英雄。这位英雄就是贵州大山深处遵义市播州区仡佬族乡草王坝村的支部书记黄大发。这位英雄，是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体；这位英雄，是凝聚着集体血脉、中国人意志力的战士。他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不屈不挠，心中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让家乡焦渴的土地灌上水，让乡亲们吃上白米饭，让村里的女孩子用清水洗上澡，让精壮的小伙子娶上媳妇，不再打光棍。被何建明称为“山神”的黄大发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既无大禹强壮威猛的身躯，更无西王母蓬发飘飘、虎齿豹尾的雍容举止。他个头矮小，身体单薄。他赤足走在山路上，脚会烂、体会累。他生气了、失望了，会骂人、会发火。他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人间少有的惨败，但却以超人的毅力、神奇的力量，带领全村人用了30多年的时间，硬是穿过数座悬崖峭壁，用双手凿出了一条平常人看一眼都会魂飞魄散的天堑水渠，将相隔几座大山的螺丝河引到了草王坝。阴雨绵绵，大山深处细弱游丝般嵌在千米悬崖之上的那道水渠，在作家何建明脚下一寸寸延伸，水渠的一面傍依着大山山体，一面则是万丈悬崖。站在山底往上看，“天渠”犹如刻在大山颈部被刀切割成的细线；向前看，又宛如一条系在山腰上的银丝绸带，亮晶晶的泉水在潺潺流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又推出了新 作《山神》，讲述“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村民历时 36 年，在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长 达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从此碧水长流，干旱贫瘠的山区面貌得以彻底改变的感人故事。作 品发表之后，人们为黄大发永不言弃的精神深深折服，认为这个“中国硬汉”堪比海明威笔下的 圣地亚哥。其实，读《山神》，我不止想到《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圣地亚哥，还想到杰 克· 伦敦的代表作《热爱生命》中的那个濒临死亡、垂死挣扎的淘金者，他凭着顽强的意志与 坚韧的毅力，最终战胜饿狼，在荒原中生存下来。尤其想到法国著名导演雅克· 贝汉的经典影 片《天· 地· 人》三部曲中的“人”——《喜马拉雅》，想起那个不惧年迈体衰，克服重重困难勇 闯“魔鬼之路”，带领全村人卖掉盐巴换来粮食的雪山部族头领霆雷，他是雪山之子，也是雪山 之“神”，最终长眠在雪山的怀抱，与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其实，无论是圣地亚哥、淘金者、老 头领霆雷等经典艺术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农民英雄黄大发，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那就是对“人”的主体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对困境挫折永不低头的坚韧意志。生命，就是不放弃自 己！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才能在不可能创造奇迹的地方创造奇迹。“永 不言弃”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品质，也是人类得以穿过慢慢长夜不断走向光明的力量之源。鲨 鱼、饿狼、雪山、干旱都是人类生存的对抗性力量，从蛮荒的远古到高科技的今天，人类生存 的对抗性力量始终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濒临绝境的生死抉择是人类随时都可能 会遭遇的现实处境。在此意义上，《山神》与《老人与海》、《热爱生命》、《喜马拉雅》一 样，拥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蕴，散发出超越性、恒久性的艺术魅力。作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八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连续 5 次入选党代会“献礼书”，说他创造了报告文 学的奇迹，一点也不夸张。他对报告文学充满了挚爱和深情，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 故事最合适的文体，多年来，他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以“以优美的文体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为了讲好黄大发的故事，何建明对自己提出了新要求：“我写了四十多年报告文学，各种题材 的报告文学我都写过，但是在写黄大发这部作品时，我把自己逼到绝路：必须要换一种以前从 来没有用过的叙述方法，要寻找适合于这个题材的另一种书写方法，这就是创新和突破。” 《山神》确实实现了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和突破不仅是相对于何建明之前的艺术实践而言 的，对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同样具有示范作用。每一种文体都有相对稳定的审美特征和核心审美要素，但又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即不断突 破既有文体壁垒，吸纳和借鉴其他文体表现手法，拓展原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原有文 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这种现象就是“文体互渗”。“不同文本体式相互渗透、相互激励，以形 成新的结构性力量，更好地表现创作主体丰富而别样的人生经验和情感。”

《山神》倾注了何建明对人间、对黄大发、对劳动者全部的热诚与爱。这种爱，是天然的情感，如同黄大发神经系统灵敏之极的感觉，如同黄大发那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只有在艰苦的劳动与创造中才能体会的喜悦。塑造民族英雄人物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大显著特点，而这种“塑造”又不像小说、戏剧等文体可以运用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自由虚构。如何将英雄人物刻画得生动、立体，将英雄故事写得精美、纯美，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无疑是最大的挑战。作家何建明在他四十余年的报告文学写作生涯中，曾塑造过多个英雄人物形象，而这次，他把写作的聚焦点放在了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位山村老书记、老党员黄大发身上，用洋洋洒洒的十余万字讲述了“山神”黄大发带领村民坚持36年开通“天渠”的传奇故事。何建明曾在访谈中说道：“我写了四十多年报告文学，各种题材的报告文学我都写过，但是在写黄大发这部作品时，我把自己逼到绝路：必须要换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叙述方法，现在看来我做到了。当我们穷尽所有文学手法的时候，我们还要寻找适合于这个题材的另一种书写方法，这就是创新和突破。”在《山神》这部新作中，何建明抛却了他一手独创并运用纯熟的“国家叙述”风格，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体艺术探索，场景构建、结构设计、心理描写、对话叙述等艺术手法信手拈来，将黄大发的传奇故事的讲述推到了极致。何建明早在《部长与国家》等作品中就进行过类似的文体艺术探索。学者丁晓原在《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一文中谈到：“《部长与国家》可能是何建明非虚构历史叙事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就其泛政治化写作的整体看，可能也是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表现重大政治题材最为得体到位的一部。”不过，《部长与国家》中的余秋里是英雄人物，带有先天的“故事资源”。与“独臂将军”余秋里相比，《山神》中82岁的黄大发老人只是大山深处一个贫困村的书记，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将“小人物”黄大发的故事叙写成传奇，本身有一定难度，但作者以其多年创作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感觉为基础，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多种创新，将黄大发塑造成了海明威笔下圣地亚哥式的英雄形象。这其中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艺术探索和精美推演，值得其他写作者好好研习。

在《山神》这部作品中，作者构建了大量场景，以场景叙事塑造英雄人物黄大发。在序言部分“上天的路”一节中，作者首先构造了一个“我”跟随黄大发走天渠的惊险场景：“我们各自手中拿着一根竹竿作拐杖，而另一只手则撑着雨伞，当时天正下着雨。如果在平地上或者一般的山路上行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现在我和黄大发老人是在千米之上，高悬于绝壁上的那条被当地人称为‘天渠’的堤沿崖子上行走，而走这条‘天渠’需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紧贴我身子的左侧，即是嶙峋的山体，岩石凹凸不平，令你时时躲闪不及，一个不小心就会撞到脑袋。右边则是万丈深渊，雨雾中更显幽深无底，此时山脚底下的公路，已宛如一根细细的银丝线。我们的双脚之间，便是黄大发老书记当年凿出来的这条令我慕名而来的如今已被乡亲们叫作‘大发渠’的天险之渠。”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黄大发老人上“天渠”的场景，透过“我”的惊险体验，从侧面表现了黄大发历时36年开通天渠之艰难，这也构成了塑造“山神”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何建明还运用除“我”之外的他者视角来讲述黄大发的修渠故事。在第一章、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以当年与黄大发进行深入接触的两位水利工程人员黄著文与张发奎为讲述者，从侧面展开修渠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黄著文说，那是在晒谷场地边挖的一个桌子那么大小的泥坑，或者在田头挖个坑，等天下雨，就把雨水积在坑里面，平时人和畜就喝这水。而这样的水还不是一次就用得的。黄大发告诉我，他们平时吃饭做饭用的，是这坑里的水。洗菜、洗碗用完后的水再做洗脸用，男孩和男人一般抹一把脸就算完事了，女孩和女人才会用洗菜洗碗或洗衣服用完后的水擦擦身子。几天不洗一回脚，不洗一回脸，这在草王坝的男人中不算丢脸的事……”

“我们遇到悬崖时，就找个临近的山峰上，然后架上测量仪。再由张元华他们十几个村民，举着标尺，相隔几十米一个点、一个点地连成线，直到在对面的悬崖上寻找并确定基准点……这个难度现在听起来好像并不复杂，可在野外现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滋味。别说其他的，光从这边的山头到对面的山头，一上一下，就得花四五个小时！那些都是没有路的山崖，得披荆斩棘、飞檐走壁呀！”从黄著文和张发奎两个人的视角分别讲述黄大发两次修渠的历程，以讲故事的形式代替作者对修渠原因、艰难过程的陈述，大大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除以上在故事叙述层面做出的种种探索外，作者还在作品开篇与收尾处予以创新。在全文的开篇部分，作者运用了一个情景式的设问：“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命托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在引发读者好奇心之后，作者将话题引向作品所要讲述的人物和故事，将读者迅速带入故事。在《山神》的收尾处，作者运用诗歌一样的语言，进行迭进式的议论和抒情，将黄大发的精神和英雄形象推到极致。这种运用诗歌方式对时代英雄黄大发进行叠加和拷问式的赞颂，逼迫“我们”对照黄大发这个“神”的形象来审视自己的灵魂。作者在多部作品中都运用了这种“以歌颂形式来进行批判”的方法，这也是作者的一种个人风格。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在报告文学文本上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值得我们学界进行多维度的阐述与评价。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就是在绝望和困苦中依然微笑的人。何建明浸润心力写下的“山神”黄大发，即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背景、中国环境下孕育出的中国式英雄，是正踏上伟大前途的社会发展极盛时期，坚强的、痛苦的、奋斗着的中国劳动者的代表。恰如远古天真的理想人物、人类童年梦境的神明、传说中大山的精灵，必将随着新时代与未来的历史成为不朽。何建明并没有在这部作品中站在道德家、旁观者的立场去评说这位在他心中占据着父亲一样地位的英雄，而是尽可能使人物与自己的心贴近、与现实贴近、与读者贴近，不仅使这部作品拥有精神的高度、生命的温度、艺术的盎然与振奋，更是人文思想与社会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以文学的纯粹，让文字和故事倾吐内心，显示仁慈的目光、信仰的力量、劳动者的伟大。

正如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在《爱和激情的时代记忆——何建明报告文学印象》中写的那样：我在书写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的时候，曾经将何建明划分在作家方队的第四方队中。这个方队是跟随以徐迟、刘宾雁、黄宗英等为代表的第一方队，以理由、陈祖芬、李延国等为第二方队，以钱钢、苏晓康、赵瑜、胡平、张正隆等为代表的第三方队之后的一支报告文学创作劲旅。这个方队中还有张建伟、卢跃刚、李鸣生、邓贤、黄传会、邢军纪等人。当然这支劲旅之后还有更年轻的以王树增、李春雷、党益民等新的创作方队。这是一支创作力强盛且持续不断的雄壮劲旅，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创造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辉煌的的队伍。其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力，足可以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相比并。是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会为人们长久记忆。在这个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中，何建明可以算一个以持续不断的创作有力地促进和影响了这个文体的重要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何建明已经有40多部报告文学作品出版或发表，得遍了“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全国各项大奖。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个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人。人们几乎很难相信，何建明在早先担任《新生界》主编、后来又担任《中国作家》主编、如今又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他，是何以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余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人们也许知道，写小说、诗歌的人，可以借助新闻传媒获取信息，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体验就着香茗、咖啡在家里写作。但是，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作家必须深入到现场采访，必须有对对象的直接观察、感受、体验和理解才可以写作的一种特殊文体。那么，何建明这些年在工作之余写了这么多的作品，他走的路，采访花费的时间，接触和阅读的资料该有多少。单说《落泪是金》这一部作品，他就走遍了全国40多所大学，采访的人数在400人以上。为了写作反映三峡移民的作品《国家行动》，他曾经三下三峡，走一次就是1000多公里，有一天竟然换乘5种交通工具，延续21小时。像这样几乎是用全部的生命能量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实在是不多的。所以，何建明说：“我的全部爱好和激情皆因报告文学而产生”。他还说：“报告文学作家是要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自己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平静和有安宁日子可过，我属于这样的人。”在我很多地接触和了解了何建明和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之后，我认可他对自己这样的理解。报告文学是一种能动地吸收了新闻和文学的特长而形成自己独有个性和表达及影响力的文学。这种文学在同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中发挥自己观察、感受和表达的特长，直接的参与影响现实社会的进程。报告文学这样的特性，在何建明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所以，他也自然的被社会和广大的读者接受和欢迎。人们最初了解和接受何建明是从他的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开始的。1995年时，何建明在国家地质部工作，所以对于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为了局部和个人的利益，非法疯狂胡乱开采各种矿产资源的现象理解感受直接深刻，出于对国家负责的精神，他深入各地，甚至是冒死的采访之后，写出了这篇令人读后十分震撼的作品。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就有着浓重的国家情怀和对于现实社会的负责精神。这之后的两部有关教育题材内容的作品，《落泪是金》和《中国高考报告》，就是在关注和忧患现实的教育体制、教育管理和教学方式等内容下写作的作品。前者为成绩优异，但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就学艰难的孩子抛洒担忧伤心泪；后者为每年经历高考的学生要经历的也许并非科学合理的高考生活而叹息！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何建明投入到中国教育上的感受和思考，曾经引起了很多的社会反响，对于人们更多的反思和促进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的。何建明的国家情怀，还突出充分地表现在对于底层民众委屈不幸的悲悯和声援方面。他的《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这两部作品是很好的证明。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通过对山西一位叫梁雨润的纪律检查干部工作经历的追踪报告，非常使人真实具体地感受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少人们的痛苦、艰难和无助情形。作品在对梁雨润不惧风险和压力，本着为党正名，为民伸冤，为社会树正气的目标解决一个个多年积攒的冤案、矛盾等复杂情形，既很好地表现了一个“百姓书记”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精神品质；同时也很真实地表现了阳光下的阴影，表现了底层部分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具有非常现实厚重的内容和情感的冲击力量。在这样的作品中，表现了何建明的担当精神和智慧表达经验。他将一个复杂的社会内容做了强势的表现，而且能够被各方满意和接受。在我看来，这是何建明报告文学步入成熟的重要作品，也是他跻身报告文学创作名家的标志性作品。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对社会的前景抱有信心和激情。他不会因为社会昏暗而失去希望，也不会因为辉煌而放弃了忧患。现实社会生活始终是他舞动的舞台，是他参与表现社会的对象。何建明多年来“行走”在现实社会的许多领域，他用自己的发现、感受表达了很多的社会信息和思考，为这个时代进行了许多很好的记录。特别不能够使人忘记的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何建明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深入到北京的各个抗击“非典”的现场采访之后，提供给读者的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使人对于这场灾难在北京形成和最后被击退的内在情形有了很多的了解。这部作品，是报告文学为这场灾难留下的重要记录。其中的惨烈表现，精神高度，超常行动，生死搏斗等情景，至今读来仍然会使人震撼。在今年的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何建明又是在最早的时候奔赴灾难现场的作家之一，随后接连报告灾区惊诧和感人情形的《来自龙门山的报告》、《撤离北川县城》等作品，自然也是人们了解感受地震现场的真实文学报告。必须特别提起的是最早用报告文学的手段，报告和描述梁言顺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理论”从理论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作品《永远的红树林》。这篇作品虽然不很长，只有不到万字的篇幅，但它因为突出的思想敏锐性和新颖内容，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不但有力地纠正了某些在对科学发展观认识方面的偏差，还文学形象地阐述了这个科学发展观念的理论系统性，对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和在实践中贯彻和落实这个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报告文学往往是站在社会思想精神和生活前沿的报告，好的报告文学不但可以为读者提供最新鲜的信息，还能够为读者提供鲜活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内容，是对于人们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提供参考，甚至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认识和感受的文学。何建明的这篇作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具有这样的影响。这些年来，何建明是很为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兴奋的，他也在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这些内容。如果说《部长与国家》报告了余秋里当年作为石油部长，在国家最为艰难的时候，开发大庆，开发石油，为共和国的坚持和发展立下了功勋的情形的话，那么，像《中国农民的世纪盛典》、《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破天荒》、《台州农民革命风暴》、《国色重庆》等这些作品，就是在不同的题材对象上对于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和辉煌的成就给予历史的追记与真诚的赞美。在这些作品中，何建明在具体的事件中感受改革的进程，在不同人物的动人创造中，表现改革开放对于人们思想认识观念的改变和创造能力的释放，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精彩，有太多的激动。而这一切，构成了何建明式的时代文学记忆，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真实侧影。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是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样的现象是何建明通过自己持续不断的写作努力而逐渐形成的，如今很有影响力。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节目，被全国各地的报刊选载或连载，真有点“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情形。这是何建明本人的骄傲和自豪，也对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促进和影响。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很受限制的写作，真实性和社会环境对象的宽容、接受程度等，都给作家构成障碍。有不少的作者，就总是蹒跚在这样的障碍跟前难以超越，就总是在抱怨不自由的过程中艰难地周旋着。但是，真正的高手，是可以超越一切限制的。他们正是在这种超越中显示出才能的。何建明就可以算这样的高手，不管多么棘手和重大的题材，它都能够在举重若轻的把握中给以简明流畅和生动形象地报告，使人在快捷的叙述和生动的人物事件故事中感受到对象的丰富独特内容。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是激情的，深沉的，敏锐的，也是明快和丰富独特的。但是，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在语言表达上似乎还缺少提炼，不少的时候显得直白和粗砺，缺乏文学的韵味。这也许与他写得太多，太快又关，也许同对语言的把握体会程度有关。何建明是从新闻写作转入报告文学写作的，新闻和报告文学写作虽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在表达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何建明就正处在新闻和文学表达的最后转变中。他说自己正在“尝试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趋向的新的类型的报告文学，节奏快、趣味性强，又可以当作诗体和散文来阅读”的作品。这样的追求值得称赞。但他又说：“但我始终认为，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对他，我们应当有更多、更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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