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脉经身苦涩多

文脉经身苦涩多

历史上北方多战乱，地瘠人穷，除个别财主大户外，少有读书人。祖辈的传说中，我村最大的知识分子，就是清末同族中出了个刘秀才，是个教书先生。刘秀才的儿子刘宗汉在世时，我称之为曾祖。我的祖上几代都不识字，每当称起刘秀才，祖父却不按辈分，总以“先生”称之。旧时人出生名字爹妈可以随意起，庄稼人无文化，不敢攀高雅，为了好养活，像我父辈依次叫“瞎混”“二混”“三混”。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如吾曾祖名讳小文，号老典。号应重义和内涵，一般要恭请文化人送号。全村人的号都是请刘先生给送的，所以视刘先生为圣人。

解放后，读书人逐渐多起来，但读到大学的，在我之前的三十年间只有三个，先后有尚永峰、刘国奇和尚俊排。其中尚永峰在河北师范学院留校任数学教授，其他两位大学毕业后也都在外地工作，吃起了公家饭。这让略通文墨的父亲很是羡慕，决心省吃俭用供我读书。

童年村里没有正规学校，财主王老秀解放时弃家南逃，十几间房子两间两间打通后就做了教室。土坯垒腿上搭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一块旧布包上课本石板，背个矮板床，就风雨无阻去上课。坐在高高的糊纸的木棂窗下，昏暗憋闷，石笔在石板上画的歪歪斜斜的汉字，用袖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那启蒙的老师，那天真顽皮的同学，那神奇奥妙的知识，那煤油灯下的作业，却在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升入高小，得步行到五里外的邻村---内化去读，时值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匮乏，能带红薯面窝头去学校当午饭的是个别孩子。一般学生的午饭只能“瓜菜代”，或是野菜团子，或是花生壳炒面。父母实在拿不出当午饭的干粮时，我就去学校所在村的外婆家蹭一顿照的见影子的稀饭喝。傍晚放学回家，路上个个饥肠辘辘，胆大的钻到地里剥开正灌浆的玉米穗子，啃吃几口；揪几根地边的生豇豆，放嘴里大嚼；正长身体的孩子哪还管正生长的庄稼！

这样的艰难生活中，能坚持读完小学考上初中的，三千多人的村庄，只有我和王忠奇两人。父亲高兴之余又不得不加重了负担。初中远在家乡十五里之外的明月店，必须带粮住宿交伙食费。全家把省吃俭用的红薯干和玉米按比例先卖到黄宫城粮站换成粮单交给学校，或者直接背成品面去，伙食费只有靠父亲工余割青草卖钱支付了。大夏天别人午睡时，父亲汗流浃背地从野地里割回一大筐一大筐的青草，摊在院子里晒干，门前垛成一大垛。初中三年，父亲弓背的腰，背出了如山的草垛，我稚嫩的脚步，也从初中如愿地考进县城重点高中。

就读的定县一中，是个百年老校，“文革”前高考升学率已达百分之八十五。凭自己不算太差的成绩，满指望三年后进入理想的大学，能实现父亲的梦想。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即将升入高三，“文革”风暴席卷而来。全国撂不下几张平静的课桌，人人随风起舞。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声号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迫离校成了一个回乡青年，大学梦想彻底破灭了。

农村十载冬夏，彷徨，绝望，挣扎，奋斗。务农之余而学医，风雨之夜而转侧；愁米，愁柴，愁钱。平庸而无能，随俗而无奈，叹人生之无常，恨读书而无用。文革中正值第二次人口高峰，小学生骤增，毕业升初中极难，各地实行小学附设初中班，俗称“带帽初中”。那时生产大队代管学校，为应付师资匮乏，就指派读过初中或高中的人去当“民办教师”，社员身份不变，每天大队记九分工，参加生产队分配。父亲看到别家初中毕业的孩子也去教书了，就想为我也谋一个岗位，几次向大队求情，我这个当时全村唯一的高中生，终于没有被遗弃，也允许去带帽初中班代课了，十年寒窗苦读总算派上了一点用场。

十年的“民办教师”身份，扛起锄头是农民，走上讲台是教师，裤脚上沾着泥土，口操家乡话，手执乡土教材，教着本村农家子弟。先教小学，学校还是我上学时的财主王老秀家，与我小学的启蒙老师申桂英成了同事。高中生教小学一年级看似简单，但让动乱年代的孩子能静心来学，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教书易，学会教人是我面临的难题。顽皮孩子上课哄闹，那听得下初为人师的那些苍白道理，申老师时而过来解围。晚上常去学校申老师宿舍请教教学方法。他是城东人，师范一毕业就到我村任教共二十多年，谁家上学的孩子他都教过，与学生家长和村民混的很熟，人很随和，再加上有大队供应的煤和煤油，他宿舍可以生煤火、点油灯，而一般村民家里既生不起火，也没那么多煤油点灯。一到冬天，左邻右舍的村民，到他这里就灯就火歇息聊天，总是挤满一屋子人。我早些去后赶紧聊聊如何教学生的话题，也就顺便与乡亲们坐一会。每天有人来学校聊天，也解了申老师一人离家在外的寂寞。但天天如此，也让他不得安静。尤其有不知趣的，在申老师睡觉的火炕上一坐就到深夜，申老师站坐无处，撵人的话也说不出口，别人看不惯，就送那些人外号叫“熬干油”。后来申老师调离回乡，全村学生和乡亲含泪送至村外里许，几代人念念不忘。

一年后我去教初中班，初中班另设在村南狼虎山庙堂旧址。解放前此庙香火很盛，每当二月十二庙会，方圆几十里香客云集。解放后破除迷信，号召拆庙堂盖学堂，本村人舍不得拆，五间庙堂被邻村东沿里人拆去盖了学校，而旧址只剩下了几间破房，初中班就被安置到这里上课。文革时，国办初中停止了招生，积攒了几年的小学毕业生，年龄大小不一，蜂拥到一个班，岁数大的比我小不了几岁。面对这么群同村的大孩子，那个时代大批“师道尊严”，老师的架子怎么能拿得起，上课连哄带劝，下课玩成一片，学生给老师起外号，老师给学生争军帽。当时人人以戴顶绿军帽为荣。初中的语文地理历史课由初中毕业的民办老师担任，认识中国字就能糊弄一节课，数学课有师范毕业的国办教师贾木山担任，物理化学就有我这个高中生来凑合了。乡土教材物理讲农机，化学讲农药，嘴上讲实验，黑板画符号。当时大学不招生，读书无出路。有的没等初中毕业就退学务农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惜了当时那些聪颖的孩子，如王记奎、王新良、尚立贤、尚建晴等，要有正规的初中高中可上，他们也一定是村里的一批大学生。后埋没于荒村僻巷，终生务农了，至今感到为师之有憾和无奈矣！

中华文明恢弘五千年，文脉难断。文革后邓公执政时，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尚在家乡埋头教书务农。高考前一个月，在县城机关工作的王喜成，是我四叔的小学同学，把高考的消息传给四叔，并带回一本高考招生简章，上面只说了考试内容和范围，动员我参加高考。中断了十年的大学梦还能实现吗？绝望中的惊喜，迷茫中的萌动，让我决定再试一把命运。好在高考只考数学语文，仗着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字功底，语文不再复习，专攻高中数学。找来久违了的新旧课本，晚上挑灯夜读，趴在炕头演算，自学高三的课程，黄天不负苦心人，当年冬天冒雪去定县二中考点参加高考，数学还考出了74分的成绩。根据规定，民办老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最终被保定师专中文系录取，两个孩子的父亲28岁时成了一名大学生。

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十年农村生活难免因家族和亲戚关系而受派性牵连。高考报名时的政审就遇到麻烦。舅母乃内化村一个农家妇女，大字不识，该村出证明说，她是国民党特务嫌疑。大学录取通知书邮寄到我村，也被掌权人扣压迟迟不给。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头，前后托人赔礼道歉，好话说尽，政审才得以通过，入学通知书才最终到手。

入学走自然高兴，但路费难以凑够，一分钱愁倒男子汉，还是妻子出面借来了两块四毛钱，丢下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去读书了。家中没有了劳动力，她娘仨怎么度过的那缺吃少穿的几年，妻子虽不堪回首，我也可想而知。在大学，思乡而难以分家忧，苦读而力求挽青春。流连于教室图书馆，畅游在书海文字间。再温李白杜甫，抄写《随园诗话》。写诗以寄情，执经而问道。两年春秋抢种难补十年荒芜，毕业负箧而归，仍感空空如也。想来一生与母校有缘：踏出小学，文革回乡去母校当民办教师；走出初中，大学毕业去母校做实习教师；离开高中，大学毕业又分配回母校正式教书。

是缘分也是机遇，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初中的老校长周增任县教育局局长，我表爷王申之是他的小学老师，恰逢从兰州退休回乡，写信给周增，请托他尽量分配我离家近些的学校，便于照料在农村务农的妻儿老小，所以又回到了阔别十年多的母校。校舍依旧，恩师少在。昔日的师生成了同事，实在不敢改小学生的身份，听课备课教研处处请教，走上讲台授业解惑传道，不敢丝毫懈怠。可叹一生无长技，咬文嚼字说文章。在高中母校任教，

一晃三十年光阴，风来雨去，春发秋凋，历经李春生、边致庆，劳功高、高宗信，张士雄、张子忠、戎敬仁、凌波几届领导，服从分配，忠诚事业，可谓尽心尽力者也。母校昔日恩师兼同事周玉藻、李融名前辈等，昔日同学兼同事薛文学、赵英才等已故去多年，至今我也退休在家垂垂老矣！这个百年老校，也因为政府要恢复旧州署而搬迁到了城北荒郊，我也离开母校住宅而外迁安置，工作了30年的母校再也见不到了，不免诸多感慨生矣！

文革后拨乱反正，以科教兴国；改革开放后，国富民强，百姓重教，家庭以培养孩子为首要目标。大学扩招，上大学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历数30年，我教出的学生考上大学的少说也千人以上。就家庭子侄辈算，大学生已上十人；就家乡来说，大学生早达百人。回首往昔，文脉经身枯涩多；喜看今朝，黄土遍飘翰墨香。在求学路上，希望后人远离动乱，远离苦难；希望后人珍惜青春，珍惜时光，学成当在少年时，报国安于平凡处。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刘立哲，笔名品墨斋主，男，1948年生。高中语文退休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长白山诗词》《香港诗词》《深圳诗词》《难老泉声》等刊物，出版有《品墨斋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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