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悲哀

因为已经变成不完全相信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有人不接受我的观点，或者干脆否定我的思想，在我看来都很正常，因为我已经知道并学会尊重每个人特有人生视角的合理性了——他们深陷眼见为真的悲哀，不自知且不能自拔，只因没经过专门的逻辑训练，所以导致狭隘的立场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当然也就束缚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人生。

这些人，每天、每时、每刻都活在自相矛盾中，其实只需要简单反思一下潜意识对自己的束缚，自然会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是思想懦夫——不敢自主捅破自己逻辑天花板的人。

因为反思技巧在哲学领域并未终极成熟，所以哲学有用，但有限，是为无用之用，至于如何才能终极致用，当然需要用者自己小心琢磨，才能偶然地自主发现，所以用者需要自己小心规避其中众多的逻辑陷阱，所以从思想者的角度，每个人，只要能思想，就有可能促进哲学创新与进步。

反之，一旦迷信哲学，想不掉进旧哲学的逻辑陷阱，一定是现实的不能。总之，只有捅破逻辑天花板，人生才能有思想自由，只能终极突破逻辑天花板，人生才可能有终极思想自由。

因为个人生命的有限必死，所以绝对自由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所以哲学研究终极自由，只能以人类集体生命的永恒延续为指向，这才是超越思想自由的人类哲学研究的真正终极指向。认识到这一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冲突自然也就不难化解了。

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必须群居，所以相对更自由的生活需要人类集体努力营造。因为地球的必然灭亡，所以人类只有更早实现集体和谐，才能更早、更好地探索出人类永生的可能出路，所以不难发现，政治是人类走向集体和谐必须主动搬除的最大障碍，因为政治无道德，而人则一直是道德性存在，只是现在普遍活在明显缺乏终极指向的道德洁癖中而已。

因为有逻辑主导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确定指向，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人类集体实现天人合一的文明程度时，个人才能因为人类文明与宇宙文明的和谐而实现人生自由最大化，否则即便再高的权力、再大的富贵也于事无补，因为互害的不安全感与财富和权力指数成正比，因为相对于自由，权力从来不能自圆其说，富人更直接被拒绝上天堂。

人只有主动用能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帮自己克服一切自相矛盾心理，始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用东方文化说，是无困于心的圆融无碍之人，用西方哲学讲，是实现终极哲学化之人。

无奈即便人皆手握经典，现实中人既难圆融，又看不见任何实现终极哲学化的坦途，这说明大家不是不敢捅破逻辑天花板，而是受惯性束缚而不能自拔。旧惯性顽固的（主观）存在表现就是层层难以突破的逻辑天花板，那里有太多不同层级的狭隘思维定式，西方哲学也是其中之一。

人类文明史证明，少数人可以借助专门（而非专业）思考实现个体层次的逻辑终极突破，也就是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只是这些人也未曾找到帮助人类实现整体突破逻辑天花板的常识化法门，所以终极哲学化是人类整体层面的概念与实践，需要专门的思想者继续努力使之贯通。

因为在贯通的过程上具有缓慢的常识化趋势，这种趋势贯穿于整体人类文明史，所以主动从常识化之后的普及视角思考终极哲学问题，极具知行合一的可行性。

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因为西方文明不能消除上帝对人的禁锢，所以源自西方的唯心与唯物哲学都是伪哲学。同理，源自其他分支文明的那些哲学思想，也一样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于一切人，因而也是伪哲学。

这样说显然否定了全部的旧哲学思想，之所以敢如此狂妄地整体颠覆旧哲学，是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显然想都具备普及的可能性，但就是缺少临门一脚的现实性，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逻辑架构内自圆其说，但实际普及的不能说明，这些思想都未实质发现阻碍自身普及的全部根本原因。

因此说，任何阻碍思想普及的主、客观因素，都实质构成这些思想不能更大范围推广的逻辑天花板，都需要在常识化普及视角下进行再认识。

有人会说，这样的标准是在强人所难，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不懂人类的一切智识皆属广义的哲学，皆属客观见之于主观。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只迷信专业哲学，不信自己也能做专门的思想。

有人依然会说，除西方文明外，其他分支文明内没有哲学。这种说法一直很有市场，但这种哲学观污辱的恰恰是他们尊崇的哲学本身，是打着维护哲学旗号禁锢哲学的狭隘心理。这是不能主动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的人的通病。

不能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的表现之一，就是惯于在肤浅的形而上学式思维中固步自封于成见。反之，只要克服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就能用辩证思维轻而易举地跳出西方哲学看哲学，这样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先天局限后，任何人都能发现，任何非西方文化中都有不似西方哲学的哲学，但最终还是异名同出的哲学，是更大范围的广义哲学。

不承认广义哲学也是哲学，只盲目在西方哲学范畴内思考哲学问题，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傲慢心理使然，是无知于人类思想共同意淫如坐井观天的固步自封。

正因为不真知的普遍性制约，所以普通人缺乏的就是自主突破逻辑天花板的主动性，这才是主动提升哲学认知和哲学普及的最大障碍，这恰是由旧哲学常识化不能造成的。

更可悲的是，如果继续盲目迷信西方哲学，束手无策于逻辑天花板的人会自动将自己曾经辩证的逻辑归零于原初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单向的，辩证逻辑是双向的，单向度的逻辑里没有圆融的回路，圆融的逻辑必须在双向的随意切换中形成连续的回路，是谓终极自圆其说。

单向的形式逻辑可以让人发现局部真理，比如科学，只有持续通过双向的辩证逻辑思考，人才能综合地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概况，所以科学哲学是双向的，但科学哲学是哲学，不是科学。

由此可见，科学思维是借助哲学的双向思维帮助后，又复归于单向的形式逻辑思维，所以盲目迷信科学的人，其头脑相对简单，如果过分吹嘘自己的简单，悲哀的只能是他自己和人类的集体智慧，很可悲啊。

盲目迷信科学的可悲其实也很好说明：如果承认现代物理学没证到本体意义上的实——微观粒子的拆分似乎仍看不到尽头——在过程上，科学显然在看不到结果地继续求索中。从结果上看，科学的整体结论依然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科学虽证明了许多形式逻辑上的实，但这些实还是哲学意义上的虚，而东方哲学却早已通过逻辑证明，世道人生从来都是虚实相间的。可惜旧哲学与旧思想从来不能常识化普及这个终极整体性认识。

从心理需求的角度，人类不仅需要利用包括科学的一切手段证明“什么是什么”，更需要借助哲学知道“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比如西方哲学研究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其实一直研究不清的两个指向分别是——人是怎么来的和人是怎么没的。

借助科学，人研究明白人可能怎么没的了，但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共识，但其实可以有，只是不同思想派别的逻辑无法贯通而已，所以哲学思维中有人的终极需求，科学中没有，但科学哲学的终极指向中一定有，因为只服务于科学的科学哲学中依然没有——科学哲学是哲学的局部，不是整体——西方哲学史就有太多的科学哲学意味。

要理解科学的徒劳，靠西方哲学根本解释不清，原因仍在于上帝的顽固存在，形成了最后一道最难突破的逻辑天花板，进而使西方人的思维一直不能自主摆脱单向度形式逻辑的束缚，因为上帝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只有自己消灭上帝才能终极克服最后一道逻辑天花板。

遗憾的是，西方人至今明显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只能在一贯坐井观天的自负中，用一贯极端分裂的思想自满于用单向的哲学促进科学的持续单向进步，从而在既得利益的畸形膨胀中无视人类的终极和谐梦想，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正确认知东方文明圆融的辩证式整体性思维，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在一贯追求天下大同的中国安身立命，所以我们要立足自身文明精华，争取尽快找到正确解读西方哲学的法门，然后全力推广之，中华文明一贯追求的天下大同一定会有不同的进展。

西方人思维模式的僵化，如果这样解释仍难以理解，那么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所有理论都架构于假设的前提之上，而且这些假设无一例外地脱离现实人生，因为这样的假设以最大的逻辑陷阱维持了阶级存在的合理性。

要辨清西方哲学的逻辑陷阱不难——在人类文明大格局中，人性善恶历来争论不休，于是信奉人性善者会在局部主流中否定人性恶，信奉人性恶者又会在另一个局部主流中否定人性善，在这样的莫衷一是中，直接导致人类整体文明根本没有主流思想，所以相关分支文明的分支哲学理论无论怎样漂亮，最终都只能像空中楼阁一样无法落地——解放全人类——但人类文明走向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整体解放。

既然所有基于假设做出来的如空中楼阁一样的理论最终无法落地，为什么那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哲学思想都现实地指导人的生活呢？！因为哲学的证实周期太长，所以只能因陋就简。

许多哲学思想，前景看似丰满，方法看似实用，却多因缺乏终极理想而最终忽略了实施过程上的终极可行性，尤其忽略了对反方思想的逻辑基础的终极瓦解。有些虽然考虑到了，但终因常识化程度不够，所以仍给了对方留下了太多喘息之机，比如马克思主义。

更主要的是，因为人在人类文明里是一个主观存在，所以在不能终极成熟前，能，且只能一直是自欺欺人的存在。这个不难理解，因为终极真理未现，所以大家都活在假真理横生的环境里，因为个别真理不构成终极真理，因为思维的辩证性决定，终极真理必须是完整的系统。

由此可见，只有终极完整的思想系统，才能常识化地指导人实现完整的终极思想自由人生。否则，因为缺乏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所以在没有终极法官的现实社会里，任何高明的法官都是糊涂庙里的糊涂神。

尤其在道德领域，人人都是道德法官，于是在没有终极道德为标准的法官从生的世界里，大家只能在众说纷纭中求得“难得”的共同妥协与苟且，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本质上的互害——法律系统代表政治，历来是其中最成熟的互害机制。

这一切，都是众多哲学思想在逻辑分析能力上缺乏可普及性所导致的集体尴尬，所以人类的真正悲哀原因一直是——即便不懂辩证逻辑，也能在形式逻辑中“自由”且“快乐”地活——可惜这种快乐从来是群众的专利，因为他们一直受领导者照顾，不需要考虑太多。

是故，因为责任背负得太多，所以掌握资源越多，领导者越没有“自由”、“快乐”生活的自由，因为他必须时刻通盘考虑群体生活，所以他们是人类当中最早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最早思考着哲学的整体性，所以政治学从来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大政治家也必是有哲学创新的哲学家。这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真正逻辑基础，可惜西方哲学却设定了错误的哲学和哲学史起点。

因为政治领导受立场局限，所以不能客观分析思想的整体性，于是旁观者看明白政治领袖分析不清的整体性之后，专业哲学开始诞生，于是人类文明进入专业哲学与政治的角力阶段——不成熟的哲学自然要向政治妥协，但妥协的程度亦受自身哲学成就水平限制。

纵观人类文明史，显然只有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成熟，因为有天人合一思想，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对民生、民权认识得相对最透彻，其他哲学不行，比如巫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哲学，虽然曾经获得了尊崇于政治的地位，可惜巫哲学时代里，不是官民不分，就是民是贵族的奴隶，尤其在基督教文化里，民众至今仍是上帝和贵族的奴隶，只不过角色因科技进步而相对弱化而已，但也促进了以政治消灭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无论哪种旧哲学，只要没能赋予民众平等的人生地位，注意，不是政治地位，那么领导者就永远没有安全感，这亦在讽刺一切领导者的智慧时，有效地讽刺了全人类的智慧，所以哲学研究只能终极指向——以整体性研究追求人类由集体不成熟走向终极集体成熟的目标——当然，也只有终极成熟的思想诞生后，领导者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自由与快乐。

显然，如果想当真正成熟且不侮辱人类智慧的领导者，多在推广哲学常识化方向上着力，更显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