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在文化方面的同构性（连载六十一）
正因为盲目信仰具有局部辩证能力的形式逻辑，所以辩证能力不足的西方文明从来擅长并局限于共时态语境的静态分析，直到列维·斯特劳斯在当代通过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还在言之凿凿地展现他们无知的学术傲慢。比如当代的结构主义，既确立了“整体优于部分”原则，又确立了“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原则，以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这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看来，是对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因果一致性的赤裸裸的无视，因为客观上既没有脱离整体的局部，又没有脱离历时态的共时态，所以既没有劣于整体的局部，又没有比历时态优越的共时态。正因为只要无视事物发展的因果一致性，就必然导致对认知的整体一致性的无视，所以一切旧哲学都在通过理论创新追求理性之余，却都不自觉地同时丧失了自主封闭哲学开放性的机会，因此西方哲学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只能开启了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转向思考，因为那里有他们曾经抛弃的逻辑在本质上绝对辩证的认知起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决定了内涵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收敛性，所以西方哲学之所以要频繁转向的逻辑内因，就是他们的哲学体系不但缺乏终极本体论，而且缺乏准终极本体认知，正因为在哲学史的起点处基础不牢，所以在未能终极成熟的过程上，哲学思想体系必然频繁展现转向的地动山摇。关于西方哲学一贯用非终极理性肢解认知的整体一致性的另一个代表性论述，在结构主义的方法体系中还有一个“内在性原则”，也就是“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是因为通过这种南辕北辙的原则的设立，所以这种非终极性哲学认知才能下意识地肢解了内涵于存在命题中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而不自知。更为尴尬的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哲学正因为只有这样扭曲着发展，一贯野蛮保守的政教合一政治文化体系才能为哲学的这种变态发展模式提供学术自由空间，所以从政治鼓吹基督教文明的宗教伦理需求来看，西方文明的奴隶制底色依然浓烈！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文化内核缺少中国传统道家超然的圣人不仁思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圣人不仁思想内涵善恶同构的至善性，只是受制于文明局限而一直不能得到常识化解读而已，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核处下意识地具备了超越宗教伦理的世俗伦理，于是通过道本儒末的儒家伦理替代宗教伦理对政治进行了更高效的道德绑架，使中华文明的人化程度至今仍保持最高水平。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建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用世俗伦理绑架政治的逻辑内因进行了终极解析，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实际具备的，是进一步绑架全世界的政治的能力，因为常识化普及哲学即常识化普及人的终极思想自由，这种思想如果对任何人都形成绝对吸引力，那么任何政治都只能接纳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因为政治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消极性的形而下学集成，所以哲学一旦常识化转向，实际真正具备的，是对一切政治的保守的请君入瓮式终极瓦解能力。关于政治的逻辑成因，此前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都将其表述为人性恶的一面儿的形而上学集成，现在为什么说是人类整体消极性的形而下学集成呢？一是因为人性善恶相对于人类整体的积极与消极是认识论命题与本体论命题的差异，具有曾经未被发现的同构的一致性，所以哲学要终极自圆其说，需要通过无善无恶的本体论命题取代难以区分善恶的认识论命题，以彻底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二是因为广义的形而上学先天内涵与逻辑多维结构直接相关的形而下学，也既在形而下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的同时，既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形而下学，又没有脱离形而下学的形而上学，所以常识化解析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同构性之后，距离理论的终极成熟就不远了，知行合一的人的文明的整体成熟之后的阶级政治的消失，自然就不远了。比如我在前文说“任何旧主义都整体不能自拔于自圆其说不能的冗余概念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旧主义都没确定作为思想主体的人的主体性，所以相关的主义都一定是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仍只在于整个西方哲学界始终缺少对构成语境框架的哲学基础命题之间的同构性认知，因此只能下意识地脱离终极本体论而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明。比如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一直在反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他们一不知形而上学具有绝对辩证属性，二不知本体论意义上的逻各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逻辑变种具有主观存在的本体属性，从而导致西方哲学整体陷入以一种新的错误理性认知反对旧的错误理性认知的悖论循环而不能自拔，只待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终极拨乱反正。以海德格尔为例，他说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这一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相对成熟以后一直在强调，只不过是对赫拉克利特的门徒说服不了巴门尼德的门徒的延续而已，其中的逻辑内因与可知论说服不了不可知论、唯物主义说服不了唯心主义雷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中文语境中的形而上学就是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但道在中文语境具备“有即无，无即有”、“生即死、死即生”的一致性，因此中国人能通过空有不二洞见天人合一于天下大同理念，西方人却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空有不二即在场与不在场的同构性，所以在哲学方面缺乏基础命题之间的同构性认知的西方文明至今虽然高度发达于物质文明，但在精神上仍只是宗教化的保守文明，因此透过中国人的思维信仰绝对辩证与西方人的思维信仰相对辩证的差异性，可以常识化判定——西方文明从来只偏安于中国人所下意识同构解析的形而上学所内涵的辩证逻辑的局部，也就是具有线性结构的抽象的形式逻辑认知。由此可见，只要不能常识化理解形而上学命题在概念的认知层次上与形而下学之间具有差异性基础上的一致性，也就是道之于理，在宏观整体一致性基础上还有与微观因果一致性相关的同构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道本儒末的内在一致性，西方文明就不可能真懂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就不可能真懂文化，当然就不能真懂附属于文化的哲学。只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道本儒末的文化内核对应理解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绝对指导作用，就不难进一步理解，所有的科学与哲学，不但不是相对于常识的超验存在，而且与常识一样，都只是人的本体认知的常识化延伸，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有明确了常识、科学、哲学之间在认知关系上的一致性，西方哲学才能走向终极成熟，西方人才能因为哲学而具备终极理性，人的整体文明亦然。这样再看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世人，因为一致性缺乏与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相关的终极理性，所以只有理性水平高到内在的终极自圆其说需求足够强烈的程度，才能如我一样常识化地理解，用逻辑而不知逻辑的终极辩证属性，是西方文明因为不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而必然不懂哲本科末的全部逻辑内因。由此可见，相对于道本儒末所蕴含的本体论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绝对指导作用，只有广义哲学才在语境层面等同于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而狭义哲学则只是道的局部形而上学属性，也就是相对形而下的器的工具性，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判定，狭义哲学在形而下的一面与广义科学具有共同分解广义哲学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是异名同出的一致性，所以从理论上把哲学科学化，是与盲从形式逻辑所必然形成的下意识错觉相关的概念泛化现象，与曾经具有本体地位的逻辑认知被泛化为日常语言工具的逻辑内因雷同，实现体现的都是非终极理性的狭隘。关于这种不自觉的本体论命题的泛化现象，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是显意识理性与潜意识理性冲突所形成的下意识——只要不能主动形而上学于终极理性，就只能被动下意识地形而下学于非终极理性——因而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只要不能自主实现与个体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任何人都是下意识的非终极理性存在，因此有理说不清才能被司空见惯于见怪不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世人没人真懂本体论，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把中华文明定位为儒家文化，是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盲目迎合政治需求的结果，用哲学视角观之，可以称之为脱离本体论而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果。如今到了直接诱变终极哲学的关键时刻，从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本体论视角看，儒家思想不但和其他学派一样，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在本体论问题上共同尊奉道家思想源自《易》经的阴阳一体于道——而且思辨所用的辩证的方法论也是道家的，所以从本体论视角重新定位中华文明是道文明，既有助于非中华文明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成熟的哲学内涵，更有利于终极厘清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只有让世界人民都认清宗教的本质，人的主体性才能终极成熟于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之后哲学的可常识化普及和人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人类的天下大同需求才能得到形而下的落实。正因为中外文明之间在文化层面有以上差异，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朦胧地表述建构终极哲学所必须的一致性认知，而西方文明却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肢解这种一致性，其内在的逻辑原因就在于对先在性的逻辑辩证机理的认知程度差异。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在主观思想方面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可以通过常识化视角厘清，在背道而驰的中西方哲学之间，具有建构终极哲学所最需要的完美的互补性，因为没有西方哲学用错觉的线性逻辑执著于形式逻辑南辕北辙的方向性错误，现代科技文明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被激变出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诞生也不会有如此宽松的外部环境，因为政治是所有社会成员人性恶的向上集成，只有科技文明才能通过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根本动摇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精于辩证逻辑分析，所以儒家思想一边相对容易地满足了局限文明条件下中国人对圆融的精神人生的追求，一边又导致物产相对丰富的中国人对物质人生的追求冲动严重不足，于是被西方文明反超，就成为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正因为求得精神圆融的人的思想不具有可直接复制性，所以精神追求强烈，同时逻辑分析能力又不强的人会有压抑不住的宗教信仰，结果必然导致其中的某些功利心更强的人更愿意相信邪教，因为只有邪教才能迅速给这些人提供更偏执的圆融，但实际只不过是一种深度的自欺欺人。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把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朦胧的一致性一直以知行合一为名进行认识论层面的解读，可惜常识化程度一直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无法像西方哲学一样，把自己的认知体系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更精准的区别对待。结果导致，中国人有天地人三才认知，人居天地中间，这相对于西方人对天所代表的上帝的绝对崇拜，明明具有浓浓的人文情怀，却因为儒家思想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导致中华文明只有借助工业文明的外力才能摆脱封建政治的桎梏，结果被那些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不真懂哲学的人批驳得一无是处，但其实，那只证明了盲目批判者自己的无知，因为脱离文明局限而断章取义地否定一个旧文明格局下的圣人的思想，是自不量力的思想洁癖与学术傲慢。同样可惜的是，西方哲学只通过相对低层次的形而上学分析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视角进行了概念区分，却未从理论上进一步形而上地深入挖掘三者之间的一致性，于是才有了我基于中西方文化常识化互译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但他们丧失的，却是自主终极厘清宗教文明的虚伪的机会。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我从本体论视角出发，把中国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认知进一步解读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性，同时从认识论视角，把非终极文明状态下人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现象解读为知行不一性，这就为终极辩证法的常识化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视角下得出不同的结论，意味着人的逻辑认知本身像物理空间一样，存在着不同的维度区分。把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常识化解读为人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角，亦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创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常识化解析三者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使终极建构终极哲学的终极一致性认知体系成为可能。比如，在不同认知视角下，人既是知行合一的，又是知行不一的，这种现象，用西方哲学辩证法表述，是对立统一性，可惜事实证明，这种辩证法体系虽然可以一定程度地说明问题，但通俗程度不高，所以无法通过常识化普及促使人类文明达成终极共识，因而亟待进一步常识化发展之，然后才能真正提高哲学的常识化普及传播能力，直到人类文明可形成终极共识的终极和谐。经过中西方哲学的常识化互译，我发现，利用中国传统的阴阳互根性认知，可终极补强西方哲学在辩证法上的先天缺陷，因为用常识化视角，我们可以把阴阳互根性进一步解读为同生共死性——当下处于非终极文明状态的人，只要活着，就一定具有知行合一和知行不一的一致性，要想让这种一致性消失，一是人的物种灭亡，这是人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二是通过哲学的常识化普及，摆脱局限文明的人可以终极知行合一于天人合一的终极和谐状态，这其实是终极哲学的建构标准。这样分析下来，其中所包含的与不愿意接受物种灭亡相关的终极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将会以请君入瓮一样的权威性把人的主观理性充分调动起来，直到最终形成终极共识，因为经过这样的解释，任何人都能常识化理解，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和谐，那么人的存在就只能是在互害中互利，在互利中互害。综上，只有通过中西方文明在文化方面的同构性发现建构起终极哲学，然后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实现同步的终极自圆其说，世人才能通过终极知行合一性自律而共同进入终极和谐状态，是谓天下大同得以实现的唯一方法论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