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下的'儒玄双修'产生了什么影响？

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发展环境相对和平稳定，他们崇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沿着国家既定的选拔方式进入仕途，为臣为官，如果被罢官归家则回家乡私塾学堂当教书先生。

至于魏晋时期的士族，则是凭借着乱世时谋取功绩、经营关系而升官发财，或者因为朝代更迭或者政治斗争中站队正确、功勋卓著而使家族日渐隆盛。士族们的一大特征是'以儒学入仕'，崇尚'仁德施政，礼仪兴邦'；而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又极力标榜清谈为代表的玄学风尚，此即所谓的'儒玄双修'。

一、东晋'门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为'儒玄双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东晋时期在朝堂上权威较盛的门阀士族，他们的发家史基本上都是从谋取兵权以确立家族的政治地位，之后通过力荐仕人或宦官以及联姻等方式来维系家族的地位的运转模式。其中尤以王、谢两家为代表。

西晋末年，随着胡人铁骑南下北方纷争的战火绵延不断，华夏一片焦土。为了稳固大后方，西晋皇帝任命普通藩王世家出身的司马睿为安东上将军，让他镇守江南繁华重镇建邺。因八王之乱而南下的琅琊王氏因世家富豪而闻名天下，王氏诸兄弟大力协助同乡老表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新的政权——东晋。

晋元帝司马睿任命'恩人'琅琊王导为丞相，主管朝堂内务，琅琊王敦为上将军，掌控天下军权，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实质上控制了帝国的权柄。

掌权之后的琅琊王氏——王导励精图治，苦心经营，为东晋的皇族大业和琅琊王氏在江南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王与马，共天下'由此得名，同时也标志着东晋绵延近百年的'门阀政治'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谢家的鼎盛源于前秦与东晋之间著名的''。此战谢安在后方指挥，谢氏诸多子孙在前方御敌，最终东晋以少胜多击败了前秦大军，奠定了东晋几十年的稳定局面，而谢氏子弟在此战中居功至伟，使得整个谢氏家族由此走向鼎盛，谢家的声名与威望从东晋一直延续到时期。

二、'儒玄双修'是现实与理想在矛盾中的妥协

玄学与儒学的兴衰交替一直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会染上一层并不清淡的政治色彩。魏晋以来，以'浮虚、玄虚、玄远'为主体的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东汉时期的那些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为魏晋的士族阶层。

对于门阀士族和中道兴起的名臣们来说,在仕途上秉承儒学教育思想、崇尚儒学的君臣纲常和人伦的仁义道德思想、遵守儒家的礼教规范等等,并不是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彻底废弃清谈等玄风雅议。

恰恰相反，除了政治生活,大家非常享受清谈玄言这种雅致的娱乐、学术和思想交流方式，甚至将清谈看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晋兴起的玄风吹遍朝野，当时玄学思想盖压儒学而成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胜者。其时，儒学家族如果不接受玄学思想，就无法产生为世人所熟知的所谓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

综上所述，到东晋初期的儒家复兴趋势，并没有使儒学与玄学的学派思想矛盾激化，反而是二者在现实中求同存异，在理想里相互阐释宣主，在矛盾中相互妥协默契。

例如东晋前期，朝堂君臣对玄学及相关士族的批判,只是针对一些玄学士风、怪异行为、狂妄语言对当时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与结果,而对清谈本质的形式、内容与意义并未或触及。所以，玄学的代表人物中，也很少有人与儒家基本思想完全的对立起来。

'朝堂儒风习习，堂外清谈叽叽'，两种本该不容于水火的思想学派，在士族们的'儒玄双修'下显得何其融洽与和谐。

三、'王'者之儒风与谢门的'清玄'之道

其实，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们在政治中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自琅琊王氏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以来，门阀士族并不是一直稳固不变的，每当一个门阀士族权势达到鼎盛的时候，必定会有另一个门阀士族在背后伺机行动，最终会行取代之事。

但是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家在历次残酷的政治纷争中得以幸存保留，家族兴盛一直绵延至南朝而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家族传承、政治联姻、兵权在握、朝堂能言者众等要素以外，家族的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琅琊王氏秉承'共天下'之责任，自然无法以'空谈误国'的玄学来承载家族的兴旺与延续，儒家思想是其绕不开的归宿。例如王氏家族的奠基人、以至孝闻名于世的王祥，在思想上以儒风为主，并且儒玄双修。

陈郡谢家青睐于玄学的处事风格也是由来已久。谢氏家族在江东素有'德门'之称的高誉，谢家处贵而遗权，谦让自守的作风使得谢氏一族在多次纷争中得以全身而退。

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后不久，司马皇室感受到谢家功高盖主，皇权受到了威胁，准备对谢家以示皇威。谢安以大局为重，为了保全家族让出中枢丞相的大权，离开京城外驻广陵守备；将军谢玄让出北府兵权，隐退到会稽山一带居住，不再过问兵政大事，这种以退为进的玄风亮节获得了从士族到百姓的认可，保住了其家族地位的稳定。

四、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儒玄双修'新思潮， '以道释儒'与'以儒释道'是儒风和道家互相阐释显著的特色

我们可从多个层面和视角对魏晋时期的儒玄双修现象加以考察。现代学者大多将魏晋时期这种特色解读为儒道兼综。其中部分学者将其形成与发展归纳总结为儒家思想和道家玄学的深层次相互交融的体现。

如果从文学作品的特性角度具体考察儒玄双修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就相互的交流理论而言, '以道释儒'与'以儒释道'是儒风和道家互相阐释在汉晋时期最显著的融合特色。

仅仅从魏晋以来的艺术与文学史料来看，对于儒家的经典著作的诠释上首先是在汉魏时期儒家学派帮助道家玄门融于儒家思想范畴之内，然后于魏晋之际王弼、郭象等玄门学者在玄风清谈日盛，儒家式微的情况下以道释儒。

比如《易经》这本书,在两汉时期是儒家的经典名著,到了魏晋时期就变成了玄学体系里的名著名作,这期间经过玄学专家们的玄理改造,《易经》已经由两汉时期儒家六经之首变成立魏晋、南朝时期的三玄之一。

而两晋之际尤其是东晋建国前后所启动、兴起的儒玄双修思潮，融入到东晋南朝儒道经传诠释上,在汉晋文学史上则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玄理化、老庄化的诠释趋势。仅从这一点上说，其在文学史上的文化意义便非同一般。

两晋之际的这一新思潮，由王导开启,其相继的中兴名臣支持及士人们加以效仿，使这一思潮迅速兴起。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审视，儒玄双修这种新兴思潮，离不开两晋相交时期的儒家学派的转变机会、以王导等人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对儒玄双修的肯定与认可。

儒玄双修为东晋南朝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画出了完美的价值取向,并且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下士族儒玄双修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玄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务又不废清谈。

而多数官员或学者,也儒玄双修、时隐时仕,而且还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儒道经传诠释尤其是文学的老庄化、玄理化起到了转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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