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谁来重写家史？
《南方都市报》2018-7-22刊发
谁来重写家史？
——读《杨家旧事》记感
肖伊绯
《杨家旧事》 著者：陆阳，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至今已两年多了。杨绛生前除翻译大量国外经典著作之外，还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家族记忆类文章，如《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干校六记》《我们仨》《洗澡》《丙午丁未年纪事》《记钱钟书与〈围城〉》等。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管窥杨绛的家庭生活、家族风貌以及她对自己的家庭与家族的理解。无可否认，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杨绛记忆之中的杨家旧事，基本上就是了解杨家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途径了。
《杨家旧事》一书，副标题为“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试图以杨绛的家族记忆之外的史料与史实，来充实与深化对整个杨氏家族的认知。这样的写作策略与文化诉求，显然是一场文史写作领域中的“大冒险”。
何以称之为“大冒险”呢？首先，这样的写作策略很容易触及杨家人不愿提及或有所顾忌的“隐私”。出于“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乃至“为乡贤讳”（著者陆阳乃无锡人）的传统观念，杨绛记忆中的杨家旧事，已属杨家可以公布并愿意公开的最大限度，若试图去记述“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即是有触违这一限度之冒险了。其次，要记述“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需要搜寻、整理与解析的相关史料如何做到来源可靠、质量皆优、评判合理，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与杨绛已公开的史实相对应，如果互有参差又如何取舍，这一系列难题皆属无可回避的冒险。
最后，《杨家旧事》一书面市，读者是愿意取信“外人”所讲述的杨家旧事——“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还是更愿意信从杨绛记忆之中的故事，恐怕把握并不算太大。文史写作领域中的冒险至此，最终不被认可的结局十之八九。毕竟，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看名人自传或家族回忆类的“非虚构文学”，而对后世研究者撰述的通俗评传类书籍持普遍的娱乐戏说与休闲消遣态度。读者之所以持这样的阅读立场，与近年来文史写作中确已泛滥的“情境再现”与“对话再造”模式紧密相关，读者确实已经到了可以径直将许多传记类作品视作小说创作或影视剧本的程度了。
那么，《杨家旧事》的叙事结构究竟如何，是否也是一部难以免俗的名人传记类作品呢？老实说，拿到此书，还未翻看之前，第一印象确实无法“免俗”，几乎就在心中预设了难以免俗的定论。私下揣想，恐怕不过是又一部附和“杨绛记忆之中的故事”的故事集；所谓“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也无非是用一些新史料、新材料再去补充与丰富一下“杨绛记忆之中的故事”罢了。然而，事实证明，我的预判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大错特错了。
《杨家旧事》的第一章“父亲杨荫杭”与第二章“姑母杨荫榆”，篇幅各占全书约三分之一，达到了178个页面。而第三章“杨绛：读书时光”与第四章“杨绛：抗战岁月”，两章篇幅共计占踞全书约三分之一，只有124个页面。仅从章节篇幅概观，已知此书乃是以杨绛父辈史实为主线，再顺延至杨绛私人生活史，试图以此来完整呈现“杨家旧事”的。
显然，全书叙事结构所彰显出来的家谱式因果关系，已跃然目前，即杨氏家族的家风、家教、家学乃是“杨家旧事”的因，杨荫杭、杨荫榆、杨绛的个体生命历程皆是“杨家旧事”的果；溯因述果，线索清晰。然而，著者是否真能以前述诸种“大冒险”精神，去完成并最终完善，或者在某些层面上必得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质疑、修正甚或否定这个既定叙事结构呢？
第一章开篇语中，有如此的“开诚布公”之语，称“关于杨荫杭的生平资料，杨绛《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可能是最详尽的来自至亲骨肉的回忆。但或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或为尊者讳的缘故，仍有一些方面语焉不详。本文根据史实，对杨荫杭先生经历略作补正，以求教于方家。”显然，著者开篇即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即此书的叙述重点乃是尽可能要将杨绛“语焉不详”的方面补充出来。之后的101个页面，是对“杨绛记忆之中的故事”一一加以验证与补注的历程，更有对“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穷搜极尽的展示。
第二章“姑母杨荫榆”，围绕着曾因鲁迅点名批评的杨绛姑母杨荫榆，以杨绛《回忆我的姑母》为主要参照文本展开评述。这一章节，著者用了80个页面，尽可能充分展现了这位“不合时宜”的教育家如何特立独行又饱受质疑，如何在“女师大风潮”冲击之后，从昔日的大学校长“沉隐”于中学教育，又如何殉难于日军之手的传奇生涯。虽曰“传奇”，著者的评述却没有“小说”与“剧本”的手法，而是以大量引用时人忆述与报刊报道的方式，简明精确的记述史实，实事求是的评述史料。
譬如，在引用苏雪林的忆述文章时，提到了杨荫榆自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社址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著者即明确予以批评，指出“苏雪林这一回忆，有个小小的舛误。小新桥巷，不在盘门，是在娄门，也就是在耦园。”这不但体现了著者谨严有加的研究态度，更体现了著者对史料如何使用、如何辨析方面的审慎态度——尤其是对时人忆述类、这类看似非常接近于“历史真相”与“历史现场”的史料之使用，著者并非预设其即为“准史料”，而是必得多本互证、实地勘验之方可“准”入。
这样的审慎态度，还集中体现在了“杨荫榆之死”这一史实的考证环节之中。著者在引用了一段杨绛的忆述之后，即称“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杨荫榆死难情形的记载，现场感很强。不过，当时杨绛不在国内，正在英国读书，以上文字内容显然取诸于亲朋之间的口传。”随后，著者罗列了8位时人忆述，试图以“多本互证”的方式还原可以信从的历史细节。著者为之总结说，“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种真相。为何各家的记载，是如此的大相径庭？可能是这件事情发生时，其目击者、见证者并不多，对杨荫榆的死因及死难情状，有不少事后推测的成分；再加上众人的辗转相传，于是便演化成了许多种不同的版本”。对时人忆述类史料如何辨析、考量、证伪、存真，当然是所有传记、评传类写作必得面临的问题，《杨家旧事》的著者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为某一个案罗列评析了8种时人忆述类史料，确已难能可贵。
显然，读这样的传记读物并不轻松，因为这毕竟不同于“小说”与“剧本”。诚然，读这样的传记读物也并不能全然获知所谓的“历史真相”，而是予读者渐生某种看待叙事与事实之间如何变异、何以还原的启示，予读者培养某种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复合型视野；如此，实在是对读者头脑与眼光的双重训练与开导了。
全书写杨绛的两章，尚未及细看，但总体而言，仍是袭用前面两章的叙事与评述手法。史料丰珍自不待言，方法精审亦不必多言，总之，“大冒险”的精神与践行，著者确实尽力实行了。窃以为，若杨绛先生尚健在，也不会因家族隐私或失实戏说为由，将《杨家旧事》一书告上法庭，而会私下与这位“大冒险家”茶话一番，或衷心赞赏、或乐助其成，会谈气氛应当比较融洽罢。
个人读书总是习惯了读完正文内容，再去读前言、序言部分，这样的读书方法，自以为不太容易受到著者或序者的某种预设诱导，比较容易看清楚全书的写作策略与旨趣所在。读《杨家旧事》，我也是按自己的这一“常规”来读的。有了前述诸种观感与评述之后，翻阅此书前言部分，殊不知又是另一番“默契”。
冷不丁，看到了著者在前言中引述了我的“史料派”与“印象派”文史写作阵营之分野评判（拙稿《“民国热”与“史料派”》，曾发表于《藏书报》，2013年11月18日），还看到了著者与苏州“史料派”作家黄恽（近著有《钱杨摭拾》，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此书亦专写钱钟书与杨绛的家史）的论学点滴，这使我又联想苏州还有重写“合肥四姐妹”家史、已出版图书数种的文史作家王道；安徽合肥也有一直致力于刘文典生平及著述研究、已出版图书数种的文史作家章玉政；更有远在美国任教、矢志为胡适谱写新传，且已在海内外出版三部胡适新传的哈佛博士江勇振等等。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史料派”作家的涌现与新兴，都在以实际行动解答一个长期存在于文史写作领域中的难题——“谁来重写家史”。一部家史，到底是由历史人物自己及其亲友、弟子群体担当合宜（编写自传与年谱类著作），还是由后世研究者，即那部分被视作“外人”的人群更为合适（编写传记与评传类著作），或者二者综合为上？
诚如黄恽曾相当明确的指出了杨绛也未必能读懂钱基博——勿庸置疑，这需要足够自信的、建筑在史料基础上的胆魄。这一评述，可以转译为，针对某位历史人物（或钱基博、或杨荫榆）的评说，即使是亲友（包括杨绛）的评说，也未必可靠可信，不但在史料文献、亲历忆述层面如此，非史料层面、思想认识层面的评说也往往如此。
换句话说，所谓“旷代有知音”——家人未必是知音，亲友未必是知音，这个知音有可能只是后世的某位研究者、读者。当然，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由逝者亲友提供的所谓“口述史”都是可信的，至少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种观念其实也正是“史料派”写作的局限与难题，可以看到，对此是警惕的，是有甄别的；对于重写杨绛家史，《杨家旧事》的著者是敢于“大冒险”的，是有“冒大不韪”的心理准备的。这不禁使人忆起，胡适先生于1960年10月致沈亦云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句话，他说，“社会里还有太多的忌讳，史家就没有勇气云整理发表那些随时随地可以得罪人或触犯忌讳的资料了！”；他认为，社会乃至个人都要“建立一种有勇气来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我想，胡适先生这样的预判与预期，都还是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对于那些“史料派”作家，仍需以此鞭策自己、同携共勉罢。
无论如何，对于后世读者而言，不单单是倾听历史人物及其亲友、弟子的自说自话，还可以考察后世研究者所寻获、整理与提供的历史人物的多元史料（包括由“史料派”作家呈现的、经过严格考证的“准史料”与“新史料”）及相关评述，总是多了一种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路径与可能性，始终还是有益的罢。毕竟，了解历史、亲近历史人物的途径，除了教科书、影视剧、回忆录与年谱之外，还应有更多的维度与空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