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南｜闻中：浑沌之死——理性解庄的现代意义
闻中引言 ◎
最近，去了一趟海南，入住游牧虎。为参加张远山兄长的新书《庄子复原本》在南溟的发布会。人类的理想是：体悟天道，作为心灵自由的一条出路；顺从天道，作为身体的一条出路，这里就隐藏着真谛与俗谛之别，真谛需知，用知识来解决，一悟彻悟；然物不胜天久矣，故俗谛需行，行行重行行，无极复无极。张远山是有野心的，一个人有野心不怕，怕的是野心不持久，而且太小。张远山有，且是至大的野心，持久稳定，以道枢为轴心。其坐标维系在庄子与尼采之间，古今三人一起重估一切的价值。但似乎又不是，因为在张远山的笔调中，似乎有超过他们的一个更浩大的指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位置，但分明是有的，因为他的方法论中，是用公孙龙式的名家逻辑，将一切神秘学理性化，赋予地平线与边界。同时，他又不在任何的边界里面玩，而是直接与边界玩，甚至探索、改变着边界本身，这无疑属于一场无限的游戏！这里我当日即兴一些话语，由我的一位朋友整理成文字。回来之后，稍做修改，作为纪念。
《庄子复原本》研讨会讲话
闻中
昨天，在车上跟张远山兄说了一句话：远山兄比庄子要幸运啊！
庄子其实缺乏知音，他在经过惠施的墓前，我们知道他在《徐无鬼》中所说的那则匠石“运斤成风”的寓言，最后是如此发出哀叹的：“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惜哉，惠子已逝，庄子不免人世的苍凉！他在《齐物论》里讲过自己对后世知音寻觅的期待：“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或遇而先逝，或不遇而久待，不管何种情形，内心毕竟是寂寞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里写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相比之下，张远山可是要幸运多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与知音，不远千里万里，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里，一直在关注着，期待着，同时祝福着。
每一个时代的人，对其同时代人的评价都是最困难的，这种现象或许可以叫做“评价的困境”。刘勰说：“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因为评价前人是容易的，有整个传统可以依赖。而同代人判断同代人的困难，常常属于预言的性质，需要越过一些时间才能看得清楚。然此种越过，又谈何容易！它需要具备一把超越时代的尺度，意味着不为人知的艰苦探索与独立思考等。况且，文字的流传过程，又未必即以文字与思想取胜，它带有了太多的偶然性。譬如庄子就是，一个郭象，就可以一手遮天。
同样，人们对张远山的评价为时尚早；但我个人隐隐觉得，张远山是会被后人不断谈论的对象，他是指向未来际的人。所以，与其等待后人来发现与裁断，不如我们自己来，我记得那是米兰·昆德拉说的一句话：“从前，我也曾认为，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唯一胜任的法官，后来我才明白，追逐未来是一切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懦夫对强力的谄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在更强有力。”
当代谁能发现张远山？愿意持久而恳切地关注、期许，并希望他不断书写，让他的文字得以流传？我觉得，首先就是知音存在的重要。其次，尤其需要有眼光、有判断力的出版家，能够明白张远山的书写里面，隐藏着中国未来的一种新的知识学，新的方法论，新的思想资源。我个人认为这是真实的，非常重要，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未来期待。
近些年，我很少参与学术性会议，记忆中应该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青岛，参加社科院举行的纪念徐梵澄先生的研讨会；然后就是这一次。张远山兄一召唤，我就来了。
记得最初是在1997年，我阅读到张远山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的著作《幻象》的评论，因为那同一期的《书屋》杂志里面，刚好也有我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写了一篇《卢梭：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后来与张远山兄的这篇文章《叶芝：〈幻象〉中的幻象》一起，被当代的一位作家祝勇先生编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来的《重读大师》（外国卷），颇为畅销，一再重版。当时，我对张远山的那篇文章印象很深。因为叶芝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诗人中的奇才，是神秘主义者，我自己一直喜欢印度的神秘学与宗教，还有那些瑜伽高人、隐藏在大雪山里面的苦行僧，等等。叶芝一生当中最仰慕的文化，就是如印度这样的神秘文化，所以，他还曾与印度人一起合作翻译过几部核心的《奥义书》。当我读到张远山的文章时，却甚为震惊。为什么呢？——他把神秘学解读为知识学，把天学解读为人学。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历来所缺乏的思维能力。张远山还在文章中提醒人们：
“《幻象》怵目惊心地告诉我们：人一旦失去理性，就走向非人；而一切非理性，必走入幻象。”
余世存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昨天，他也谈到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想法，那就是：张远山的这种理性化解读庄子的思维方式，究竟是需要我们反思、怀疑呢，还是需要强化、需要进一步深入？
如果问我，那么我的答案是：这种理性不但需要强化，而且还需要系统化的理性来组织出新的知识学。因为，中国历来就缺乏这样的思维。譬如庄子，两千年来，至少是一千七百年以来的后郭象时代，人们把整个庄子哲学，读成了一种直觉主义，后来更演变为禅宗式的悟性文化、觉性文化。但庄子显然不是如此，因为他一直持有强烈的对庙堂精神的否定与批判，故不宜将他彻底归入神秘学的范畴。当然，庄子是相信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学问的，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但庄子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回到双重的立场：其一，是文化人籁的立场；其二，是造化天籁的立场，就后者而言，张远山说道：“是自然天籁无心造就的无言秩序，无须言说。”而关键是天人相会的深处，乃是道枢之所在，这是由人的个体境界来决定的，并非先天宿命来成就。但是，我们翻看道家的研究谱系就会知道，历来的解读都是重天不重人、重悟不重理，而张远山却把人的立场给恢复了，并且以最理性的语言方式来重建庄子的学问，譬如庄学四境，指出了人的生命，是具备绝对价值之可能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向人回归的知识学路径。
若未曾深入理解，人们或许就以为张远山是以郭象为对手，我认为他不是很看得起郭象，甚至，某种意义上连庄子都不是，张远山有自己的信念地图。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重要的是，张远山的这种学术工作，对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性的，说穿了，就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就此而言，与郭象、与庄子都无关。
我们要回到一种在中国中断了很长岁月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系统在西方历来是强大的，西方把它叫做“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逻辑精神”。只有这种逻辑精神，才能建构出现代性，处理时问时新的“人类应该如何存在”的学问，它是精神性的，所以也是意义的世界，按照印度人的吠檀多理论，哲学是能够让人觉悟的，“知识就是解脱”或“了解就是成为”，人们不但可以在理性的知识里面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旋生旋灭的时间当中，开启出最强大的时代性的力量。
如果勉强找一个中国古人来打比方的话，我觉得张远山所做的工作，是公孙龙式的知识回溯，他也的确具备公孙龙的灵魂，又有福尔摩斯式的探案天赋，由他来解开一千多年的庄子哲学的某些谜团，再还原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与框架当中，供人们去有效地传递，这就是很大的价值创造。因为，只有理性化的话语才能够有效传递，那些纯粹讲体悟的、讲神秘经验的，是很难构成公共化的知识。西方的文化之所以如此强劲，其中原因很多，但理性精神的一以贯之是很重要的一维。因为文化的传递需要一种实切的理解，而理性思维原是人类知识学的共同核心，它是可以共构的、可以交汇的、可以做到真正有效的无穷分享。但类似于宗教灵魂的神秘体悟，只能是个体的，正如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堪称真正的公共信仰一样，宗教都是个体的经验，但理性的结构则不然，是可以传递出去的，无国域、无时间之阻隔也，供一切人无分时域地添砖加瓦，以建立人类之城。
在我看来，张远山试图把讲体悟的，个体化的，灵魂感动式的，充满悟性经验的道家文化，归到一种理性与公共的精神把握当中。我们说过，这种把握正是我们历来所匮乏的，是张远山的学术意义之一。当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份把握，其它的传统都可以被替代，其它的也要，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西方的逻各斯，或需要中国的公孙龙的名学思想来弥补，其实，这不完全是西方的，而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知识处理方式，因为，由此人们可以指向更长久的未来。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热爱浑沌思维。
张远山很早就解读过庄子内七篇的结尾：“浑沌之死”，并对这个寓言赋予了现代性的价值，他说：“所谓'浑沌’，就是浑浑噩噩的愚钝。'浑沌之死’，意味着文明开化。”
是的，我们一直热爱“浑沌”，但不懂“浑沌之死”的重要。我们热爱浑沌，这是一个传统，是中国最初的学问，譬如易学背后的太极思维，属于重要的传统；但同时，我们也要热爱倏忽，因时间带来的一切新事物，这可以归到易学里面的数理研几之学，深谙变化之道，由此，甚至热爱“浑沌之死”，这就是现代精神，唯有这样的指向，才是日新又新、开向未来的文化创造之路。正如李劼所云：＂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谓迫在眉睫。自以为是其实是无知的别名。＂
所以，说白了，这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属于时间性的变易哲学：“南海之帝曰倏，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 这个“倏”与“忽”，就是一个时间结构，在时间里面，把事物的浑沌一一解开，再回归到时间，最后，承接住一切的未来。我认为，这是张远山的野心之一。
其实，有野心不怕，就怕人们的野心太小，不持久。就像欲望，也不见得是坏事，不需要逃避欲望，就怕人们的欲望太小，不知道怎么来真正成就自己，成就最大的梦想。张远山有野心，而且是至大的野心，持久而稳定。
张远山巨大的野心使然，不但是郭象，甚至连庄子都不是他真正的轴心追问，庄子是他的方法论的借助，是一扇可供开启的门。我曾寻找过张远山的坐标，发现他的坐标非常恢弘而大气，上述伏羲，下述未来。而有两个历史人物，却是被张远山引为价值的同道：一个就是庄子，一个则是尼采，古今三人，一起重估一切的价值。最终要回到哪里去？我在他的书里面找，发现张远山并不仰望庄子（或尼采），而只是相视一笑。我也觉得好奇怪，这个人花了这么大的心力在进行组织、研究与探索庄子，像福尔摩斯一样寻找一切的疑点，试图解开庄子的所有谜团之际，他其实并没有真当一回事，那么，他的坐标中心到底会是什么呢？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张远山是热爱庄子的，这是对同类的热爱，是价值论的同类，正如他也热爱公孙龙，那是方法论的同类。昨天，我看到了李劼先生的文章，他谈到了“一”的问题。有趣的是，李劼先生也谈到了《薄伽梵歌》，这本来也是我这次想讲述的与庄子比较的题目，因为时间只给我十多分钟，我就撤掉不讲那一部分内容了。
张远山向往的是轴心时代，而轴心时代的轴心精神，其实是要建构出自我的真理或真实，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寻觅“真宰”。在轴心时代里面，当然也有不少二流三流的思想家，但只要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无不是在提醒人们：记得，寻找你的自我，在自我的生命中心，建立起整个世界的基础，然后，一切精神性的信仰才会真正有效，否则，尽是欺人之谈。所谓“一真一切真”，惟此地有了真切的根基，外围的拥有，才会被一一照亮，随着你的自我精神的深度与强度而分配被照亮的广度。
这里，我们也不妨以《广林奥义书》中的话来讲，即，太阳下山了，月亮也不发光了，火光也熄灭了，语言也最终归于沉默，这时候，只有自我之光、自性之光还在幽幽发放，照亮你的整个世界。这是《广林奥义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寓言，关于一位国王与智者的对话，其实，自我的光明若是没有找到，或没有点亮起来的话，那就不叫“轴心”，自我之光一旦亮了起来，轴心时代才有了真正的开启，——或者说，后轴心时代之人，也就有了轴心时代的品质。
张远山所要寻找的坐标之中心，就是这个能发光并且不灭的自我。通常，我们容易把轴心时代奉为宗教精神的宣扬，是建构闳大的外在世界的精神结构与超越性的知识传统。但是，英国的作家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轴心时代》一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发，她说：所有轴心时代的第一流智者，都会告诉我们要热爱自己，追随自己，需要深深地亲证自我的知识。这也是释迦牟尼、老子与苏格拉底的用意，连孔孟也是这个意思，譬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孟子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等等，用庄子的话讲，就是“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这些都是轴心时代的精神特质。不是为了一个外围的世界之获取作为价值的中心。而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回归到一个原点，这一坐标或有变化，有长短参差，但是，其轴心是不会变动的。我们用庄子在《齐物论》里的话来说，即是“道枢”，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当核心建构起来以后，一切存有才会获得有效的秩序。
彼岸、远方、想象，因为这个中心的确立，加以理性的精神来驾驭，人们就可以把天学化为人学，把神秘学化为知识学，否则，都是中国文化几千年而降的巨大迷雾，这件理性化的工作是需要有人来做的。我们若还是在歌颂浑沌，还是要回归模糊性，回归到某种可疑的传统，那是不能进到现代社会的，只是前现代的原始知识材料而已。所以，张远山的对手，其实并不是郭象，而是一个很大很久远的文化传统。至于郭象，那只是一个借助，郭象不重要的。
就将天学还原为人学这一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譬如，当初我读到张远山对万字符的解读，我心中立刻认定，他的解释是对的，可以一锤定音。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明都试图赋予这个万字符一种神秘的解说、文化的解说，而张远山却说道，这其实是北斗七星的斗柄，在时间之四季中的转动。北斗七星的转动，才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一切人类在几万年的仰望天空的共同印象，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符号，而至于回归到怎样的一种具体文化，并给予不同的理由，甚至不断地神秘化，那是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客观的实相已经无关了。
在所有对万字符的各种阐述当中，深浅不一，我觉得张远山的解读是唯一稳定的解读，而且，这是理性的精神，是人学的思维，真正把握住了文化灵魂的一种解读，一句话，把天学回归到人学的人文主义立场。
这个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它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之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命脉之所系。我们说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历来缺乏逻辑学、缺乏以理性精神来组织的知识论传统，更没有指向未来的现代性学问，这一点，在张远山以庄子作为案例的工作中，开启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典范，应该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其实，历代解读庄子的高手很多，一批一批地出现，或有深浅之别，但大体是同一性质的层累式解读，像张远山这样的开启，属石破天惊的头一回，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张远山在《庄子奥义》一书的余论一的结尾处，留了一段话：
“庄子的头脑是上帝级头脑，因为创造结构是至高创造。假如上帝曾经创造宇宙，创造的必非具体之物，而是宇宙的抽象结构。理解结构是至高理解。人类试图理解宇宙，理解的也非具体之物，而是宇宙的抽象结构。迄今为止，对宇宙的抽象结构达至最高理解的爱因斯坦不无吊诡地说：'世界的难以理解，就是可以理解。’世界的难以理解，源于其结构未被揭破。世界的可以理解，始于其结构被逐步揭破。”
此语若是拿来对应张远山进入庄子哲学结构之雄图，诚可谓夫子自道也。
当然，张远山毕竟只是一个个体，他在坚持了几十年的个体劳动中，只能成为他自己。他理解时代，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之可贵面与可憎面，他的重要性在于，他贡献出来了这样一个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从某一些容易颓废的传统中觉醒，能够挺立在时间的变化当中。
我曾经在他的《玉器之道》出版之后，写过一段话，不妨引用在这里：
“张远山当年对庄子的解读，已经是当代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大突破，别开生面，发他人之所未发，无半句拾人牙慧，且剔尽虚言，十分了得。近些年来更是孤军深入，远涉考古学与人类学，以天文的视角来观察华夏的人文源起，人文参之以天道。《伏羲之道》与《玉器之道》，皆是于平原大野筑就高峰的杰构，堪为独步天下，罕有其匹。理当是不可绕过的传世之作。他的每一本著作，不但语不虚发，有大价值，而且越到后面，越令人震惊。在张远山的个体努力之下，幽光暗潜的上古史，布满了无穷无尽的龙吟凤哕，人与宇宙之间的重要秘义被一一解读，中华文明在天地之间如此高耸的一维，很少被这样揭开过。”
所以，在此，我愿意献上一个祝福。
我自己虽不是出版家，但非常期待张远山的所有书都能够出版，包括《庄子外杂篇精义》等，听说，他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著作尚且藏在他自己的抽屉里面，还未出版。惜哉！故此，董曦阳兄是了不起的，吴剑文兄也很了不起，而且如此年轻，懂得张远山的价值，主动联系，主动编辑出版。至于出版之后，应该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朋友同道的阅读，我想，还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读起来，让更多的同时代人读起来。这些学问在现在与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尚需一些更深入的判断。诸位也许是担心我对张远山评价太高，我唯一的担心，却是怕自己的估价还是太低、太低！
总之，需要更多的人来阅读张远山的著作，需要一个一个既认真又有思考力与分辨力的编辑与读者参与进来，才能不辜负人类所拥有的精神世界，才能鼓励到中国与中国的未来。
藉着张远山，我们再返回到庄子的哲学那里，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幕，而且很可能会是我们面对的中国现实：在茫茫的北溟当中，一条小鱼苦心蓄养，变成了大鱼，这条大鱼用志不分，藉由严酷的条件而终于腾跃于溟水之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飞鸟，最后，这只飞鸟将会一直飞、一直飞，它正是在飞往南溟的路上，其翼三千里，其飞九万里，实不容小觑也。
张远山，他虽是个体的劳动，却关系甚大。正因如此，我一开始的那个话语的意思，其实是要补充完整的：相比之下，张远山要比庄子幸运多了。而我们更希望的是，张远山的幸运，最后变成了我们众人的幸运，甚至是中国的幸运。谢谢！
▲张远山摄
▲张远山摄
▲《庄子复原本》首发式嘉宾合影
翁叶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