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一篇报道引出一系列事件

2006年12月，深圳迎来第二个“创意十二月”。我当时任深圳商报编委、“文化广场”主编，负责商报的文化报道。那时“设计之都”名号天天喊，记者们快把深圳著名设计师访了一遍了，各式展览也报道得如火如荼，还有什么新文章可做？

每逢选题一筹莫展之际，我当时的习惯是想个关键词就去搜索引擎。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想起搜搜“设计之都”，结果发现了新华社的一篇电稿，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公布了2006年度评选结果，德国的柏林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新晋“设计之都”。

后来人们都说真是巧得很：2004年全球起码有两个地方在做“设计之都”的文章，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是中国广东深圳市。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谁，直到四年后，双方才在国际平台上以“设计之都”的名义相遇。现在已经可以断定，21世纪头10年，深圳已经进入了“创意时代”。先是一年一度的“深圳读书月”2000年11月成功创办，然后是2004年深圳首提“文化立市”，确立了一个简称为“两城一都”的构想，即将深圳建设成为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和设计之都。2005年，又确定每年的十二月为“创意十二月”，显示深圳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创意城市。2008年，深圳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亚洲第三、中国第一个联合国命名的“设计之都”。2009年，深圳立法确立每年的12月7日为“创意设计日”。更不用说还有早已成为品牌的高交会和初战告捷的文博会。当时我们都觉得深圳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创意时代，现在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我们已经生活在创意时代里。

“设计之都”名号联合国和深圳“撞车”了，这算是创意时代的英雄所见略同。既有此巧事，干脆就“无巧不成书”，正好可以做篇创意十二月的文章。我立刻把当时的副主编李宁叫来。他是英语专业，一直关注海外文化产业领域信息，“文化广场”上的许多国际文化领域学界业界资讯都由他编译。

“原来人家联合国也在搞'设计之都’，”我很兴奋，大声嚷道：“你马上去网上搜搜，看看是怎么回事，写一篇稿子，题目不妨叫做“深圳能否成为全球第三个设计之都？”

李宁真诚一笑：“这还用问？不可能啊。”

“我也知道不可能，”我哈哈一笑，“但是可以问啊。问一句又不算失实。”

他边出我办公室门边用东北口音嘟囔：“第三个？嘿嘿，这事儿整的。真敢想。”

2006年12月20日，李宁的稿子见报了。后来无数的事情皆因这篇稿子而起，所以我这里得全文照录——

深圳：全球第三个“设计之都”？

深圳商报记者 李 宁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弗罗里达2002年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一书中说，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社会因此可以分成四个主要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他说，创意阶层包括一个“超级创意核心”（su✌per－creativecore），这个核心由来自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有学者就此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意阶层虽然尚未成型，但出版人、设计师、广告人、经纪人、建筑设计师、报人等文化人群将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第一批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创意阶层。近年来，深圳以设计师为代表的创意阶层也因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而凸显出来。

一定规模的创意阶层将引领一座城市走向“创意城市”。深圳2004年提出了打造“设计之都”的创意城市构想，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陆续指定了全球6座城市为“创意城市”，它们成为“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联盟”的一部分。它们分别是：“设计之都”——德国柏林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民间艺术之都”——埃及阿斯旺和美国圣达菲、“烹饪之都”——哥伦比亚波帕扬，以及“文学之都”——英国爱丁堡。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标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它的要素，看看深圳的设计之都离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多远。

一座依靠设计发挥灵性的城市

柏林有1.04万人专职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此外还有众多以设计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柏林设计业的600多家公司每年的营业收入达14亿欧元。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古以来就是南美洲一个重要的商业、金融、科学、文化、艺术中心，素有“南美洲的巴黎”之称。今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跻身于世界特大城市之列，通过公私协作，这里的设计行业成了推动当地经济的主要元素，这也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甚至国际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深圳设计业总产值已达122亿元。目前深圳拥有平面设计公司400多家，平面设计师两万多人，远高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从这些数字看，深圳的设计产值接近柏林，设计师人口远远超过柏林。如果加上服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等，深圳的设计公司数量也会超过柏林。那么这些硬的指标都达到了，还差什么呢？

设计教育层次不够丰富

柏林有4所大学开设设计课程，另外还有许多职业学校开设设计课。开创世界现代设计的德国包豪斯设计学校曾于二战期间搬往柏林。教育作为设计的摇篮，为城市的创意提供智力支持。虽然深圳的深大和高职院都有设计系，但业内人士深圳平面设计师王粤飞认为：“深圳设计教育缺乏层次。深圳没有针对年轻人、中专级的设计学校，尽管深大有设计学院，但那是一个高门槛，而在国外有很多专门针对某种设计门类的学校，比如海报学校、包装学校等，培训时间不会很长，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去学习。”深圳的设计职业教育还不够充分。

设计的社会意识需要培养

记者曾接触过许多设计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设计师的理念不容易得到企业老板的认同，许多企业对于工业设计的作用认识不够。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主席韩家英说：“一个设计出来，有的企业愿意出50万元人民币，而同样的设计，有的企业只愿意出5万元。”大部分企业对工业设计的理解仅仅是画张图，设计一个外壳。而实际上，工业设计是一个很系统的工作，它涉及两个领域。一个是技术领域，为企业产品提供应用环境的解决方案；另一个是美学领域，根据人们的文化背景、审美趋势设计产品。韩家英说：你每天都要“遭遇”设计，而坏的设计就是一种视觉暴力，深圳企业家的审美和市民的审美都需要培养和提高。

上月末，来深圳参加观澜版画展的黑龙江老版画家郝伯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版画在日本比较好卖，因为日本人懂版画。日本的家庭到新年前都由家庭主妇决定新购一些版画挂在房间里。那么，深圳的中小学能不能也开设设计欣赏课，从小培养设计的美学意识呢？王粤飞甚至建议深圳有必要开设一家专门收藏设计作品的设计博物馆。记者了解到，关山月美术馆已经把设计作为学术方向之一，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展览设计作品，深圳的学生和企业家可以走进美术馆感受设计之美。

廉租房是年轻设计的生态湿地

在房租低廉并且有许多空地的柏林，年轻人能找到尝试新想法的自由空间。从国家歌剧院到荒废的地铁站都是他们施展设计才华的舞台。北京宋庄艺术家村和798艺术社区就是因为房租便宜才吸引艺术家们投奔它去的。深圳的大芬油画村也是如此。要吸引年轻的设计师来深圳创业，廉租房是他们的生态湿地。

等待以上条件成熟起来还需要时间，尤其是设计的社会意识的培养更需要时间和耐心。但设计之都的目标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稿子写得不错，实事求是摆出了深圳存在的差距。李宁说调门儿不能太高。我说，那也得说一句“深圳离全球设计之都越来越近”之类的话。他同意把这句话加在文章最后。

我们谁也没指望这篇稿子有什么反响。下午突然接到当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亚兵电话，让我到部里去一趟，谈谈设计之都那篇稿子。我心里习惯性地咯噔一下：稿子出问题了。在创意十二月，说了一些深圳设计教育层次不高、市民设计意识有待培养之类的话，一定有领导不高兴了。

半小时后，我已经在段部长办公室落座。他那里端茶倒水，寒暄不停，脸上红扑扑，笑眯眯。我看着摆在他办公桌面上的“文化广场”，心里更为忐忑，故作镇定，东拉西扯，等待挨批。

终于，言归正传。

“你们今天这篇文章不错。京生部长让我问问你，这联合国的'设计之都’是怎么回事。”

文章不错？欲擒故纵吧。我以争辩口吻，急切地把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段部长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深圳能否成为全球第三个设计之都？你问的问题，你先回答一下。”

我说：“我们就是问问哈哈。深圳现在不可能，不能说将来就没有可能。再说，咱建设咱的，他们评他们的。咱是不是设计之都，不能他们说了算啊。”

段部长这个时候不笑眯眯了，表情一下变得很郑重：“大侠，京生部长对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让我委托你们尽快将有关情况搞清楚，看看深圳如何能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他认为，以深圳的实力，可以争取成为全球第三个设计之都。”

我一时愣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