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灿 ：恐 惧
文/魏 灿
我有一个奶奶，那是一个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奶奶挺爱笑，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笑的模样：一双大大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细的缝；一张不大的嘴也咧成了一条不宽的缝，看不到牙齿，咧开的嘴角向上翘翘着。
三年困难时期，奶奶做的饭总是分为三种：好的，是爷爷的；中等的，是我和弟弟的；最差的，则是她自己的。吃饭时，她总是让我们坐在饭桌前，而她，则端着自己的碗，扭着身子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吃。我知道，她的那个碗里，不过是一些煮过的地瓜秧或者是蒸过的棉籽壳。
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机关上吃住，不常回家。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就劝奶奶：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起码也要和孩子们一样吃。
奶奶则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他爷爷要挣退休金，孩子们要长身体，我一个老婆子没什么用，有点吃的就行了。
妈妈多次劝说也不见成效，她做的饭依然分成三样。就这样，熬过了那三年最困难的岁月。
奶奶最疼爱的就是我了。有什么好吃好穿好玩的东西，她总要给我留着。一般来说，弟弟们有的，我一定有；但我有的，弟弟们不一定能得到。听妈妈说，有一次奶奶和爷爷吵了架，倔强的爷爷一气之下，非要和奶奶离婚。妈妈怎么劝也没有用。眼看真的要离了，奶奶哭得和泪人似的，对妈妈说：文华，你爹真要和我离婚，我也没有办法。离的话，你就把小灿（就是我）给我吧，俺娘俩过。当然，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不然的话，我就要少了一个最疼爱我的奶奶，奶奶也就会失去一个她最疼爱的孙子。
小的时候，总觉得奶奶是我最亲最亲的奶奶。随着年龄不断长大，我发现这里面有点不大对头——别人的妈妈都叫奶奶“娘”，我妈妈（还有爸爸）怎么叫奶奶“婶子”？还有，爷爷已经是70岁的人了，可奶奶好像还不到50岁，并且还显得那么年轻、漂亮？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蹊跷，可也不敢问，只好闷在心里。
谜底是逐渐揭开的。
先是在“四清”后期，我听见妈妈对爸爸嘟囔：组织生活会上，不少同志给妈妈提意见，说妈妈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给自己的公公找了个地主婆做老伴。
不对呀，我家的家庭成分明明是贫农，怎么奶奶她倒成了地主婆？难道她和我们不一样，难道她不是我的亲奶奶？
后来，还是奶奶亲自为我揭开的谜底——
那是1966年夏天，火热的红八月。街道上到处都是破四旧的人流。不时有一队队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被红卫兵们押着游街示众。我的情绪也极度亢奋，跟着红卫兵们到处去看抄家、游街、烧东西、扒牌坊。但是，回到家来，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奶奶坐在床边哭哭啼啼，爷爷站在一旁劝她：你一个老婆子有什么事，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嘛。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几天，最后，爷爷也懒得理她了，只剩下奶奶一个人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想自己的心事。
终于有一天，奶奶把正要出去玩的我叫住了：“小灿，你别出去了，奶奶有个事给你说。”
“什么事？”我不情愿地跟着她到了里间屋里。
“我不是你亲奶奶。”
果然被我猜中了。我沮丧地听着同样沮丧的奶奶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原来，奶奶家是她们那个乡里有名的大地主。婆家和娘家也是门当户对。婚后的十几年，虽然她一直没有生育，但日子过得倒也和顺。没想到土改来了，不但她娘家婆家的土地、房产全被没收了，她的公公、丈夫也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她娘家爹妈死得稍早一些，躲过了斗争会）。
农会把她家扫地出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她只好与年迈的婆婆在野地里搭了个简陋的窝棚，靠串村要饭为生。没过一年，婆婆就死了。征得农会的同意，她才出来给人当保姆。我的亲奶奶早就去世了，爷爷一辈子穷愁潦倒，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年近50的他只好参加了革命，跟着八路军打游击。
解放了，进城了，虽然儿子成了家，但他老人家还是独身一人在机关宿舍里混。妈妈嫁过来后，感觉到爷爷单身一人挺不容易的，就想给公公找个老伴。她看中了在同事家做保姆的奶奶，觉得这个人干净、和善、有教养，就从中促成了这门亲事。奶奶是我出生那年嫁到我家的，当时社会还是相当封闭，年轻的儿媳妇主动给自己的公公找老伴是件挺稀罕的事，因此一时在县直机关干部中传为美谈。
前不久，奶奶去街上买菜，远远看到了一个她十分熟悉又十分难忘的身影——她们村里当年的农会主席，正站在路边和街道干部说着什么，十分激动的样子。奶奶觉得，既然是老家的人，起码也应该上前去打个招呼。快走到跟前时，好像听到那位农会主席正在大声说着自己的名字，她稍微犹豫了一下。这时，身旁正好有一队黑五类分子被红卫兵押着走了过来。她突然想到：不会是来抓我回村批斗的吧，就急忙躲在了一边。她看到黑五类队伍里，有几个比她年纪还大的老太太，她们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一边踮着小脚往前走，一边忍受着路旁人们的踢打。公公和丈夫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情景突然就跳进了她的脑海里，她不敢再看下去了，急急忙忙回了家。
惊慌失措的奶奶回到家，就把她看到、听到、想到的事一古脑全告诉了爷爷。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说：我这次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也别再找我了，把我忘了吧。
爷爷一听，也懵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想了一下说：你现在不是那个地主的老婆了，你是我的老婆嘛！突然，爷爷好像想到什么，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我老婆嘛。到革命退休老干部家来抓人，我看他谁敢？
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却明显的底气不足。奶奶当然并不相信只凭爷爷革命退休老干部的身份，就能让她躲过这次灭顶之灾，照样哭哭啼啼。爷爷只好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是革命退休老干部的家属”等理由来宽她的心。也就是我前一阵子回家看到的那一幕。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到家里来抓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爷爷开始怀疑奶奶那天是不是看错了、听错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也就懒得再搭理奶奶了。可是，奶奶的心事老是放不下，整天哭丧着脸想找爷爷说说，可是看到爷爷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只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哭啼啼地想自己的心事。越想越觉得可怕，越想越想找个人说说，憋了五六天，实在憋不住了，这不，找我来了。
我如同五雷轰顶，呆住了。不仅我原来的猜想被证实了，还有更可怕的后果——万一人家真的把奶奶五花大绑地从我家抓走，我还怎么能在同学们中间混？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虽然这种后果很可怕，但眼前的奶奶更需要应付，何况我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我呆呆地听奶奶讲完了她的心事，支支吾吾说了一些连我也不怎么相信的话，安慰那可怜的奶奶，出去玩耍的心早就没有了。我这才知道这文化大革命原来并不仅仅是抄家、游街、烧东西、扒牌坊的狂欢，还有被抄家、被批斗、被游街的屈辱。
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奶几乎每天都要向我倾诉她的担忧、她的恐惧。我娘俩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悄地交流着各自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认为，既然这么多天都没发生什么事，可能就没有事了，奶奶她完全可以丢掉这个思想包袱，该干什么干什么。奶奶则不这么想，她琢磨着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完，比她年纪大的老太太都被游街批斗了，不可能放过她。现在不抓她，不等于以后不抓她，说不定哪一天，村里的那些人肯定会把她揪回去批斗的。奶奶这种固执的想法让我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千方百计地躲着她了。
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秋凉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造反派们逐渐崛起，走资派成了斗争的目标，而前一段被游街、被批斗的黑五类，渐渐地就没人过问了。奶奶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渐渐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的两年里，先是造反，造当权派的反。我的爸爸、妈妈虽然连个芝麻大的官也算不上，但还都是个小小的当权派，因此，也都先后被短时间批斗过；后来，就是打派仗。我县分为三派，三派之间交叉着打，先是拳头、口水，然后是砖瓦、棍棒，最后就是真刀真枪了。这两年里，奶奶也曾为爸爸、妈妈担惊，也曾为流弹不长眼睛受怕，但总算不用再为自己可能被揪斗而惶惶不可终日。
等到派仗打完了，一切都安定下来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各地区、各单位纷纷办起了学习班，把那些历史上有各种各样污点的人集中起来，清查他们的历史问题。随着“清队”的不断升级，各种各样的自杀消息不断传来，昨天，这个学习班上有人上吊自杀了；今天，那个学习班上有人跳井身亡了。那些身上有各种各样历史污点的可怜的人，实在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逼供、批斗，只好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来结束这种摆脱不掉的屈辱。
奶奶的那根神经又被触动了。娘家、婆家都是有名的大地主，公公、前夫又都是土改中被杀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让那些为一点点小小的历史污点而自杀的人相形见绌。看来，虽然上次“破四旧”能侥幸躲过去，这次“清队”可真是在劫难逃了。
奶奶又陷入了就要被揪斗的恐惧之中。她又开始找爷爷絮叨她的问题。这次，爷爷只劝了她两天，其耐心就丧失殆尽，再也不理她了。奶奶只好把求助的目标指向了我，与我探讨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她看来，无论什么可能性，最终她都会被拉到万人大会上去批斗，落得个和她公公、前夫一样的下场。越想越可怕，她简直要崩溃了。我开始还耐心地劝她：不会像你想的那个样，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的。但是，无论怎么劝说，总是扭转不了她那顽固的想法。我也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躲着她了。气得从不骂人的奶奶开始骂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连自己最疼爱的孙子都那么没良心，指望不上了，奶奶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没办法，奶奶又想到了也是她疼爱的孙子之一——我三弟。三弟那时10岁才出头，脾气又比较温和。于是，三弟就代替了我，开始承担起了无休无止地与奶奶探讨这件事最终结果的重任。10岁才出头的小孩子能懂得什么（这话显得特别没良心，当年奶奶第一次告诉我真相时，我也不过是这个年纪），三弟只好一边听奶奶自说自话，一边想办法说一些连他也不一定明白的劝说的话。看到他和奶奶就像当年的我和奶奶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悄地交流着各自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搜集各种词汇去安慰那可怜的奶奶了。
没想到的是，我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更加可怕的后果：奶奶想，既然早晚都要被批斗，与其这样提心吊胆地受煎熬，倒不如早早地了结来得痛快。于是她决定要向街道干部去自首了。当三弟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我之后，我又一次如同五雷轰顶。我先告诉了爷爷让他劝住奶奶，又急忙跑到机关上，把妈妈叫回了家。妈妈堵住门，坚决不让奶奶跨出家门一步，并且严肃地告诉她：你现在是否会被批斗，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且在妈妈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你真的去自首，自己把这件事掀出来，那么，被批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真的了。这样的话，不仅你自己会遭殃，全家也都会跟你一样全完了。在全家人连吓唬加安慰的攻势下，奶奶不得不放弃了自首的想法，决定为了全家，继续忍受这种提心吊胆的煎熬。一场危机终于化解了。
从此以后，奶奶就变得更加敏感，她经常坐在门里，虚掩着家门，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邻居们的一举一动，她都听得真真切切。她要从邻居们的语言、举动中，判断自己是不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她已经下定了决心，真要到了最后的时刻，她就自我了断，绝不能让人家活着把她绑出家门。她决心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我们全家的名誉不受损害。
她突然对街道上的居民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认为，能被允许参加居民会，就说明她还被认为是自己人，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不让参加居民会，就说明她已经被从自己人中开除出去了，那就危险了。可是，街道上的居民会，哪有那么认真？开会的时候，有时会通知她参加，有时可能就忘了通知她。因此，奶奶的情绪也就随着能否参加居民会而大起大落：没有被通知去参加居民会，奶奶就会疑神疑鬼，情绪极度低落；被通知去参加居民会，奶奶就更加提心吊胆——是仅仅开个会呢？还是在会上被揪出来批斗？如果到了会上才被揪出来，那可连自我了断也来不及了。直到开完会，她那颗悬了半天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欢天喜地地回家来。但是，没过几天，她又会为下一次居民会而大伤脑筋了。
终于有一天，居民小组长又来通知开会了。那位胖胖的小组长奶奶进门就说：“大哥，街道上让我通知你明天去开会。”奶奶以为是听错了，怎么，不是让我这老婆子去开会，而是让老头子去开会？爷爷也以为是听错了，退休这十多年，除了原单位的领导过年过节时来家里看看，还从没有谁让他去开过什么会呢。当确认了是让爷爷去开会后，奶奶的情绪又突然低落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晚上不免又是一阵子猜疑。
没想到，第二天从会场上回来，爷爷的情绪一落千丈，几乎和奶奶一样了。原来，20年代，爷爷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曾经在军阀队伍里当过几个月的兵。这件事在审干时他都如实交代了，档案里当然也就留下了记录。这次“清队”凡是历史上有污点的都要清查，爷爷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想到自己革命了十几年，都抵不过军阀队伍里那几个月的兵，照样要被清查，爷爷就更加悔恨交加。他后悔自己当时那么没志气，吃不上饭又能怎么着，为什么非要去当那几个月的兵？现在终于被清查了，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出门？还自称什么革命退休老干部？呸，什么都不是！
妈妈听说了，慌忙找街道干部去问是怎么回事。街道干部和妈妈都很熟悉，他们告诉妈妈，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只要爷爷再交待一遍就行了，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了。他们让妈妈回家去告诉爷爷，千万不要想不开。妈妈回到家来，就按照街道干部的吩咐，劝爷爷千万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千万不要想不开。奶奶看到当家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也顾不上自己的“问题”了，和妈妈一起劝开了爷爷。她更担心的是，万一老头子出了什么事，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该怎么办？
爷爷连续参加了几次街道上的会之后，问题就算是查清了。街道干部告诉爷爷：“大爷，你没什么事了，回去后千万不要想不开，你还是我们的老革命嘛。”可是，爷爷再也不想自己是什么老革命了，他本来心胸就不大，胆子更小，经过这次变故，他很快就病倒了，久治不愈，在我去兵团后不到半年，爷爷就去世了。
奶奶在这次爷爷出事后，竭尽全力地劝说爷爷，伺候生病的爷爷。忙乱之中，倒把自己的“问题”给放下了。等到爷爷的丧事办完了，奶奶的“心事”就又浮出了水面——爷爷因为这么点事就被整得五荤六素，自己那么大的“问题”还能逃得过去？于是又进入了一轮新的循环——猜疑、敏感，时刻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批斗。
不过这时候，她的倾诉对象又变了——爷爷已经不在了，我去了兵团，三弟也要下农村了（他没下农村时就受不了奶奶的絮叨了，开始躲着奶奶），只剩下10岁刚出头的四弟，还能听她倾诉自己的担心。
妈妈说，奶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了，而是成了一种病，一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病。这种病，没法治，除非社会环境有了根本的转变。
奶奶就在这种病态中，等待着社会环境的根本转变。只有到了那时，久违的笑容才会重新浮现在她的脸上。
当然，她等到了。
作者简介：魏灿，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山东省单县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做过中学教师，媒体编辑，现为机关公务员。